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但真要把一直被称为卖国贼头子的蒋介石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决心仍不好下，有些事情一时还没有完全看清楚，何况国民党当局仍在策划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用武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有极大可能在解决西南问题后，腾出手来，又大举进攻陕北，并且一直强调抗日的先决条件是实行军政军令的统一，也就是以强势姿态要迫使国内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听从他的指挥，稍不小心就会跌入他设下的陷阱。但总的趋势确实已发生明显变化。为此，中共中央进行了多次讨论。

8月10日，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确定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外交两个报告。他首先提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在看起来基本战略没有变中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准备抗日、国防会议以至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大部变了。然而战术既大变，将来革命发展更大，将来影响他的战略动摇，也有可能。”“关于南京往来，对我们提出五条件，他们第一种答复说我们分散力量，再对恩来同志的来信，要我们出去，领袖到南京，改组国民政府，促进联俄，从此可看出蒋有动摇的可能。还有一件事，蒋在苏联大使馆谈话，表示还好。”毛泽东着重指出：“明显可以看出蒋的策略：过去是让出东三省等，尽量镇压全国革命，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在今天，我们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我们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经过这种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但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他强调：在新形势下，当前党的各项任务中，“统一战线应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报告后，列席会议的潘汉年（潘刚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不久）报告了在苏联同国民党方面的邓文仪、回国后同曾养甫和张冲接触的情况。讨论中，周恩来说：“过去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现在不适合，现在应以抗日联合战线为中心，抗日联俄联红为中心。”“与南京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张闻天说：“从南京方面所提出四个条件，虽然我们不能满意，但从他容纳各派一点，共产党从此有取得公开活动的可能；从他集中全国人才一点，可说我们可以到南京去。所以我们说，可以与南京谈判。”“我们不一定先抗日后统一，这样不能得到群众拥护，我们应该在抗日原则下来统一。”他还谈到一直有争议的土地革命问题，说：“现在民族革命是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

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对南京问题，现在民主的抗日已冲破蒋的压迫，但并没有冲破蒋的最高界限。他同我们的往来，我们是有半公开活动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与他们来往，重心是争取群众。先抗日后统一问题，蒋总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只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抗日必须反蒋，不适合。”“对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应有新的变动。这是为得争取群众，是有利的。我们应公开宣言，专门送一封信给南京。” 这里说到的那些变动，都是党的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变动。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发表一个公开宣言，发一个秘密指示。公开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秘密指示就是《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会后半个多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8月15日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得悉你们1935年12月25日决议与电报内容后，我们基本同意你们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即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应该对过去的经济政策作一些重大改变：停止不必要的没收，特别是不再没收出租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再没收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的土地，允许自由贸易。”“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它的基本精神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使中共中央的一些提法比原来更明确了。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8月25日发出，是毛泽东写的。信中一开始就强烈呼吁：“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信中提到蒋介石时都称为蒋委员长，这在中共以往文件中从来没有过。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最低限度所做的解释，信中说：“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对蒋介石接着所说“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提出了批评。信中对蒋介石把集中统一说成抗日的先决条件称为本末倒置。信中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信中最后呼吁：“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这里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并且公开发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张闻天起草的秘密文件《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确实是抗战前夜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从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新阶段。

为了落实“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在9月15日、16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者有34人，这在以往很少有。

会议一开始，由张闻天作题为《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说：“现在全国一致要求抗日，停止内战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蒋介石正在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部分“修改我们的部分口号”。他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联合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是十二月决议提出来的，但根据目前的形势，部分口号应有修改。“第一，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对南京政府的估计，说他完全是与冀察政权一样的，这也是错误的；说蒋的力量削弱了，但没有估计蒋仍是抗日的大的力量，这也是错误的。”“第二，我们所主张的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如从前给上海指示信所说的同情反蒋战争。”这里，自然不包括当蒋介石发动进攻时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第三，我们还主张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因为全国人民要求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过去说国防政府是各阶级的联盟，但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赞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应宣布苏维埃愿成为它组成的一部分。”

