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弄惯入军机
大臣笔下的左宗棠

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左宗棠

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因功勋卓著，封侯晋伯，官至大学士。但只有左宗棠在光绪七年 （1881） 初以东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赞襄枢机，时间虽然只有九个月，却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了。

不过官方文献和碑传文中对左氏的这段经历记载甚为简略，大多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清史列传·左宗棠传》谓：“七年正月，入觐，命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月，奏请教练旗兵，兴修畿辅水利，下所司议行。七月因病屡请开缺，上一再慰留之。九月，授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吴汝纶《左文襄公神道碑》也只有几笔：“俄事定，遂命入值军机，兼值译署。居数月引疾乞退，命出督江南。” 这样的表述看不出一点儿细节。

倒是野史的记载十分有趣。《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文襄入朝三则》，记载左宗棠光绪七年从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后奉诏回京，出任军机大臣，却因从未做过京官，受到同僚戏弄的逸事：

昔左文襄罢西师而入朝也，愤纲纪之不举，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颇相忌畏，而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奕訢）意亦不愿，于是遂群起侮弄之，或举其可笑之端编为小诗，转相谐谑。缘左侯不习于陈对，其初陛见也，慈圣劳苦之，且曰：“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不便。”左侯操湘音对曰：“臣在军中五更时便须弄起来。”诸人遂皆举此为笑。左又谓诸寅僚曰：“吾之妾善为盐齑，虽乡味颇可口，翌日当遣人分致。”乃仅各馈少许耳，诸人编诗亦遂入之。又左体肥，每当治事之处，喘息殊甚。诸臣伪为恭谨，相共扶掖，其实以为弄资也。又诸臣知其欲研究诸务，任其自行料检。左顾此则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委，数日茫无头绪。已而两江总督缺出，遂简放左公督两江云。

这段野史提供了正史中不曾记录的有趣细节，但因其史料来源不详，学者引用时往往颇费踌躇。其实，现在看到的野史记载，很多都是当时各种传言的一种沉淀，既然有过传言，多少也有所根据。一些情节并非无法澄清，关键是必须仔细爬梳原始文献，去伪存真，考证野史笔记的依据。我幸好找到了相应的原始记录，从中大致可以辨析《清朝野史大观》所记与事实的出入和差距。

左宗棠在返程途中，曾给李鸿章写信，谈到自己对未来的安排，认为“衰病余生，杖不去手，待漏而趋，时虞陨越。陛见后当上疏自陈，以闲散长留都寓，聊备顾问，亦不敢遽谋归田，致负初心也”。 而李鸿章从左宗棠行旅经过的保定官员那里听说，左“起居甚健，须鬓未霜，尚如五十许人”， 时年左宗棠六十八岁。

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北京，次日陛见。这阵子，慈禧太后因病休息，不理政务。慈安太后单独见起，与这位老臣说起二十年来处理危局，平定内外之乱的往事，声泪俱下。二十八日，慈安再次召见左宗棠。二十九日，任命左宗棠以大学士管理兵部，在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留京担任军机大臣，需要每天待漏而趋，十分辛苦。太后允许他晚些上朝，算是对功勋老臣的体恤照顾。左宗棠观察同僚，以为“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奸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 他向同僚打听京师花销的预算，军机大臣王文韶、李鸿藻都说每年的用度不能少于六千两银子，他也做好了筹划， 并在宣南上斜街租下一座宅院。

左宗棠科举的功名只到举人，同治十二年十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入阁拜相，在有清一代，都是异数，李鸿章当时就称其为“破天荒相公” 。此时挟西北创下的赫赫军功任职京师，相当于以节度入枢密。然而北京官场对于这个新来乍到、壮怀激烈、头角峥嵘、屡立战功，常年在外做惯封疆大吏，不太懂得紫禁城规矩的老头，其实是怀有蔑视的。《清朝野史大观》描述左宗棠体肥气喘，起跪需要同僚扶掖，左宗棠在给甘肃布政使杨昌濬的信中坦承，到京参见太后时，“顽躯照常，惟步履艰难，能跪而不能起，每次尚须宝 （鋆） 相国、李 （鸿藻） 尚书扶助也。” 按他本人的体会，同僚扶掖是善意的帮助，但在军机大臣王文韶看来，左氏被扶却有另外含义。他在光绪七年二月初一日日记中，记录左宗棠首次上班的情景：

