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安事变前后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去西安，是为了督责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全力“进剿”陕甘红军。为什么蒋介石一方面已开始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和谈判，一方面仍要坚持“剿共”？这种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其实，蒋介石原来所提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不过是要中共向他投诚，受他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在他看来依然是“上策”，还要想试一试。他在动身去西安前的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月局势，察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而陕甘边区残匪企图渡河西窜，局势甚不清也。且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争而动摇，而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他带了大批高级将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万耀煌等同去，显然准备取张、杨而代之。张、杨向他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苦谏不从，最后只得出以兵谏。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很多，这里不复赘言，只准备集中考察一下中共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着重看看在这个时期举行的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国共产党事先并未与闻。张学良扣留蒋介石后，在当天寅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知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周亥时复电，除对军事部署提出建议外，并称：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发生得很突然，内外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当时最急迫要求立刻回答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所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由于苏联对张学良一向持怀疑态度，中国共产党更需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提出明确的主张：“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他把西安事变同两广事变作了比较，指出：“这次事变与西南事变是显然不同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而且他完全站（在）反对剿匪立场上的。同时，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我们对西安事变说明是革命，但不是共产党干的，是他们自己的英勇。这对于争取蒋的内部与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暂不即发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并且这一地区又很巩固，应抓紧这一环去做。”“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周恩来接着说：“在西北的联合是三个力量（指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引者注），应使它更巩固，更成为抗日的中心力量，我们应有相当的努力，给他以帮助。在全国力量团结上，首先要注意的是阎锡山，援绥应成为政治的宣传中心。” 这里说的援绥，是指日本指使伪蒙军侵入绥远东部，傅作义部晋绥军奇袭百灵庙，取得重大胜利，在全国民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它声援。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多年来坚持“剿共”的蒋介石突然被扣，很多人都很兴奋。而发言表现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提出的具体主张是：“我们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讨论中，没有人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周恩来说：“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应取领导作用，用团结名义，如抗日救国会等，不取发号施令形式。欢迎各方面派代表来参加。”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的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博古说：“我们对西安事件，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 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为的要争取群众，我们发言要不轻易的。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的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我们对这一事变要领导，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14日，毛泽东等十人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由张任总司令，下编三个集团军，以张、杨和朱德分任总司令，并主张在联军三部分中提出十个口号，这十个口号没有提到反对蒋介石。15日，毛泽东等十五人又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负责人，说明中共一直“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要求他们“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 17日，到达西安并已同张学良进行会谈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他所了解的内外各方面情况，报告“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中国”，并提出“答应保蒋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次日，又续电报告：“蒋态度开始强硬，现在亦转取调和。”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要求，并明白提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由于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比以前更清楚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就能提出更明确的方针，那就是和平解决。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他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客观上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揭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报纸上毫无根据地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策动的，不承认它的革命意义。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 博古说：“这一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方面是一些蒋的部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而进行更大的内战，一方面是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我们应争取成为抗日战争的前途，我们应反对转为内战。”张闻天说：“一、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这一立场得到全国的同情，这是完全正确的。二、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张国焘也改变了说法，称：“这几天事变与消息，我们应采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是对的。” 毛泽东在结论中说：“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的战争。”“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有可能使内战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讲道：“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停两天再发。”本来，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当天中午就把事变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以后几天又连续多次将情况的发展电告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在16日才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又因密码差错，无法译出。中共中央在18日去电要求重发。因此，毛泽东在19日的会上说：“国际指示还未到。”原来他讲通电“或者要停两天再发”，由于局势紧急，需要中共立刻表明态度，领导层内部又已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仍在19日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公开发出通电，并由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公开发出的通电要求由南京召开和平会议，西安、中共等各方参加，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内部指示中更明确地说：“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及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并且指出事变发展有两个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 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这很清楚，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19日这一天已正式确定下来，并且依此同南京政府接洽。第二天，也就是20日，共产国际的来电也到了，电报中说：“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中共中央当天把共产国际的电报全文立刻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它同中共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

周恩来到西安后，和张、杨同蒋介石以及随后到西安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紧张地进行着，其中经过多次反复。最近在海外公布的宋子文12月22日日记中记录了当晚蒋介石同他的谈话：“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恩来）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接受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即张学良——引者注）收编共产党的手令，而收编进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宋子文25日的日记又记载，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对蒋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几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他要蒋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虽然剿共之事常萦绕于心，但是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他以前的部下，如果他能以宽大胸怀对待广西，当然也能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们。他已经把纳编的共产党军队委托张学良。如果他们对他是忠诚的，他将像对待胡宗南的军队一样对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宋子文还对周恩来说：身为委员长的旧部属，应该知道委员长是重然诺之人。

