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变动的进程，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直捷痛快。那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名目繁多，不进行认真的比较推求，很难把它们分辨清楚。不少进步青年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往往曾经历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刘少奇在回忆五四运动的情况时曾说过：“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 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等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探索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时还刚刚开始传播。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没有任何一种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多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是相当艰难的事情。只有少数到过国外或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人，如去过日本的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和一些北京大学学生等外，其他许多进步青年虽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实际上却所知甚少。未来的美好社会令他们神往。可是这种美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他们的认识还不很清晰。

瞿秋白1920年去苏俄前曾这样写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

邓颖超也说过：“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 “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也只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大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我们平常交谈的范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当时我们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只能说从那时起我们这些人要求继续学习，吸取新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但一时对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无法分辨得那么清楚，是毫不足怪的。

第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开始时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张继在1907年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时，在广告中说：“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行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又慨社会主义之不明，拟搜集东西前哲各学术，参考互验，发挥光大，以饷吾民。” 他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民国成立后，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1914年7月在上海发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发表宣言，“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他们仍然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共产主义。

初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确曾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一是鼓舞人们奋起反对专制和强权；二是引导人们以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原来常被忽视的社会问题，鼓吹“劳动神圣”，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劳动，认为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早期无政府主义刊物如《天义》等上曾片断地刊载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不少无政府主义者还同马克思主义者合作，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尖锐对立。因此，它自然容易博得不少进步青年的好感。

第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进步青年中的一度流行，也同中国近代国情有关，有着适合它的土壤和气候。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有如汪洋大海的国家。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方式，也容易特别看重个人的力量。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有组织的中国产业工人还不成熟。特定的社会结构总是容易产生相应的社会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人们往往习惯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强权和封建主义的专制充满憎恨，渴望把它们从中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他们期望社会公正，因而同情社会主义。可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又使他们难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同心同德的集体力量，特别是难以较长时间地保持步调一致的协同动作，而把获得个体的绝对自由看作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当他们被社会上种种强权和不平等现象激怒时，无政府主义那种鼓吹“个人绝对自由”、看起来最激烈最彻底的办法，便特别适合他们的口味。

这三点，可以说是“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如果真正要排除任何集体和纪律的约束，讲起来固然很痛快，做起来却只能一事无成。在组织上也只能产生一些人数很少、内部极度松散、毫无实际行动的小团体。民国初年出现过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大体上便是这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

因此，到五四前后，他们又有了新的形态。在日本新村主义等影响下，当回答“什么叫做无政府共产主义”时，他们提出三个要点：一是组织上“脱离强权的少数的政治统治，另自组织自由的多数人的自由团体”；二是经济上“主张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三是道德上“是‘劳动与互助’五个大字，因为有劳动才可以生存，要互助才可以进化”。 这种方案，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要可行一些。

于是，五四前后在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工读互助团”这类组织。参加这种团体的人，一面劳动，一面读书，把共同劳动所得的收入作为团体共有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和学习的费用也由团体开支。这种团体曾经风靡一时，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长沙、广州、扬州等地以至国外留学生中都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也曾给以赞助。

许多先进青年对这种工读互助团体一度抱有过很大的热情。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刚从旧家庭或个人小天地中冲出来，但四顾茫茫，周围的社会环境又那样黑暗，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作为依靠的团体力量，并在这个团体中养成互助和劳动的习惯，把它看作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的起点。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写道：“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术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 恽代英更虔诚地说道：“工读主义，实为救今世社会教育不平等之方法。”“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预备奋斗之力量。果一般学生毕业后，能仍如今日之爱同类、相扶持，三五年后社会即将发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或为救人类根本之法欤？” “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 他们真诚地把这看作新生活的开始，看作创造新社会的发端。

可是，当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仍那样黑暗的时候，当周围充满着敌对的旧社会势力的时候，这种被理想化了的小团体怎么可能长期独立存在下去呢？就在团体内部，人们最初对它抱有很高的热情，但过不很久，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便泛滥起来。几乎没有例外，这类小团体维持不了多少日子，就相继夭折了。李大钊很快看出：“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精神上已不能团结，经济上也不能维持，看着有消灭的样子。” 恽代英更是沉痛地写道：“在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困难而不安定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事业，出尽了穷气力还维持不住。靠人家的力量去改良事业，又是常常因人家兴会与机运而常受变迁的。”“所以这些努力，其实决没有圆满成功的希望。” 人们原来的期待很快就幻灭了。

做这样一番尝试是很有好处的。一种学说如果只在文字上或口头上谈论，而不付诸实践，很难辨别它究竟是真理还是幻想。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潮有许多高尚而美好的词句装点着，又适合小生产者向往绝对平等和自由的口味，不经过痛苦的实践的检验，是不容易完全摆脱的。但受过这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中的多数人，毕竟不是真正对无政府主义有多少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执着的追求。他们只是一时受到这些看来很新的学说的吸引，对它发生了兴趣，想在实践中去试一试。一旦看到这条路走不通时，也就改变了想法。正如刘仁静所说：“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得不到改造，如果国家和民族得不到解放，个人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最好出路便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个任务是那样艰巨，它所必须排除的障碍是那样强大，要实现它，关键是要凝聚成万众一心的具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如果中国人还是像以往那样的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中国就没有希望。

许多人终于跨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恽代英总结自己痛苦的教训后得出结论：“在这样不合理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我们应研究唯物史观的道理，唤起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厉害的群众，并唤起最能对他们表同情的人，使他们联合起来，向掠夺阶级战斗。”“群众的联合以反抗掠夺阶级，其实是经济进化中必然发现的事，本用不着我们煽动，亦非任何人所能遏制。”

到了法国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复信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批评那种“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并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更少的周恩来，在欧洲对当时流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种种思潮进行认真比较后，最后下定决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他断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先驱者们的思想经历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决心绝不是轻易下定的，更不是一时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做出这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UlKqtCY275dXhMsI8RQozQIPKYisyX8I0yCq8usQeA0ntPn/P8JzQHgD4l8UBI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