左中堂入直，体胖身高，雪后路滑，见面（召见）时气喘汗流，余与兰孙（李鸿藻）左右扶之始能起，老者固不以筋力为礼，盖矜持亦居其半，习惯当自然耳。

王文韶认为，左宗棠安之若素地接受其他军机大臣搀扶，显然是在摆谱，积习已久，当作自然。王文韶当官，历来圆融，慈禧太后后来还称他“琉璃蛋”， 但其内心却如此狭促，左宗棠一定没有想到。

再说与太后的对话和小诗。郭嵩焘光绪九年十月初一日日记曰：

陈右铭……诵李兰生为左相竹枝词。其一云：“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西。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左相初入觐，上问能早起否，答言：在军营弄惯。“弄惯”二字，盖楚语也。又每入直，动云：“坐久了，可以散罢。”“八方无事诏书稀”，则所在军机处常诵之语也。又一联云：“细君爱听恭维语，独步京城豆腐干。”左相如夫人善为豆腐干，以馈诸要人，在军机常言语老妾云：“王爷及诸中堂大人并称汝豆腐干独步京师。”此等皆外人所不能知，李兰生常举以告人，知必兰生所自撰也。两人同为国元老，同直枢密，而轻薄如此，京师论者亦皆不谓然也。

陈右铭即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当时在浙江按察使任上。他告诉郭嵩焘的故事比野史更加有趣生动，属于上流客厅的谈资。李兰生即李鸿藻，时为军机大臣、吏部尚书，以理学家著称，私下竟有如此桥段，可看出左宗棠在其他军机大臣心目中的地位。以王、郭日记考证《清朝野史大观》，这条史料虽然在细节上与诸大臣的直接记录略有不同，但其基本事实显然有所依据。左宗棠不招人待见，是其以外官入军机，自恃战功，倚老卖老，言谈举止表演过火，引发同寅不满。军机大臣们都是位极人臣者，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后彼此又在玩弄一些小拳脚，这是官场的有趣，也是官场的无趣。官场上的举手投足，都会有人在背后做出臧丕评说；官场上的虚情假意，更不能当作补药喝下，各人只能自己谨慎。

近百年来，清人日记、书信被不断披露，成为近代史研究中非常宝贵的资料，值得收集和运用，一些私人诗作，更补充丰富了研究的细节。我自己对于史料，一直力图从当事人第一手的直接记载中去发掘，这种方法，有趣、生动而富有挑战，其价值也高于一般的野史。关于左氏形象和性格，日记、书信、诗歌中的记载很多，可助治学者逐渐勾勒出基本形象，重现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忆。比如，翁同龢在光绪七年二月初一日日记中记载：“卯正二刻随诸公于坤宁宫吃肉。初识左相国，于殿前一揖而已。”初四日记载：“访晤左季高相国长谈，初次识面，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翌日又记：左相“议论滔滔，然皆空话也”。三月十九日记：“左相来，宝相 （宝鋆） 有一团茅草之喻。窃恐左公不免龃龉矣。”次日，翁同龢遇见醇亲王，“劝以调和左相，毋令为难。王甚韪之”。 两江总督刘坤一光绪七年四月十二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左宗棠“精神矍铄，须发皆元，火色腾上，举朝称为异人，各国使节甚惮之”。 四月三十日在另一信中又说：“王益吾 （王先谦） 则谓此老每接洋人，辄露嬉笑怒骂之状，译署虑其抵牾，不使常与周旋，是亦善全之道。弟亦嘱益吾兄规劝左侯宜养威重。”

刘坤一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曾国藩去世之后，他们是湘系封疆大吏的领军人物，刘关心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坤一在叮嘱王先谦规劝左宗棠的信件中这样写道：

