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民族抗战到来的大趋势虽然早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中，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仍有突然性。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可是事变将如何发展，是以前曾多次发生过的那种局部性事件，还是全民族大规模抗战的开始？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中国共产党必须很快做出准确的判断，才能制定相应的应对方针。

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8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局势发展还有不少未知数和变数，讨论中的看法并不一致。会议主持人比较谨慎，认为：全国抗战已经起来，这样说还早了点，应该说接近全国抗战，把事变的曲折性包含在内是有好处的。毛泽东却斩钉截铁地指出：“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在这样大转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特别是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问题和军事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他先从军事谈起，说：“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展红军的长处。”“国共合作大体成功，彻底完成是以后任务。”“反倾向问题，一是急躁病，一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要实行国共合作，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国民党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难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他既需要国共合作来抵抗日本侵略，又总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灭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放松甚至放弃了独立自主，听任别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清醒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共合作的谈判最初并不顺利，但抗战的形势却发展得很快。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更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中长期拖延不决的一些问题急转直下地得到解决。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经过反复磋商，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两党关系问题。他谈到这两个问题时，都强调了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对前一个问题，他说：“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a.在统一战略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总的战略上），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指挥原则。b.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作战原则。c.山地战——要达到创造根据地及便于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对后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只有组织的独立性，而无政治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有大革命教训。”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才是正确的领导者？那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深远的战略眼光、果断的胆略，不是被动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能敏锐地抓住全局中的关键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方针。事实表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刚一个多月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保证局势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这些是王明从莫斯科归国前的事情。 qbfqzGAVD7mHdcfCa7jLkFkFL0FcTOnuFBVIXgrDaMD5GWm8s2xHbJ25IvtdpU3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