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冲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千百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往往在平时多少年都难以达到，也不是通常几个刊物或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比拟的。

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爱国运动，便是这样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这个运动就像从天降落的狂一样，迅猛地席卷全国，从大城市一直扩展到中小城市以至偏僻乡镇。千百万人从平时宁静的生活或狭小的圈子中猛然惊醒过来，热血沸腾地走上街头或公共集会，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了！原来处在被统治状态下的民众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并且带有如此广泛的群众性，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回。吴玉章描述他自身的感受：“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局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这种情景是何等动人！

这场以挽救祖国危亡为目标的伟大群众斗争，带来了千百万人思想的大解放，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斗争的高潮中，人们处在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斗争中新旧社会势力生死搏斗的场面，更把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迫使他们严肃地寻求答案。当运动从奔腾澎湃的大潮中逐渐平复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些先进分子却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聚集在一起，结成新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社会的主流。

科学和民主，这是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早已提出的响亮口号。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旅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把人们的觉悟大大推进了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这面大旗下继续奋进，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

他们反复地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民主，怎样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而把他们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活动，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甚至也可以争得某些成果，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实事求是。既不应当为陈腐的、过时的、僵化的旧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凭善良的愿望或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必须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切实办法，这自然比坐而论道要艰苦得多。民主和科学的对立物是专制和愚昧。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专制和愚昧的最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找到切实的办法扫除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社会势力，改造社会，在此基础上逐步使现代化大生产替代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旧社会结构，而单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使力气，科学和民主的问题是不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可以说，经过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比起以前来是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他们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自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的幼稚和实践经验的十分不足，他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也有某些局限和偏颇，这方面的消极影响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也表现出来了。

还有一些受过五四运动洗礼、仍然坚持科学和民主的信念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继续投身过一些民主政治运动，或从事过教育、科学、实业等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可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没有能成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也没有能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发挥主导作用。

应当承认，当五四运动爆发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很少，卷入这个运动的人的思想状况相当复杂，因而很难说它一开始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但有如前面所说，五四在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这以前，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动，科学和民主口号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等，只是它的酝酿和前奏。从这个历史时刻起，才开始真正有千百万群众的大发动。人们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着忧患意识，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向未来探索。他们的思考和摸索一刻也没有停息，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400种，第二年在全国便有了数目可观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由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前后相续而难以分割的完整的运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开端，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aqBV0VWq9U4bmNL5WTIuQGIBtRzuYToabNRNQ0XL5EqFMBDcIzVxEkTx3OS0hZ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