左相入直，固为中外所属望；第须熟思审处，宏远大之谟，造和平之福，不可徇俗人之见，以取一时之名。如华洋交涉各事宜，已成积重之势，然彼此相安日久，祇合逐渐挽回，不可遽事纷更，致虞决裂。至于语言启衅，意气相高，尤非大学问、大经济人所为。左相之嬉笑怒骂，洋人必不能堪；弟曾尝试之，久之恼羞成怒。设遇有嫉左相昵洋人者从中嗾之，则彼将设法刁难，遇事抵触，使朝廷不敢尽其才，左相不能安其位而后已。即使身去而声称极美，天下后世，惜其志之不行，言之不用，而时事愈趋愈下，终无补救之时。当此主幼时艰，左相受恩深重，揆之古大臣委蛇求济之苦衷，亦何忍出此。若不然者，因留左相一人而开罪各国，万一此唱彼和，群起与我为难，未见能操必胜之权，恐蹈南宋张魏公覆辙也。鄙意左相乘此洋人敬畏之时，开诚布公，因势利导，于时局必有补救，何必故与参差。孔子谓忠信笃敬，以行蛮貊之邦；况彼玉帛来庭，而我公孤论道乎。即如译署诸公所言，左相少与洋人接见，以期养威持重，亦是一法。务望先生忠告而善道之。古人谓：“知而不言，是我负友；言而不听，是友负我。”左相为乡先达，且为国之柱石，此节又关系极大，幸勿吝药石之投。弟固受知于左相者，第忝为疆吏，于政府不无瓜李之嫌，未敢冒昧。鄙意以左相不唯不可与各国公使龃龉，并应与合肥和衷，合肥不足于弟处最多，然为大局计，深不愿两相之相为水火耳。

调左入京，出自清流宝廷的建议，当时中俄正因重启《伊犁条约》谈判，俄国扬言派军舰来华开战，故宝廷认为是外患渐迫，中枢需要治兵重臣。 左宗棠到京之日，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前驻华公使布策签署了《改定伊犁条约》，重新划定西北疆界，中国收回伊犁，原先紧张的中俄冲突一下子缓解下来，北京由此“人心大定”。 而军机大臣沈桂芬又在二十六天前去世，李鸿藻在军机处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属于李鸿藻一系的“清流”健将张佩纶对左宗棠充满期望，他称“恪靖入直，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 估计左宗棠入值安排，也是清流与军机大臣李鸿藻一起做出的谋划，原先沉闷的军机处增添了新鲜面孔。大佬们起初对左很是尊重礼遇，醇王自记某天与他“相遇于东华门外，小立握谈，观者如堵”。 醇王还邀他来府邸，“并坐”照相，使左宗棠受宠若惊。 左宗棠向醇王赠送咸萝卜缨 （腌雹葖苗） 、酱腌韭菜 （韭菹） 、菽饼，醇王回赠其园中蔬果，显得彼此亲热随便，醇王还专门写诗记录此事：

悬车年尚黑头公， 年七十须鬓发尤黑 盖代勋名处士风。
馈我未《周礼》外， 《周礼》七菹，韭居其一 教人遥忆楚云东。 来伻传语馈物俱家制
入羹晓露香犹在， 苏子咏芦菔羹句，尚含晓露清 调鼎余盐味不同。
难觅背明三种豆， 相国现抱恙休沐 聊将筠榼伴书筒。

