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镜镜人须眉活
英国摄影师拍摄的总理衙门大臣照片

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

——约翰·汤姆森

从《中国百年摄影图录》上的一张照片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胡志川先生编著的《中国百年摄影图录，1844—1979》。依当时的价格论，12开本266页的铜版纸精装书，280元的书价，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实在昂贵。但我惊讶书中收录清末的历史照片，约有小半数前所未见，尤其是第25页刊载的晚清重臣沈桂芬、董恂、毛昶熙1868年的合影，更是研究晚清政治史、外交史的学者都会珍惜的视觉图像，所以当即买下。这帧合影，我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予以转载；对于书中所刊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我则撰文质疑，认为是运用简单特技伪造的赝品。翻阅品味《中国百年摄影图录》，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多乐趣。

依循宝鋆诗歌开始的查询

去年11月，我阅读宝鋆的《文靖公遗集》时，一首标题冗长的诗歌，引起了我的兴趣。这首诗叫做《泰西照相人曰未士丹忱照恭邸及董司农恂、毛司空昶熙、沈司马桂芬后，复照余暨文协揆祥、成廷尉林三人，戏作短歌以纪其事》，其全文为：

未士丹忱沧海客，鹘眼虬髯方广额。
以镜镜人须眉活，月影分明三李白。
忽来粉署观仪型，河间贤邸罗晶屏。
董毛沈君入刻画，风采一一垂丹青。
摹写吾曹复何谓，想以寅清同气味。
虚庭秋色湛清华，菊蕊桐阴纷荟蔚。
中坐首推文璐公，公才公望神端凝。
一羽云起汉诸葛，万国眉攒唐少陵。
廷尉成侯意豪放，天骨开张郁相望。
邹枚今孰出其右，褒鄂昔应同此状。
余也驽钝嗤凡材，万修王梁同云台。
身非倚相偏居左，邱索典坟何有哉。
走笔放歌成一笑，夕阳紫翠天光耀。
行当携手梅花村，大署堂额曰玉照。

诗歌记录了一个叫做未士丹忱的外国摄影师，在菊蕊桐阴的秋日下午，为恭亲王奕訢和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宝鋆、文祥、成林等晚清大臣拍照的过程。众所周知，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三十年后，这玩意儿在中国仍是一项人所未见的奇技。诗中这些高官兴味盎然，面对镜头，摆起姿势，一直忙活到残阳西照。从诗歌使我联想起沈、董、毛的那张照片，应当摄于此日。也意识到，当天至少还有宝鋆、文祥、成林的合影以及恭王的照片。我马上找出以前收集的恭亲王照片，从环境和椅子等因素推断，认为其中一张坐姿照，可能就是当日的作品，但另外几人的照片，却一时难以寻觅。

他们是谁？

对于今人来说，大多听说过恭亲王，但对文祥、宝鋆等人就很生疏了。其实这次摄影所涉及的人物，均是同治朝和光绪朝前半段清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恭亲王、文祥、宝鋆从1861年起，就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1876年去世，恭亲王、宝鋆一直任职到1884年，在甲申易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逐出政治舞台。董恂亦是从1861年至1880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同时长期执掌户部。沈桂芬、毛昶熙、成林1869年任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同时亦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他们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与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所谓的“同光中兴”所重叠，与洋务运动相伴随。慈禧太后之下，他们就是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管理团队，也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清史稿》写道：

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又说：

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慈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

从上述评论中，读者大致可以感受到这些官员在晚清政坛的重要位置。宝鋆在诗中将文祥恭维成诸葛亮、杜甫（“一羽云起汉诸葛，万国眉攒唐少陵”），也可看出当时官员对于文祥的推崇。史学界过去对于这些人研究甚少，美国传教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回忆录《花甲忆记》中，形容文祥有着瘦削弯曲的身材与硕大的脑袋，是实际上的总理。文祥曾经告诉他：“你看到过小驴拉大车，累得喘不过气来。嗯，那就是我的写照。”丁韪良又说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他并不漂亮，然而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讲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丁韪良还说，成林向他解释，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总向皇帝进谗言，破坏总理衙门的筹划。恭亲王自有应对办法。他奏请皇帝给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反对者一旦入了衙门就会发现，恭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唯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正是这样进入衙门的。二者都成了恭亲王的忠实同僚。

