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与运相争
奕䜣其人

第一次游览恭王府花园，是在1991年初。

那会儿，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未久，我正在为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筹建上海证券业务部奔忙，进京汇报工作。天寒地冻时节，本来人就慵懒，干完正事，并不想在户外闲逛。但听朋友告知恭王府花园已经对外开放，马上按捺不住，急急赶去。因为我向来将恭亲王奕䜣看作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而抱有景仰的心情，很愿意到他府邸旧址去怀古，寻找一种支离破碎、自己也难以说清道明的复杂感觉；同时，这花园也是北京市目前保存得最为完善的一处王府花园，名声极大，自然是值得一游的胜地。

从北海公园静心斋出北门，隔街便是一片冰封的什刹海。什刹海分作前海、后海及后海西北的积水潭 （亦称西海） 三部分，加上前海之南的北、中、南三海，统称“六海”，是镶嵌在北京城中央的漂亮闪光的宝石。《辞海》上称，“海”字可作“大湖”解，并举“青海”、“里海”为例。我不研究训诂，也不懂地名学，讲不出北京市内的这些湖泊命名的原则。若按面积论，中、南二海为0.52平方公里，北海为0.38平方公里，什刹海为0.34平方公里， 都算不上大湖。联想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内叫做“长海”、“五花海”、“树正群海”的湖泊，揣想若将“海”解作“湖”，字义才更确切。

什刹海据说得名于元代后海附近的十座古刹。或说“什刹海”原来只是一座古庙的名字，后来延伸为湖名。湖水来自城外的高粱河。旧时，海边高柳芦苇间，飘荡着暮鼓晨钟的悠扬回声。每至夏日，荷花盛放，湖水初平，很有点儿情趣。海边又有许多酒肆茶馆，文人士大夫常常在此作文酒之会，确实引人流连忘返。如今，庙宇早已不存，但海边依然有古老的垂柳，成片的小院平房，安静整洁的街道，透着一番渐渐远去的古意。

顺着前海西街北行，过郭沫若故居 （原先是恭王府的马厩） 拐到柳荫街，恭王府就在眼前了。从地势上看，王府的东部和北部被什刹海环抱，向西望去，隐隐约约地现出西山的轮廓，确是建府建园的风水宝地。晚清的另外两座著名王府——醇王府和庆王府也都在附近。时下，王府旧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占用，花园单独辟出修复，以供游览。恭王府花园又名“萃锦园”，从前是高宗宠臣和珅的宅第。乾隆年间，门前冠盖如云，极一时之盛。嘉庆四年和珅籍没后，花园被仁宗赏赐给了他的四弟庆王永璘。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永璘孙奕劻继承王府时，他的身份是辅国将军。两年后，朝廷便把庆王府改派给恭亲王奕䜣居住，奕劻搬到因擅签《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被革职的大学士琦善宅第 （定阜街3号，后来随着奕劻的地位提升，该处又改造成新的庆王府） ，从此，恭王的新居和花园便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它的声名。

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帝祚世系中共有三位皇帝——文宗奕 （咸丰） 、穆宗载淳 （同治） 、德宗载湉 （光绪） 。与此同时，朝野间还有三位潜在的可能君临天下的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位是湘军统帅、晚清最重要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另一位则较为特殊，他就是皇家玉牒中人，宣宗旻宁 （道光） 第六个皇子奕䜣。

洪秀全是清廷的反叛者，自打定都天京后，已在南面称朕，但毕竟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虽说提出了颇为后世历史学家推崇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其他富有平均平等禁欲色彩的理论构想，但并未实行之，也不准备实行之；并且在刚刚夺得半壁江山之时，已沉湎于自我陶醉的宗教幻想和骄奢淫逸的物欲享受，言不由衷，一派土豪暴发户的气象。加之极为血腥的内部猜忌、倾轧和屠杀，神经也似乎有点儿不正常，终于难成大事。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建立湘军武装，平定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于倒悬危亡之时。他以理学带兵，以引荐提携科场和官场不得意而有经世之才者为己任，因他保举而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著名者，包括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宜、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皆在历史的车道上碾下了自己的辙痕。其他政坛学界著名人士，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王闿运、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也都出入过他的幕府。曾国藩手握兵权，门生故旧遍布要津。王闿运曾劝他称帝，夺爱新觉罗天下而代之，却为他拒绝。时人认为他是大清忠臣，他死后，朝廷谥他“文正”。与他极不相得且自视极高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奕䜣曾与他的四哥奕 同是皇位的竞争者。就文才武略而论，他都大大超过乃兄，野史上称其“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他之所以最后未能继承皇位，据说是才华过于展示；而庸碌无能的奕 ，则受老师杜受田密计，“藏拙示孝”，博得道光帝的好感，由此可见道光的昏聩。清史学者认为，道光朝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拿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反观道光立储的得失，确实也可看出此点。假如奕䜣在1851年继承皇位，中国同样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汹涌东来的滔滔波澜，太平天国起义也照样爆发，但奕䜣的眼光及处理方式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由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奕䜣以议政王身份，辅佐两宫太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发动洋务运动为证。