文中所提七菹，即指韭、菁、茆、葵、芹、菭、笋七种腌菜，估计这也就是上引《清朝野史大观》中提到左宗棠馈赠老妾手制“盐齑”云云之由来。

宝鋆有诗曰《左湘阴爵相来都，把晤畅谈，英姿犹昔，喜而有作》：

七十年华熊豹姿，侯封定远汉官仪。
盈胸浩气吞云梦，盖代英名震月支。
司马卧龙应合传，湘江衡岳共争奇。
紫薇花省欣联袂，领取英谋绝妙词。

左宗棠搬迁新居，宝鋆又作《季皋相国新迁东华门外玉河东岸诗以贺之》：

夹路东风草木妍，东华香土快登仙。
移家幽胜通明宅，待漏欣依兜率天。
戈戟韫光真静穆，楼台近水总澄鲜。
暇时更有临文乐，拍手争看下濑船。

表面上看，大家对左宗棠十分客气，但心中各有盘算。比如宝鋆，他俩其实很早已心存芥蒂。左宗棠在光绪五年私下透露：当年他在陕西打捻军经过获鹿，宝鋆之弟宝森来见，手里拿着宝鋆的名柬，颇为招摇，遭到左宗棠厉声叱之，“嗣与乃兄议论不合，亦由此耳”。 官场的真真假假，虚与委蛇，绝非几句应酬诗句便能遮掩。又据薛福成记载，光绪六年底，李鸿章奉旨上筹议海防事宜疏。此时左宗棠正在进京途中，恭王和李鸿藻以事关重大，决定静俟其到乃议之。及左氏抵京讨论李疏时，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别人插口，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再阅一页，则复如此。枢廷诸公始尚勉强酬答，继皆支颐欲卧，散值稍晏，大伙皆厌苦。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恭王恶其喧聒，命章京收藏此折，遂置不议。 这段记述大约并非夸张。

左宗棠在军机处待得无趣，遂提出将其所带湘军各营，教练八旗兵进行军事训练，并组织官兵参与京师周围的水利建设。他说：“所部均南方农民，素习工作，而营哨各官，又皆勤朴之选，于分防、护运之暇，亦各以耕垦、种树、沟洫为课程。”太后懿旨，将这个奏折交神机营王大臣会同妥议。 王大臣均以练兵为当务之急，拟挑新兵五千编立成营，但左宗棠又不干了，声称练兵所用装备、器械、弹药、口粮需费甚巨，力有未逮，暂宜从缓。安排两千兵丁从张家口、怀来驻兵之地，顺桑干河节节疏筑至卢沟桥西。 五月，他出京视察水利工程，张佩纶私下提醒李鸿章：“此老是客，似宜属津府告知有水患各州县加意。恐由水利察及吏治，以己之长形人之短也。” 李鸿章表示：“恪靖至涿后，或循大清河至雄县、蠡高一带。如鄙人前面所云亦未可知。彼虽是客，但无函牍知会，东道亦无从伺应，地方官当有知者，吏治听凭纠察。容将尊意密属津守转致。” 二十三日，左宗棠路经天津，与李鸿章互道契阔。他事后告诉刘坤一：“李伯相晤谈数次，意见已融，无复从前偏执意态。” 李鸿章也在给张佩纶、丁宝桢的私信中说：“左相莅津后，盘桓两日，意见肯融。沿途咨访情形，似已略知梗概，不似从前之夸张矣。” “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厅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然其心地光明，耐劳好强，固君子人也。” 这两位前些年因塞防海防之争闹得势如水火的湘淮系大佬，忽然情投意合，真的意见消融了吗？天晓得。左宗棠在外面兜风快乐忘情，恭亲王却在北京窝火，据张佩纶向李鸿章透露，左宗棠至今不归，亦无奏报，恭王以其徒拥虚名，颇形闷闷。 官场内的关系真是微妙而复杂。

更奇特的是，刑部右侍郎孙诒经，看到左宗棠巡河，遂上《兴办畿辅水利，敬举人材以资助理折》，称畿辅水利事同创举，请饬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之洞、丁忧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亲诣履勘，随时函商王大臣等督饬兴修。上谕命左宗棠“悉心斟酌，据实复奏”。 左宗棠旋即上奏回应：“至于敬举人材以资助理，请敕张之洞、张佩纶亲诣履勘，随时函商王大臣等督饬兴修，尤具深识。盖以臣与李鸿章议论时有异同，恐意见骤有未融，或启争执之渐。张之洞、张佩纶持论名迩，于臣与李鸿章素称投契，又同籍贯，于畿疆地形水势尤所熟诸，必能据实疏通，俾衷至是。”上谕再下：“知道了。张之洞、张佩纶均着毋庸派往。钦此。” 此事就此不了了之。孙诒经是张佩纶的姻亲， 张之洞六月初三刚授内阁学士，与张佩纶都是李鸿藻手下名噪一时的“清流”健将，孙、左与二张之间是否另有幕后的勾兑，尚待查考。