区别于这些正面描写，也有外国人直接抨击总署大臣的——这帮人“全部是老头子，而模样和举动则完全像老太婆！” “总理衙门，应该叫做总不理衙门！” 这些文字记录栩栩如生，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有趣的记忆，但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却使我感到缺憾。无疑，在历史研究中，辅以视觉形象，看到历史人物的面容，会带来更加直接的感官冲击，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拉近后人与前人的心理距离，这就是我追踪本次摄影活动及其照片的兴趣所在。

新的发现

我在互联网的搜索过程中发现，伦敦威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网站中，保存着英国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 ——也就是宝鋆称为未士丹忱之“泰西照相人”——早年在中国拍摄的数百张历史照片，进而顺利找到了那次拍摄活动全部参加者的照片，总计包括：

恭亲王的两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董恂、沈桂芬、毛昶熙、成林各一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成林的三人合影；董恂、沈桂芬、毛昶熙的三人合影。

依靠神奇的互联网，一百几十年前中国政坛的最重量级政治人物的容颜形象，在网页中一一呈现出来，真是令我激动不已。

朋友告诉我，国家图书馆去年9月与英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大型图片展览——“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中，也展出过部分汤姆森照片。但可能没有将照片和拍摄背景联系起来考量，所以，照片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同时发现，《中国百年摄影图录》第55页上刊载的“清代武官”一照，其实就是成林。成林是个满族文官，1869年11月12日起，以光禄寺卿的本职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次年5月5日改任大理寺卿。宝鋆诗中称“廷尉成侯意豪放”，廷尉是秦汉至北齐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北齐易名为大理寺卿。据此分析，摄影显然不可能早于1870年。威康网站将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标注为1868—1870年。惟1870年的秋天，总理衙门正因“天津教案”而焦头烂额，毛昶熙、成林先后被派往天津查案，曾国藩亦因此被免去直隶总督一职而改由李鸿章担任。在这种气氛中，总理衙门大臣恐怕不会请洋人来拍照。又查汤姆森本人经历，他1871年从广东北上福建，4月访问台湾，1872年离华回英国，照片似应在这两年之间拍摄为妥。

汤姆森这次为中国官员摄影，是丁韪良牵线安排的。拍摄地点，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院内花园。汤姆森事后回忆，他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入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 。曾有外籍人士记录，总理衙门并非设在闳大华美的建筑内，而是设在卑陋坍败的破屋中。仔细观察沈、董、毛的合影以及文祥、董恂照片，房屋的柱子和地面都很破旧，想来斯言不差，老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证明。当年驻京外国人恶毒地形容，中国官员在这里管理国家大事，看着自己的胡子一天天长起来；一长列全权公使坐在又硬又脏的座位上，被主人强劝吃他们不愿吃的糕点。为了谈话不着边际而焦急，普遍地耗损了精力。从拍照使用的明式圈椅来看，虽然没有沙发那么柔和，倒也是受到推崇的古典式样，老外的评论显得过于刻薄。

汤姆森注意到，拍照时，“大臣们都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缎面长袍，式样简单，前面开襟，腰间束着带子；苍蓝色的绸领从颈部到肩部，像锥体一样立在那里；脚下是厚底的黑色缎面靴子。这种装束看上去很独特，更为重要的是，大臣中的许多人可称美男子，就像我们国家政府内阁里那些引为自豪的漂亮男人们一样。所有这些人都保持着一种安详、威严的坐姿。”

汤姆森也记录了恭亲王与他的交谈：

恭亲王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恭亲王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几分钟，询问了我的旅程和摄影情况，特别对摄影过程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的阁员们那样深深地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者的说法可以称得上绝佳。他的目光能明察秋毫，静坐时脸上常露出一种阴沉而坚定的表情。我在一旁观察着他，我真想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和周围的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支配数百万人民命运的沉重担子，或者他和他那些显赫的大臣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大清帝国和她的人民的现状。