奕䜣当政的枢机，是与慈安、慈禧太后联手发动北京政变，捕杀咸丰帝安排的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但他秉政时，“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 （刘体智《异辞录》语） 。同治年以前，清廷对汉族官员一直控制很严，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据薛福成记载，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喜形于色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即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闻此，“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而肃顺是在满族大员中，最早看出要挽救大清，必须起用汉人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皆受过他的保荐。曾国藩在咸丰驾崩后评论说：“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他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后，忧惧异常，在家书中含蓄地称之为“中外悚然”。然而，是奕䜣给了曾国藩更大的信任，以朝廷名义命曾国藩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大胆地将军政大权交给汉族官员，为最后平定起义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方略上，奕䜣阴行了肃顺路线的话，在应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方略上，奕䜣的做法正好相反。肃顺在对外政策上，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排外；奕䜣则能看清世界大势，发起近代化运动：从建立总理衙门、设立驻外使馆、兴办近代学校、派遣学生留洋，到引进外国武器、创办近代工业、建设新式海军、开设电报矿务。这场大陆学界称作“洋务运动”、台湾学界称作“自强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奕䜣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得以奠定。

台湾作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末尾，对清朝的九位皇帝作了很有趣的打分评价 （见下表） 。

若恭王得承帝位，放在咸丰的位置上，按照我的看法，其资质、教育、统驭皆不相差，均可同样得“上”。机遇则同样为“下”。享年65岁，体格可得“中”。以其待咸丰、待两宫太后的态度，本性亦当在“中”之上。以其在同光年间取得的政绩，责任感可评为“上” （至少不低于道光） ，应变则可评“中”。他的私生活也无可指摘，可得“上” （同样不低于道光） 。则其总得分为115分，可在总名次中超过乾隆而位居第二。如此，慈禧太后就没有机会在历史上崭露头角，当然也就不会有同治和光绪。

以上三人，洪秀全是有机会当皇帝，当不了；曾国藩是有可能当皇帝，不愿当；奕䜣是极想当皇帝，没当成。对前二位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已毋庸多说。但奕䜣当皇帝，倒确实是可以让人丰富地想象一番。中国会不会有一个如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机会呢？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是否使中国与近代化失之交臂？读大学时，老师总是严肃地告诫我们，历史学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事实去研究，不能对没有发生的情况去想象，因为这种想象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话自然有道理，可是如果把一切想象都剥夺了，历史研究岂不太乏味了吗？

如今在恭王府花园，看不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雨，只能看到满族王公优雅恬适生活的痕迹。严冬腊月，林木萧瑟，几无游人，这也正合我的心意。我在园子里慢慢地走着，心中在追寻恭王的足迹。

花园很大，按东、中、西三路，设有二十余个景点，当年曾被称作“邸园精华”。东路的主体建筑是大戏房，一座三卷勾连搭全封闭的剧场。面积685平方米，场中仅用四根柱子，托起庞大的屋顶。这种样式，在古建筑中是很少见的。南面为一米高的戏台，北面是王爷和贵宾的包厢，中间置十几张八仙桌，为一般来宾听戏的座位。整个戏房十分高敞，戏台上悬挂着书写有“赏心乐事”四字篆书的匾额。四壁和梁枋间，涂刷成淡淡的粉绿底色上，绘满藤萝和紫藤花，给人在花架下观戏的奇妙感觉。如此豪奢而又典雅的私人室内剧场，当时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连皇宫和颐和园中也是没有的。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继先都曾在这里演出过。野史传说，清末著名彩旦刘赶三在某王府唱堂会，恰见道光皇帝的五子惇亲王、六子恭亲王、七子醇亲王在座，便学着妓院老鸨的腔调插科打诨：“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不知是否就发生在这里？