当天下午，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就送蒋介石回南京，并且自己陪去。蒋介石在机场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他还把答应的条件重申了一遍。蒋介石一离西安，态度就发生变化，扣留了张学良，调集中央军直逼西安，并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分化。但“剿共”的内战毕竟停止了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

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西安事变的意义，用斩钉截铁的肯定语言，做出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结束了他的动摇。西安事变，开始了这些任务的完成。” 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刚两天、政治局势还显得有些扑朔迷离的时候，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就说得这样明白和肯定，真是难得。

为什么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能够停止，能促成这个转变的实现？毛泽东接着指出：“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也就是说：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地进攻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民众抗日救国热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已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对转变政策、团结国内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但这个决心一时仍下不了， “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继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之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中竟采取如此激烈的“兵谏”手段，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极深的印象，感到自己阵营内部的抗日要求也已很难压抑得住，这就“结束了他的动摇”。周恩来同蒋介石直接接触，使蒋多少感受到中共的诚意。事实也使他看到中共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消灭的。这一切推动并促使他终于下了决心。历史就是在这样充满矛盾的运动中前进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林伯渠在发言中说：“党对这次事变的处置，所采取的策略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的转变，我同意毛（所说）是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他又说：“国际对西安事件总的分析是对的，但有些没有顾到中国实际情形，应多多供给他们实际材料。”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能这样说，而且出于林伯渠这样的长者之口，可见共产国际的意见虽仍受到尊重，但已不再都被看作金科玉律。张闻天说：“现在一般的说，结束内战的前途是占了优势，但是我们应估计到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我们应争取把中派的动摇最后的结束。” 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

这三次政治局会议，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在局势仿佛仍在千变万化的进程中，能如此当机立断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实在极不容易。

为了调整政策，国民党决定在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是西安事变后举行的第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刚接管的延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报告谈判问题。他说“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现在困难问题，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张闻天说：“照现在看，蒋一般的是想和平的，蒋开始结束他的动摇。”他提出：“关于三中全会，还有二十天要开，这是国民党转变关键。我们的方针应争取国民党彻底的转变。我们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对日作战，但停止内战是可能做到的。”“我们要发表宣言：第一要表白我们在西安事变和平的决心。第二，要坚决拥护和平统一，拥护能够和平统一的中央政府。第三，应表示我们愿意改变红军的番号与苏维埃名称，红军应改什么名称，可以考虑。我们表示忠于和平统一。在苏维埃区域可以实现普选的制度。我们要声明停止没收豪绅地主。”朱德说：“我们过去如果条件苛刻，我们就觉得有些投降的样子。现在看清楚只要于抗日有利，无论条件怎样都好的，因为真要抗日，群众和我们是一定要发展的。”张浩说：“在国际国内的情势上，我们在某些地方让步，在别的地方获得胜利是策略上需要的。我们愿意改变红军番号，改苏区为特别区域，多给面子与蒋。”他又说：“我们与国际指示有一点不同，就是逼蒋抗日。国际也是主张用群众的逼，但我们还主张利用张、杨、陈、李、白、刘（湘）逼他。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对。”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张浩这样说，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已不只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而是努力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了。毛泽东再次发言说：“对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问题。”“我们并不主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我们要张学良去与蒋介石说和，但蒋不要他去，蒋要派兵来消灭我们，要说我们是汉奸。当时我们对内是动员抵抗，但对外还是积极表示和平的。至于蒋扣留起来，我们还是主张和平。至于放了蒋，我们开去，还是为着和平。”他坦率地指出在这过程中的一点教训：“西安事变后，那宣言上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张闻天最后说：“关于和平谈判，是表示双方让步，实际上所说到的，我们是大的胜利。”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通电在第二天发出，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1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因为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问题。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比它属于地主还是属于农民更加重要。当时要团结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一起抗日，只能限制地主的剥削，还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这样，晋西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怎样对待蒋介石和土地革命这两大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3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国内矛盾放在次要地位。在早我已提出，在十二月决议上还没有明显的规定。” 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该处在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便把党在战略决策上的大转变，“从理论上说清楚”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始终有一条明确的指导原则，不致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现象偏离大的方向。

正确的战略决策，来自主观认识能符合不断变动着的客观实际。经过一年多在实践中的艰难探索，包括过程中的若干反复和曲折，抗战前夜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大体形成，开始进入实际准备抗日的阶段。尽管前进中仍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总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逆转。再过三个多月，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便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