会上的讨论十分活跃，对报告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又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动摇性，怕帝国主义，又怕民众，表现在国民党方面很明显。”“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现在问题，国民党说要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于轨道，虽然没有明说要取消红军，但要改编红军。我们要保持独立，不在乎名义上，主要在政治上的独立。”“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是一条统一战线，不是两条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指出自九一八以来是提出了，然而我们是犯了错误的，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在与十九路军虽做了些，但仍是有错误。我们应老实承认这一错误。”周恩来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联蒋抗日”的问题。他说：“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南京是否全部或大部可参加到抗日方面来，我们应有正确的估计。过去把蒋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要改变过来。”“过去蒋是投降的，但自五全大会后是有变动的，近半年来有更多的变动。蒋对帝国主义关系上，认蒋是完全投日的，也是不对的。实际，英美对南京是支持的，英美与日是有矛盾的，蒋是利用这一矛盾来与日讲价钱的。”“蒋的本身，如果完全投到日本是不利的。事实因为蒋还没有完全降日，所以他还能维持他的统治，他的本身力量是加强了，这就是由于他没有公开投日，并且利用一些以前不敢用的口号，如停止内战等。不管他的欺骗作用怎样，都说明他在动摇着。察看向着哪个方向动摇，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要实现走到抗日，还是要从斗争中来使它实现。”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这些分析是很实在的、切合实际的。他还谈到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广大群众已起来抗日，但未接受土地革命。”毛泽东在第二次发言中说：“联蒋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联，现在还没有实行联。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他和我们联合是可能的，但哪天可实现联合，是说不定的。我们的方针应如此，那方面的事情要由他自己去决定。”

会后，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张闻天、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所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由于希望谈判能取得成果，先派潘汉年作为初步谈判代表，到上海同陈立夫、张冲会谈，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却完全是收编条件，同时又调胡宗南等部进逼陕甘根据地，企图形成城下之盟。毛泽东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说：“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 这样，周恩来就无法前去谈判。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曾到南京同他进行谈判，并非事实，可能是他年老记忆失误。

从“逼蒋抗日”到实现“联蒋抗日”，这一步实在相当艰难。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独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步步紧逼面前，从1935年下半年起，蒋介石逐渐下决心加紧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是事实。中国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确实离不开蒋介石这个掌握着全国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并受到国际承认的最大的政治力量。联蒋抗日是必需的，为此而做出某些重大让步也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尽管他派人同共产党联系和谈判，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希望先用武力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再来抗日，继续以很大力量来做这种准备和部署。他对包括救国会在内的民众运动同样十分疑忌，仍采取压制的态度，不久还逮捕了救国会“七君子”。而且他的抗日决心并不是不再存在摇摆。这些也是事实。事情就是那样复杂，这两个方面同时都在起作用。蒋介石和国民党这种两面性，给中共中央出了相当大的难题：既要力争同它联合，又要对它保持高度警戒；既要看到实现联合的可能性，又要作好应对一切不测事件的准备。必须以两手来对付对方的两手，其中还有许多变数。这样，局势只能在一波三折中前进，不可能那样直捷和顺当。

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别人就容易轻视你，难以团结和带领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支柱，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便有可能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正在同国民党方面接触的张子华：“甲，请告陈委员、曾市长（指陈立夫、曾养甫——引者注），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万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介石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乙，当此国难严重关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方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11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在新形势下党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了红军行动方向和外交问题的报告，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态度都做了冷静而中肯的分析，提出明确的方针，说：“张的改变，不完全是表面上的，而是带有根本性的而有内容的改变。我们的方针应更争取他根本改变。”“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他是要签字才作算的。我们应用很大的力量，要群众的力量。”“张学良向蒋说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阎亦来西安要问蒋，蒋不给他讲话的机会。然而蒋不一定始终是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问题，焦点在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除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表面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虽然穿件白军衣服，但更便于进行与白军接洽，便于改白为红。” 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我们的战略基础应在促成统一战线的成功，不管所遇的困难怎样，每个行动都要在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应估计蒋有可能利用形势，利用抗日力量控制在他手里，有与我们一面妥协，一方面利用可能向我们进攻。蒋是代表资产阶级，即使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他是始终是动摇的。”“两广事件妥协后，他就积极派兵来，他是要封锁黄河，阻止我们抗日，逼我们就范，剥夺我们的政治资本。”“他对我们的妥协，现在主要是军队问题，想把红军控制在他的下面。逼蒋抗日，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的，现在力量还不大，他现在只能控制，我们应使他控制不住。”“停战运动生了效力，红军的胜利更要推动全国力量。假使我们与全国见面，我们的影响更扩大。红军改名字是不要紧的，是更有利的，不仅包括主力，应包括全国各地红军与游击队。这四种力量（指英美、群众、南京统治集团的其他各派力量、红军的力量——引者注）的范围，是使蒋走到抗日方面来的重要条件，应在这一前途上来实现我们的战略计划。”

这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夜中共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各方面的情况已逐渐明朗，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局势发展中多种可能的复杂性，特别是充分估计到蒋介石政治态度的两面性，甚至还会“利用可能向我们进攻”，但仍判断在各方面压力下，蒋有走到抗日方面来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已考虑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让步达成协议，以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稍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决断，也不是主要因为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而是基于对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冷静分析，经过一年多对战略决策的深思熟虑和逐步演变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