西路的“诗画舫”也很别致，它建在一泓湖水正中，上舫必须登舟，而舫中是观鱼的佳处。曾在西城区政府工作的彭君后来向我透露，某位气功大师告诉他，这个看来清幽的园子，其实充满了浊气，绝不能在此练功。因为他测出，就在舫下，和珅埋下了大批财宝。这说法使我想起，和珅抄家后，共查出家藏黄金33551两，白银3014095两，以及大量珠宝器玩和土地房产。副都统萨彬图上奏，认为和珅财产还大有隐匿，建议进一步审讯挖掘。当时民谚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然而嘉庆硃批说，这些宝物，纵有隐寄，亦不过天之下地之上，何以辗转探求，近于搜刮耶？和宅已赏庆郡王居住，王府中再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视，也是断无此事的。因此嗣后大小臣工，不得再对和珅资产妄行渎奏。嘉庆诛和珅，以除巨蠹、平民愤、肃朝纲为宗旨，不求在枝节上纠缠不休。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评价这一谕旨时说：“大哉皇言，洵昭垂万世。”和珅之财，从此也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谜，有的笔记上甚至说这个数字达到8亿两，足以使武侠小说家敷衍出连篇累牍、动人心魄的故事。不过仔细再想，舫下若真有财物，和珅倒台后的近两百年里，居然没被人发现，也不可信。尤其在前些年，这里曾改为某单位家属宿舍，要想探宝，还是很容易的。

中路有座假山，层层叠叠，全用太湖石垒成，称作“滴翠岩”。山下有“秘云洞”，洞中嵌着康熙帝手书的“福”字碑。碑下有副用碎石排成的象棋盘。遥想盛夏之时，在此小憩对弈，真有超尘脱俗的飘飘然感。在山顶，则是称作“绿天小隐”的一个敞厅，仲秋之夜，煮茗清谈，举杯邀月，何其乐哉。

恭王府花园里也不完全都是轻歌曼舞的绮丽、鸟语花香的风雅。在悠闲淡泊的都市园林中，我们可以隐隐地看到权力斗争失败后的愤懑。在假山之前，正对着园门，竖立着一块五米高的太湖石，上书“乐峰”二字。这是奕䜣在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罢黜后，借北宋司马光失意时所作《独乐园记》，在石上刻出“独乐峰”，但又怕引起麻烦，便把“独”字凿在石顶，以此来曲折迂回地排遣自己失意不平的心绪。

奕䜣与慈禧太后在发动“北京政变”时，曾结成战略同盟。以后，奕䜣以“议政王”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领导内政外交事务，与“垂帘听政”的太后有着很好的默契。但慈禧对他则是极不放心的，以致有同治四年三月 （1865年4月） 和同治十三年七月 （1874年9月） 的两次严谴。第一次以御史蔡寿祺弹劾为由，慈禧太后亲笔拟了一份别字连篇的懿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命革去议政王、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由于受到全体王公及军机大臣反对，最后只能收回成命 （议政王头衔仍革去） 。第二次是为了重修圆明园，同治与奕䜣又爆发激烈冲突，奕䜣还劝诫同治不要微行私出。同治恼羞成怒，撤去奕䜣的职务，最后全体军机大臣再次站在奕䜣一边抗命，迫使同治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退让。显示出奕䜣班底强大的政治实力。

奕䜣主持中枢，在推行现代化进程中，很有些值得一书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顽固派在兴办同文馆问题上的争论。

同文馆原是总理衙门兴办的培养外语人才的语言学校，1866年12月，奕䜣上奏，建议在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也就是讲授自然科学，招收满汉举人及中下级官员入馆学习。这一主张遭到了以理学大师、同治师傅、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奕䜣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为此，奕䜣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奏折，其中回顾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历史，以及此后他在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心迹：

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奕䜣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师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在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从此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奕䜣，确实是勇于任事，锋芒毕露的。

在此后的争论中，他进一步设计，任命倭仁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谕令倭仁“酌保数员”讲授自然科学，倭仁被迫承认原说中国之大，不患无精通西学之人，不过是凭空想象，“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而奕䜣仍然寻他开心，以皇帝的名义命他“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馆争论中，奕䜣主持下的军机处，多次拟旨，精彩纷呈，至今读来，依然余音缭绕，令人回味。

从1862年到1884年的二十余年里，奕䜣一直处在中国政治前台的大旋涡里，不停地旋转。直到中法战争爆发，才被西太后强行将整个军机处一起开缺，并让奕䜣回家整整闲赋了十年。以奕䜣之才华和能量，却斗不过慈禧太后，主要的原因可归结为名分，由此可以猜想，奕䜣在书写“独乐峰”时，心情是多么地沮丧。

从此，恭王只能寄情园林和唐诗。他在这个花园里消磨着才华和生命，集唐人诗句，写成八卷的《萃锦吟》，虽说是玩弄技巧的笔墨游戏，有的诗还刻意显示淡漠政治、韬光养晦，但其中仍有不少诗篇抒发了忧郁的心境，如在给同时下野的政治老友，前军机大臣宝鋆的诗中说：