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其人

约翰·汤姆森是一位开创性的苏格兰摄影师、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于1837年6月14日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烟草商人家庭，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1850年代，他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成为学徒，在那里学习了摄影术并能熟练掌握湿版照相法。1858年学徒期满，他在当地一所学院的艺术系上了两年夜校。1862年他追随哥哥威廉（William Thomson）去远东旅行，游历了新加坡，穿越马来西亚来到苏门答腊岛，去了锡兰和印度后搬去了泰国，用照相机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1866年回到英国。1867年，汤姆森再次返回远东，7月到达新加坡，10月到达香港，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商业照相馆。在此后的五年中，汤姆森游遍中国，南起香港和广东，北至长城，既游历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深入了许多内陆地区。1870到1871年间，汤姆森访问福建，并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乘船沿闽江游览了厦门和汕头。1871年4月，他和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一起前往台湾，从打狗（今高雄）登岸，游览了台湾府和台湾西部的村寨，拍摄了包括台湾府和许多原始村落的最早的照片。此后，他沿长江而上，到达湖北和四川。汤姆森摄影取材范围非常广大，从王公贵族到街头乞丐、从皇宫寺院到田间村舍，他用镜头记录了欧洲人从未见过的中国文化与人民。他在中国的照片集结为四卷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影像》（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于1873到1874年陆续出版。这部摄影集，第1册为香港、广州、台湾的内容；第2册为台湾、潮州、广州、厦门、福州、汕头的内容；第3册为宁波、上海、普陀、南京、九江、武昌、汉口、宜昌、四川的内容；第4册基本是北京的人物和景色。该书封面尺寸490毫米×360毫米，合计发表了218幅照片。它的问世，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先例。过去我们看到的清末照片，许多都是汤姆森的作品。Wellcome图书馆网站上的照片，许多与《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一致。1877年，汤姆森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伦敦街头生活》（ Street Life in London ）的画册，书中记录了伦敦贫穷人们的生活，揭开了社会底层的人们——擦鞋人、赶出租马车的人和劳工的生活状况的一角。《伦敦街头生活》给汤姆森带来更大的社会声誉。

汤姆森在中国旅行时，常常孤身一人，去面对从未见过的陌生访客和摄影术的当地人。他在《中国和中国人影像》的《引言》中写道：

读者若熟悉中国人，了解他们根深蒂固的迷信习惯，应不难理解，在我完成这项任务时，会面对多大的困难与危险。在许多地方，当地人从未见过白种的陌生人。而士大夫阶层在普通人中已植入一种先入之见，即，最应该提防的妖魔鬼怪中，“洋鬼子”居于首位，因为洋鬼子都是扮成人形的恶魔，双眼有魔法，具穿透力，能看到藏在天上地底的珍宝，因此无往而不利。他们来到中国人中间，纯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我所到之处，常被当成是危险的巫师，而我的照相机则被视为神秘暗器，与我的天生魔眼相得益彰，使我得以洞穿岩石山峦，看透当地人的灵魂，制成可怕的图像。被拍摄者会神魂出窍，不出几年，就会一魂归西。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靠绘画来描绘容貌的。摄影改变了保存视觉形象的方式。这种新奇的玩意，虽然中国人对它存在疑惑，但总理衙门的大臣毕竟见多识广，他们对汤姆森的到来和他的技术，显然是欢迎的。

汤姆森使用的湿板摄影法，是英国人阿切尔1851年发明的早期照相技术，即在拍摄现场将含有碘化银的火棉胶，匀涂在玻璃底片上，浸于硝酸银液，趁湿片感光特强时曝光拍摄。湿版照片显明细致，底片又可复制正片，为当时摄影方法中最快速、经济的。这种方法，直至1870年代溴化银干板发明之后，才逐渐被取代。今天看来，在摄影现场制造感光板，趁湿时进行曝光显影，尤其外拍时，更要随身携带一大堆工具、药剂，乃至笨重硕大的照相机、脚架以及暗房工作所用的帐篷，实在是件辛苦的事，但将生动的世界凝固在相片里流传后世，使得这种辛苦最终化为崇高。

