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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债是自己的债，是我欠自己的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太多的动摇、屈辱、背叛、扭曲、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最近我刚做了一次贵州之行——大家知道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这次我又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面对当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我对不起他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文革”，谈忏悔，我没有发言。其实我自己时刻在进行着“文革”的忏悔。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或者说罪过，有两个，都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个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也写了文章，就是烧毁了父亲的照片。另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革命，人们就给我加上许许多多你想象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一些是非常奇特的，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联想。我举个例子。“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亲近的人来揭发你。有一个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学生揭发说，钱某人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这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天空，但下面一句就是编造的了：说我不喜欢红色。这就麻烦了。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站出来分析，说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这位美术老师还从专业的角度给我加上一条罪名，说蓝色是冷色，红色是热色，这暴露了他内心的阴冷，他对人民冷酷，对我们人民共和国没有热情。
同学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天天逼你检讨，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我当时还有个天真的想法，以为编得越离奇，将来就越好翻案。于是，我就把教材拿来，一篇篇地从反面想，说自己怎么怎么在课堂上放毒。我也特别能写，一天一大摞检讨书。弄得那些“左派”都很惊奇：怎么钱理群有那么多反动思想呀。他们就觉得这个钱理群很有挖头了。
我原来想用这个办法来解脱自己，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加频繁的更加严厉的逼供。开始是逼我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后来就追问我：你这么放毒，别人，特别是你的朋友是怎么反应的？他们说了什么？你这么反动，他们怎么就不反动呢？我原以为把自己骂够了，骂臭了，就可以过关，现在却要牵连到他人了。开始我还想做一点反抗，坚持说就是自己在放毒，别人没有反应。这显然不合逻辑，说不过去。在压力之下，我就犯了一个终身不能原谅的错误：我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连累了自己的朋友。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因此，这一次见到受到我的伤害的朋友，面对他们老态龙钟的样子，真是悔恨交加。当然，大家都不会提这些往事，也许有些朋友已经忘记了，但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是我心中又一座搬不走的“坟”。
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前一段，我说过一段话，引起许多争议，其中也有误会。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但必须有几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必须明白说违心的话，是个错误，不能把说谎当作光荣；第二，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说谎，不能为了个人目的主动去说谎；第三条，不能伤害他人，说话的后果你自己承担，绝对不能连累别人。大家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包含着我在“文革”中的最惨重的人生教训的。我这么说，是有着非常深的隐痛的。
前面说过，我一生中犯过两个大错误、大罪过，现在，我要趁退休前最后的上课机会，公开说出来，而且是向我的学生——在座的诸位说。说出来，长期郁结的内心的紧张就舒缓了，可以相对轻松地去安度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