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好多年前我写过文章，称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 （参见《学问不是评出来的》，《人民日报》2007年7月6日） 。在我看来，做学问不该是对抗赛，而更接近于表演赛。若是前者，百八十人对决，矮个子里总能拔出高个子来；若是后者，则要求每个人尽情发挥，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很可惜，目前中国各大学的评职称及评奖均采取前一种策略—即便评选过程“公开”且“公正”，也都不能保证获奖者真的成绩优异。
竞争确实可以激发斗志，短期内战果辉煌；但今天中国学界之“过度竞争”，长远看，对学术发展其实不太有利。最明显的一点是，大家都变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缺乏大志向、大视野、大计划。在高校工作的人都明白，奖项、职称、课题、职务，这四大“上升要素”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紧密互动，且往往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对于思维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年轻学者来说，因尚未站稳脚跟，生怕“大意失荆州”，故轻易不敢冒险。为此，尽快出成果，争取大大小小的获奖机会，变得十分现实。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北大中文系内部达成默契，学术水平高的名教授，不申报北大或北京市的奖励，直接报国家级奖项。腾出空间来，让年轻教师有获奖的机会。现在不行了，因奖励的力度越来越大，当事人不见得愿意礼让；更何况校方要求从起步处开始竞争，获学校奖的，方才能申报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奖项。这样一来，赢者通吃，弱者则只能永远当分母。这里的强弱，很大程度由学术地位决定，而不一定是学术水平。因正式外送参加北京市或教育部评审的名额有限，学校出于保险系数的考量，更愿意选送名教授的作品。这种制度安排，让年轻教师脱颖而出的机会变得十分渺茫。老教授们心里很矛盾，到底申不申报？不申报，有碍本单位的学术业绩；积极申报，又很可能挤掉了年轻教师的前途。
任何国家都有学术奖励，但看过内地教授或学生履历表的，肯定对其“所获奖项”的丰富多彩表示惊叹。奖励过多，也就明显贬值，此乃中国教育及学术“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表现。以北大教师为例，每年大约有1/3以上的人获得大大小小的奖励，有的单位甚至获奖人数过半。年复一年，表彰力度增加，可效果却递减。如此频繁的评奖活动，本意虽甚好，可一旦操作上略有瑕疵，引起诸多内部矛盾，很可能成了另一种“折腾”—这也是近年内地大学校园显得骚动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说这些，并非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说实话，我本人也是这种奖励制度的获益者。可我一直在反省，即便从管理的角度，目前内地大学这么密集且名目繁多的奖励是否有必要，能不能少评奖、评大奖？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每年也需填报学术成果，但未见具体的奖惩措施，连一句口头表扬都没有。不像内地很多大学，实行“明码标价”的奖励制度—发表一篇哪个级别的论文奖励多少钱，年底结账时坚决兑现。我曾撰文批评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提奖学术”，可惜目前此举已成燎原之势；更严重的是，不少学者尝到了甜头，开始“非常适应”这一体制，且玩起各种猫儿腻来。
港中大不是不看重学术成果，而是放长线钓大鱼，平日不奖惩，晋升职称或申请长聘时见分晓。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算总账”，而不愿意每天扳着手指头“精打细算”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