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反应

红军结束东征返回陕北后，又发动了西征。为什么要发动西征？只要看一看陕甘革命根据地四周的形势，就可以明白。那时，陕甘革命根据地需要巩固和发展。在它的南面，中国共产党同驻防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已建立起比较密切的秘密联系，两部官兵都不愿同红军作战；东面的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也存在矛盾，不再以大量兵力进入陕北“剿共”；因此，这两个方向的战线比较稳定，而西面和北面是国民党军队兵力较为薄弱的方向。5月18日，中共西北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的命令，由彭德怀率领红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向西北方向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攻。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一是巩固并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二是争取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三是策应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但和东征不同，中共中央没有随西征军行动。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发展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新的严重步骤，一是增兵，二是走私。他们“借口保侨，增兵华北。于5月1日宣布以田代皖一郎为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增加兵额约六千名，连同原有驻军达八千余众，于沿平津铁路之杨村、马厂等地分建营房，并设旅团司令部于北平，违反‘辛丑条约’限制驻军员额之规定，严重侵犯我国之主权”。在日军控制冀东地区后，走私活动日趋猖獗。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间，中国关税损失达两千五百万元以上；而1936年4月一个月的损失就达八百万元，相当全国关税收入的1/3。华北风云更加险恶。南京政府除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提出交涉，并由外交部提出抗议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第二，南京政府再度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他们把红军西渡黄河视为已“遭受重创”，可以乘势“进剿”。中央红军主力又已出动西征。5月26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28日，中央军关麟征、汤恩伯等部由山西渡河，进入陕北的清涧、绥德，准备大举进扑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一时险象环生。这也是中共中央一时难以下决心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的一个重要原因。

挽救更加危急的民族危机，打破南京政府企图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图谋，成为放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刻，爆发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打起抗日旗号的两广事变。6月2日，他们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突然发出通电称：“时危势亟，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 4日，陈、李等通电北上抗日，桂军四个师开入湖南境内，矛头实际上对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两广事变的发生很突然，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所掌握的信息更十分有限，但局势却要求它必须很快做出反应。两广事变的旗号是北上抗日。在南京政府正准备对陕北大举进攻的时候，两广事变迫使它不能不分兵南顾，这多少减轻了陕北的压力，自然容易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起初，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曾做出比较乐观的估计，抱有较大的希望。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他说：“陈济棠已称抗日革命军，并电蒋北上抗日，总的口号表现抗日的、革命的，这是我们应有之估计。”“全国抗日运动将因此而推动，可以利用这次事变将运动推动到广大范围及更彻底道路上去。” 毛泽东说：“西北是抗日大本营，西南发动对西北起了大作用。”“前途：蒋是否能战胜两广？在政治、军事上不能压倒广东，这次内战带若干革命性质，但两广压倒蒋，暂时亦难做到。”博古说：“广东事变是日本更进一步并吞华北所引起人民抗日的一个标志，表现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张闻天说：“两广是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左倾分子到两广是人民阵线的开端。”但政治局会议也多少注意到两广事变的消极方面。王稼祥说：“西南行动政纲我们不清楚，但内部有左的及右的，同两广要联合，但也要善意批评及建议。”张闻天说：“两广事件发动有很大弱点，弱点在发动领袖。” 周恩来在作结论时也讲道：“西南事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的发端，但运动不发展扩大，有可能妥协软弱下去。” 同一天，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事变作了充分肯定。

两天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时，态度更冷静一些。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西南事变，发动是抗日革命军，故系进步的。第二，它因受帝国主义之操纵及阻止群众斗争，我们立场应该是以进步的革命的建议批评，使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力量。” 也就是说，已经多少觉察到对两广事变还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把它看作已是真正抗日的力量。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加上共产国际对两广事变并不肯定，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又有新的估计，并且把原来的态度作为教训来总结。9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报告中说：“对蒋（向陕北）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进攻。对西南问题，他发表抗日宣言，我们拥护是对的；但在他挑拨内战上并没有严厉的批评是不对的；对于他没有在广东、在军队中发动群众，我们也没有严厉的批评，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好像袒护了西南，丧失了我们的立场。在发动西北抗日战争上，我们应接受这一教训。”

这里所说引起中共中央态度变化的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指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蒋介石公开表明对日政策有明显转变。

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发生后决定召开的。召开的原因，一是日本在华北大举增兵等事实直接威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更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觉得需要加紧应对的准备；二是两广事变反映出国内以至国民党内部对他的对日政策的强烈不满，民众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在国民党内也需要统一认识。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表示：“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应付当前的事势”，是“一个国家根本大计的决定”，“不但我们任何个人不敢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随便决定，就是中央常会所有负责的同志也不敢随便来断定”，所以需要召开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对以后的方针有一个决定和指示。在此困难严重的时期，这个会议关系国家前途甚为重要”。可见，蒋介石对这次全会相当看重。

本来，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宣言中已曾提出：“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 这里已表露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但话毕竟说得很笼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隔了半年多，到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话就说得明白多了。他在会议第一天讲话，表示要把“所谓最低限度的解决明白说明一下”。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日本对中国实在欺侮得太狠了。像这样的硬话，蒋介石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更没有在如此重要场合公开说过，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感到蒋介石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时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中共中央稍后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重要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