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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专题课“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学”，有香港学生问我：为什么北京大学盛产“逸事”，而香港中文大学则很少？这是个有趣的观察，值得认真辨析。
首先，北大比港中大年长，前者已有115年历史，后者今年刚办五十大庆。不说别的，就照比例，北大的逸事也会比港中大多。可这个说法实在牵强，凭常识我们都明白，不是年岁越大越有趣。比如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但天大流传的逸事就没有北大多。
更应该关注的是，北大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那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若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李大钊书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最为合适。无论哪个时代，也不管是正是邪，关心国家大事，始终是这所大学的最大特点。单纯的课堂、操场或实验室，不够他们一展身手、驰骋想象，于是有了诸多虚虚实实、口耳相传的“好玩的故事”。
第三点，必须说说北大人普遍具有的浪漫气质与文人趣味，这是校园里众多逸事之得以广泛传播的关键。在《北大旧事》 （三联书店，1998） 的序言中，我提及：“夸张一点说，正是在这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经不起考据学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进入‘正史’？即便说者无心，传者也会有意。能在校园里扎根并生长的轶事，必定体现了北大人的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换句话说，别的大学也可能有类似的人物与故事，但不见得“传之久远”且“发扬光大”。
在香港教书这么些年，不时被问及港中大与北大的差异。这里暂不褒贬抑扬，只说一点中性的意见：港中大的学生比北大学生“朴实”，港中大的教授比北大教授“专业”。而这跟两校的历史传统、生存空间、自我期待有很大关系。毫无疑问，这一“差异”直接导致了各自对于“传说”的选择以及与对于“历史”的建构。
同样是追溯往事，怀念师长，对比《精神的魅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北大旧事》 （三联书店，1998） 、《北大往事》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与港中大的《诚明古道照颜色—新亚书院55周年纪念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06） ，不说“天差地别”，起码也是相去甚远。前者充溢着激情与诗意，后者则更多史实的考辨与理性的思考。在港中大现有的9个成员书院中，新亚是性格最为鲜明且最有文人气的；新亚尚且如何，其他书院可想而知。
北大盛产“逸事”，这里关涉大学本身的气质，也有学者的推波助澜。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容易成为出版时尚。可这么一来，也会出现新的偏差。当初编《北大旧事》，我在“导言”中提醒：“逸事”虽则好玩，但不可太当真；必须与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相参照，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辨与阐释，方才值得信赖。而且，即便是真的，也不见得都值得推崇。比如钱玄同不改作业，抓一把卷子丢出去，哪个飞得远，哪个分数高；或者黄侃课堂上留一手，关键的学问，必须是课后叩头交钱才肯传授。最近这些年，关于晚清或民国文人学者的逸事广为流播，效果有好也有坏。这里不做道德训诫，只想指出一点：品读“逸事”，必须有“正史”作为补充与对照，才能建立大思路，否则容易读歪。
读者及出版界关注“晚清文化”及“民国大学”，这当然很好，但不能脱离历史语境，更不能无限制地引申发挥。近日读《北大新语—百年北大的经典话语》 （严敏杰、杨虎编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其《后记》称：“本书体例仿《世说新语》而作，共分23大类，将百年北大人的精彩‘话语’汇集成书，让读者在细微之处体悟北大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气象以及精神魅力。力求不着一字评述，却可尽览北大风流。一言以蔽之，就是想用我们有限的能力为百年北大编撰一部《世说新语》。”（252页）我稍微翻阅，发现此中北大人的“新语”，凡摘自作者原著的多可信，凡属于轶事转述的，则大都夸张变形。
“逸事”不同于“史实”，“变形”方才显得“可爱”。这就回到那个古老的话题：“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