汤姆森很早就意识到：

照相机一直陪伴着我的旅行，成为唯一准确地描绘我沿途见到的一切有趣之物以及所接触的各种民族的工具。因此，它使我任何时候都能向我的著作的读者提供真实地再现当时情景而无可争议的图片，使他们第一次面对遥远东方大地上的景物和人民，与我一起分享那愉悦的经历。

这是对于摄影技术运用于文化交流和文献保存的高度概括。

汤姆森也用文字保存了他游历时的所见所闻。比如他记录了文祥的名言：

给中国一些时间，她的发展将是飞速而不可抗拒的。其结果会让那些在当初为中国进步而抗辩的人，追忆美好的往昔时发出阵阵叹息。

汤姆森在中国拍摄了数百幅照片，亦留下两张自己的形象，可供今人一睹风采。前一幅照片的背景是两位年轻的士兵。宝鋆用“鹘眼虬髯方广额”七字来勾勒汤姆森，我们看到照片，颇为传神。后一幅是他在摆弄一门金陵机器局仿造的加特林机关枪，这个玩意，如果训练熟练，一分钟可以打出四百发子弹，是当年作战杀人的新式利器。

汤姆森摄影生涯的晚期，致力于拍摄上流社会人们的肖像，他在伦敦开设了一家规模庞大的照相馆。他自己的形象，也从一个浪迹天涯的江湖客，变为温文尔雅的绅士，甚至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指定的御用摄影师。1921年10月7日，汤姆森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汤姆森在逝世前不久，将其七百张玻璃底片存放在伦敦威康图书馆。亨利·威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 1853—1936）是英裔美国制药企业家，他创建的宝威公司（Burroughs Wellcome & Co.），后来与另外三家公司经过几次购并，在2000年，成为葛兰素史克公司。

作为科学和医学的热心赞助者，威康爵士创建了威康信托基金会（The Wellcome Trust），在医学领域，它是仅次于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第二大慈善基金。威康图书馆主要收藏医学史和人类学的著作与制品，汤姆森的亚洲照片作为宝贵的视觉文献，具有不同文明的比较价值，是威康图书馆的重要藏品。

2009年2月初稿
2010年11月修订

附记一

本文以《晚清大员的罕见照片》之名，刊发在2009年4月22日的《南方周末》时，人们对于汤姆森和他的摄影作品了解得还不多。此后几年，汤姆森的事迹和各色中国题材的照片被迅速普及了。

文章发表后不久，我的中学同学，摄影家尔冬强介绍我与法国汉学家魏延年（René Vienet）先生见面。魏延年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早年他在巴黎研究中共党史，采访过彭述之等托派人物。现在改行做生意，却在收集中国老照片方面卓有建树。我们聊起了汤姆森和他的摄影集《中国和中国人影像》，据我所知，《中国和中国人影像》第1、第2卷于1873年出版，各印刷600册；第3、第4卷于1874年出版，各印刷750册。如今存世极少，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无收藏。而魏延年本人，竟收藏了完整的两部。不仅如此，魏延年还研究这些照片的发表和使用情况。当初，平版印刷的书籍和报纸尚不能附印照片，《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中的照片，是用珂罗版印刷之后，再用手工方式一一粘贴在书中，宛若一本照相簿。而报纸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只能聘用工匠，将照片一幅幅改制成铜版雕刻的插图，拼入报纸的版面。每幅插图极为精细，但工作量也极为烦琐，均可作为上个世纪的艺术作品。魏延年将照片和插图的报纸一一寻觅出来，对于研究摄影与印刷技术进步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中国皇室成员中第一个照相的，是恭亲王奕訢，那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兵破北京城、火烧圆明园之后。10月24日，中英双方在礼部大堂签署《北京条约》，英国随军记者，意大利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忽然架起了被称为“魔鬼似的机器”。这座像迫击炮的装置使得恭亲王“神情恐惧，面如死灰”。英国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命令众人不要走动。“在场的中国人听到这句话后却不明白意思，于是他们个个都被吓着了。” 由于礼部室内光线不足，摄影并不成功。11月2日，额尔金在他强占的怡亲王府中会见恭王，比托再次给恭王照相，这次摄影有数张略微不同角度的作品流传于世。在这张后来被广泛使用的照片中，恭王的表情是阴郁的，甚至是带有恐惧的。虽说此时已与洋人签订和约，但京师毕竟在鬼子占领之下，他的心情肯定不会晴朗，而这个前所未闻的奇怪玩意会不会摄走魂魄？他也心怀忐忑。额尔金说：“看起来他好像并不喜欢被拍照。”