李鸿章从与左宗棠的交谈中知道了左在中枢的矛盾和尴尬。他告诉丁日昌：

左公秉政，首兴练旗兵、借洋债、办畿辅水利，加洋药厘税等议，正论亦系陈言，与当轴间有龃龉，恒郁郁不自得。据称欲于明春告归。归固不能，而其智虑亦不甚长矣。

左宗棠回京后不久，果然以“宿恙举发”，请假十日调理。 而再以“两足浮肿，左手筋急，胸膈下痞积成团，渐行坚硬，两耳重听”，又请假二十日。 朝廷当然恩准，左宗棠接着再上两折，请求开缺，换得再给一个月和两个月的休假。

刘坤一也一直观望着左宗棠的处境，他写信给浙江巡抚谭钟麟：

左相入居政府，以其性情及当今时势，为曹则失去桔槔，为萧则失之凿枘，二者知其必居一焉。国家用人如用器，务在合宜，剑戟虽利，不可为耰锄；钟虽质大声宏，不可为磐。军机何地，侯相何人，何以竟不三思，其意欲以洋药加税及兴畿辅水利，塞中外之望，题目诚大，交卷为难。以侯相之力，奉朝廷之命，而不能行，其所损岂细哉？为今之计，惟有移之南洋，似于名位相称，而于事体亦合。未知当轴能见此否。

大伙都在忙忙碌碌。尤其是，左宗棠到京后仅仅一个半月，慈安太后忽然薨逝，京师高层的各种治丧活动，要延续到十月的奉安大典方告一段落，左宗棠则自顾自休病假。宝廷的儿子寿富在《先考侍郎公年谱》中提到，外廷喧传左宗棠恃才傲物，与枢臣意见多不合。宝廷日夜惧忧，思考能够宽圣心而解诸臣之意见。旋上《请饬诸臣共殚血诚疏》，大意谓皇太后屡次扶病召对，虽所以定群情，非调摄之所宜。恭亲王国之懿亲，宝鋆等宣力有年，受恩深重；左宗棠勋望夙著，既入枢廷，当以天下为己任，必当虚怀大度云云。从这里，再次印证了左与一干军机大臣的不合。刘坤一埋怨说，左“在兰州，足以镇慑中外。乃轻听一二书生议论，必欲趣其入辅大政，以为可以耸动天下，振理一新。今日之处分为难，未知喋喋者别有善策否？”

善策很快就有了，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免得与军机处同僚天天见面，刘坤一被免职。 刘之下野，属于湘淮系另一段人际关系纠葛，此处不赘。枢臣们与左宗棠的各种社交应酬立刻都恢复了，大伙儿来回吃请欢送，一派热闹景象。王文韶记录，在军机处、兵部、总理衙门同人的公饯上，“左侯酒兴甚豪，席散已微醺矣。” 翁同龢记录了另一场告别宴会，“此老情长多古趣，极款洽”。 十月十日，醇王邀左宗棠去他府中做客，请摄影师为他俩拍了合影，醇王本人为此赋诗：“冠裳小㡧聚王侯，鸿雪无心故事留。堂上偶然连一榻，胸中各自具千秋。” 翁同龢也在醇王与左宗棠的合影上题诗：“泰西奇器妙圆相，一匊亭育太古春。山河大地尽倒影，余事貌遍贤豪人。”“湘阴相公最奇特，当路老罴兀不驯。经行万里历百战，却来天府垂朝绅。” 从这些文字描述中，一点也看不出左宗棠身体有恙的痕迹。

十月十七日，左宗棠离京赴任。李鸿藻、王文韶等军机大臣为他送行。“话别依依，情谊甚契”， 王文韶这样写道。左宗棠在北京的实际任职尚不到十个月，他的军机生涯便匆匆结束了。

一百年后，我们阅读着这些饱含情感的文字，体察着假假真真、酸甜苦辣的宦海人生。大人物，小人物，其实，莫不如此。

2010年3月初稿
2013年2月修订 RQ0x9kMTa5qDOpTIQUjE+Bi4rBjplvRtNc59s5XY83t+YQyPD3VPMBsoyfREnk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