纸窗灯焰照残更， 齐己：《荆渚偶作》。 半砚冷云吟未成； 殷文圭：《江南秋日》。

往事岂堪容易想， 李珣：《定风波》。 光阴催老苦无情。 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

风含远思翛翛晚， 高蟾：《秋日北固晚望二首》。 月挂虚弓霭霭明； 陆龟蒙：《江城夜泊》。

千古是非输蝶梦， 徐涂：《金陵晚眺》。 到头难与运相争。 徐夤：《龙蛰二首》。

岁月如温温的小火，煎噬着人寿。恭王在他的精巧的花园里，渐渐地进入老境，不仅身体衰弱，思想也趋于老化、圆滑和保守。待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前后清流的两位领袖李鸿藻、翁同龢的一起要求下，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王主持大政，而恭王却以主和敷衍的姿态使他们失望。这种衰朽的状况甚至连外国人也看不下去，英国公使欧格讷（Sir N. R. O’Conor）1895年10月底在离任回国前，当着恭王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面，直率地问道：

恭王爷为中国第一执政，又国家之尊行也。此今日之事，舍王谁能重振哉？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德欲占舟山，今一电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振也，欲振作亦非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济，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图新政，期于未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成乎？

欧格讷显然书生气了。君主挑选宰相是为了办事，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必然要虚化相权。恭王复出后的政治生态环境早已不同以往，加之十年赋闲的修炼，自然把一切看淡了，他又岂会再亟亟从事呢？

他的观念也在变化。到了戊戌年间，他更是多次谏言，反对变法。据说直至临终时，他还嘱咐前去探视的光绪，对主张变法的人，要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言也”。以致新派人物，将这位曾经倡导变革的老前辈，看成阻碍维新的死对头；而将他的去世，看成是立即推进变法的历史机遇。恭王的这种变化和结局，似乎也是政治舞台上许多老人的通例，对比青年时代的万丈豪情，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

但恭王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他自己亲手写下的历史，有权力反思和发问。《萃锦吟》中，有一首“元夕独酌有怀宝佩蘅相国”的诗：

祇将茶荈代云觥 ，竹坞无尘水槛清 。

金紫满身皆外物 ，文章千古亦虚名 。

因逢淑景开佳宴 ，自趁新年贺太平 。

吟寄短篇追往事 ，一场春梦不分明 。

据文廷式在他的著名笔记《闻尘偶记》中说，最后一联原来是“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诗意就大大值得玩味了。恭王何必要“猛拍栏杆”？“一场春梦”又指什么？他是否在含蓄地抱怨同慈禧太后的合作与结盟？假如没有这种合作与结盟，便没有北京政变和后来的洋务运动，那么，肃顺主持下的中国政坛又是怎样一番风光？

光绪的变法诏书，颁布于恭王死后第十三天，戊戌变法失败于恭王死后第一百十六天。光绪的一生，也是毁于慈禧太后之手，他和他的六叔，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人物。

恭王府花园虽是奕䜣的旧居，但现在的陈列中，对奕䜣只是简单提过，大多数参观者恐怕既不知晓，也无意弄清历史上的种种往事了。导游们更愿意津津乐道地谈论着电视剧里的和珅，不断强调这儿就是和珅故居，这对奕䜣真是一种悲凉，对历史学家更是一种悲凉。离开花园的时候，我向独乐峰鞠了一躬，算是自我纪念了这位故去的老人。忽然想到，园子里为什么不为奕䜣塑一座造像呢？

见过恭王的外国人说，他“虽是麻子，但是仪表堂堂”。见过他的京官何刚德说，他“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都对他的相貌表示恭维。但从传世的照片上看，奕䜣长得一点也不漂亮，面目中还带有点苦相。辽宁大学董守义先生撰《恭亲王奕䜣大传》是本很好的传记，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但在讲到奕䜣的容貌时，似乎也为尊者讳，说“奕䜣前额宽阔，眉目清秀，鼻梁挺拔”，这就更无必要了。书中还引证何刚德回忆，“与奕䜣共事多年的宝鋆也说恭王‘甚漂亮’”。其实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王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此处的“漂亮”，显然是指行事的手腕和气度。不知董先生以为然否？反正奕䜣以亲王之尊，不需要靠相貌去找对象，长得漂亮不漂亮并不打紧。他一生共娶了八位嫡、侧福晋，个人生活还算是和满幸福的。

1995年初稿
2003年12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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