我曾在1987年第4期《紫禁城》杂志上，读到过李国强先生所撰《奕譞照片八帧》，提到一张醇亲王奕1863年的照片。依据照上题诗“波面残阳耀碎金，炎光消尽觉凉侵。莫言倥偬三军事，也得逍遥一律吟。碧草马嘶欣脱辔，青溪人坐乍开襟。云容缦随风布，念切油然早作霖”，李国强称此诗收录于奕譞诗集《九思堂诗稿》卷四癸亥年（同治二年），由此考订出此照的拍摄年份。1994年出版的《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一书，亦作同样解释。我查《九思堂诗稿》卷四，页四十八，此诗标题《南苑河岸得句》，没有癸亥年的单独说明。该卷卷首有“自咸丰丁巳至同治癸酉古近体诗”，这个范围显然宽泛得多了，但1863年这点似还需再作证明。从画面看，奕譞容貌很年轻，可算是清宫皇室成员最早的照片之一，比汤姆森为总理衙门大臣拍摄的照片要早很多个年头。《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还刊载另几幅醇王早期照片，可见他在某些方面，其实是个很开化的人。

中国近代摄影作品，近年来逐步受到重视，并被发掘出来，但也有很多被湮没了。当年拍照是件奢侈而神奇的大事，我在《九思堂诗稿续编》中，还找到另一首七律：《十月初十日慈宁门外行礼后邀请恪靖侯来邸，以西法照并坐像漫题一律侯赴两江总督任濒发》，这首诗，记录了1881年军机大臣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前，醇王邀请他来家中拍照的故事（照片见本书第28页）。醇王在诗中加了一段注释：“赠以半身西法照像，并索其油绘小照。”说明在拍照前，醇王已拿自己另一帧照片作礼物送人了。翁同龢还专门为他们的合影题诗。后来，醇王在1886年巡阅北洋海军时，广东摄影师梁时泰还为他拍摄了更多的照片，包括与李鸿章及帮办海军大臣善庆的合影。翁同龢本人，则在1887年5月8日日记中记载，与孙家鼐、徐郙、雷正绾、陆廷黻五人在孙家鼐家合影，自谓“余生平未照相，至此破格矣”。他的第一次，比起恭王拍照，整整要晚二十七年。他说“至此破格矣”，显然此前他还坚守过某种不拍照的信念。现在遗憾的是，这些照片似乎都已失传，我们迄今尚未获见。

我们在JW万豪酒店38楼咖啡厅聊到深夜，窗外璀璨的城市灯火渐渐寥落。魏延年说，他还收集到一批1870年代法国人日意格拍摄的福建船政的老照片，并将其赠送给马尾造船厂。他打开苹果电脑，向我们展示这些照片的电子版，非常清晰，非常精致。日意格是中国第一家现代造船企业的外籍顾问，这批照片此前无人知晓，安静地尘封在法国某个橱柜箱笼的底层，但当这些照片再次呈现在眼前时，我看到一百三十年前中国海军官兵的鲜活生命，看到昔日造船企业的巍峨厂区，禁不住惊叹起来，这就是摄影无可抵挡的魅力和在保护视觉图像上的特殊作用。尔冬强用魏延年提供的电子文件，为我制作了两幅精美的照片——“扬武”舰爬桅的水兵和福州船政鸟瞰——如今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使我能够时时缅怀为中国近代化作出贡献的先辈。

2010年11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