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瓦窑堡会议的决定，突然强渡黄河，进入山西。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凯丰、张浩等都随军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东征红军进入山西后取得重大胜利。他们使用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表布告：“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 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体现。

在这期间，整个局势进一步变化，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出现重要而微妙的变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对华侵略，力图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1936年1月13日，日本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提出《第一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宣称：“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 2月26日，日本部分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兵变，事后由广田弘毅担任首相，蛮横而不可一世的军部牢牢控制了日本中央政府，战争气氛更加浓重。

全国范围内的爱国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群情日趋激昂，上海和许多城市相继成立起各界救国联合会。国民党上层的政治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有了更多可能。

驻军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家乡沦陷，强烈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访问东北军后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逼迫他们打自己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而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加强，至少也得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战斗到死。”一个四十多岁的团长对他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 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中共中央在实际接触中逐渐看清了这一点，便把“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首先放在张学良和东北军身上。他们让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去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秘密商谈合作，取得很好的效果。驻在关中地区的杨虎城部同中国共产党也早有联系。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同样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实在太大，已超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正如蒋介石不久后所说：华北一旦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社会各阶层强烈要求抗日，也对它形成巨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蒋介石以后有一段话，把他这种内心变化刻画得十分清楚：“广田内阁成立之后，把他们侵华的计划，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开始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他加强同苏联的接触，在国内也通过多种渠道设法找寻中共的关系。陈立夫的亲信曾养甫先后与同中共北方局有联系的吕振羽和上海地下党派出的张子华会晤，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早将这个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找到有着牧师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董健吾，要他送一封信到陕北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这显然是得到南京政府同意的。张子华与董同行。2月27日，董、张两人到达瓦窑堡，会见博古。3月4日，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中向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高层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推动下接通了。当然，这种联系只是初步的。双方都在相互试探，彼此都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

3月间，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由刘长胜带回国内，送交中共中央。董健吾返回南京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同南京当局接触中的重要情况。这两件事都是牵动战略全局的大事，需要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及时做出决断。

3月20日—27日，中共中央接连举行六次政治局会议，被称为晋西会议。会议有两项议事日程：一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二是研究目前战略方针。很可注意的是：第一，这些会议是在紧张的行军过程中进行的，几乎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点：20日在交口县大枣郊上贤村，23日在隰县石口，24日、25日在罗村，26日在四江村，27日在石楼附近。第二，参加会议的，除在山西前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外，原来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也赶来参加。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多么重要。

前三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首先由张闻天作报告。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 这就把那次政治局会议的主题点明白了。

讨论中，大家同意这个报告。毛泽东发言中表示：瓦窑堡会议决议是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他说：“要提出停止内战”，“‘争取对日作战的时机’应改为‘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在革命策略上，“我们的任务，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多数”。“我们要谨防扒手，但第一是应开大门。”“政权问题，主张苏维埃当然是对的，但（哪一个）对全国更好，就用哪一个。在华北，一般的用抗日政府较好。”谈到“联俄问题”时，他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故（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 张浩说：瓦窑堡会议时，政治局并没有因为我传达不充分而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不了解，反而具体讨论了问题，与国际决议精神符合。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他主张：“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好听而做不到。只打一个，就使主要敌人孤立。” 彭德怀说：“十二月决议在现在事实证明正确。未过黄河之前，对山西群众的估计不如现在。这里比（中央苏区的）广昌、石城之间还好。学生运动之激烈，刊物之左倾，表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开展着。”“怎样促成抗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的实现？要定出具体口号，站在领导地位。统一战线的成功，首先要分裂统治阶级的力量。统治者有一部分同情我们，一部分反对我们，要分裂他们，才能促成统一战线。”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已更趋明朗化和具体化，“停止内战”的口号已经提出，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种力量开始按照是否赞同抗日而区别对待，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也可考虑改称抗日政府。

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说明党的战略决策仍处在逐步形成的过渡阶段。

第一个问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尽管蒋介石通过多种渠道在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政治试探，董健吾、张子华还拿着南京政府的证件来到瓦窑堡，但这毕竟只是接触的开始，对南京政府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何况蒋介石又在3月24日委派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率领关麟征、汤恩伯等部重兵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黄河以东。因此，这次会议自然不可能把蒋介石立刻列入联合对象之内。会上“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提法，特别标出人民二字，也表明这种保留态度。但会议没有提抗日反蒋，而是提抗日反卖国贼，包含着一层意思：如果蒋介石决心抗日，那就不是卖国贼了，不再是反对的对象；如果他采取相反的态度，反卖国贼自然也成为反蒋的同义语。张浩在讲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后又说了一句：“打蒋介石，现改为‘打卖国贼’”，表明这里是有意识地留有余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董、张接触后在口号上的调整。张闻天在作结论时说：“有反动派来谈判，我们应说你抗起日来，苏联会帮助。全中国群众看到苏联是好的。故恩来说讲此问题时，要他们表示抗日诚意，这是对的。” 这也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关键是看他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抗日诚意，他的下一步行动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是否要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十年内战时期中共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它涉及同广大农民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容易很快下决心是很自然的。特别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真正形成时，更不可能轻言改变。张闻天在报告中笼统地谈道：“土地革命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方式应随环境而异。这种联系也不是公式，是要根据环境而采取的。”讨论中，许多人都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大家更多倾向于不宜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以免脱离农民群众。博古说：“土地问题的解决不违背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土地革命服从民族革命？如了解为‘低一点’则不对的、不适合的。”“有人以为‘着重土（地）革（命），将使我们与反帝群众脱离’。他未想‘群众’是谁。我们恰恰是在群众中依照民众的程度与力量，领导到土地革命。当然土革不是在任何地方简单化，但我们的立场应坚持。” 周恩来说：“现在土地革命的开展，正是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农民总是要走上土革，是否推迟之使会利于民族革命？党不是勉强制造，亦不是做尾巴。我们的统一战线不是要地主资本家全部而不要农民。对于抗日地主可以优待，而不是不动其土地。” 王稼祥说：“不发动土地革命，主要人口之农民不能吸收到抗日的战线上去。” 会议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大革命失败时，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十年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个总方针，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人们的思想总容易有惯性。因此，新形势下，在处理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如何对待土地革命这两个问题上实行大的转变格外慎重，是可以理解的。

晋西会议后的两次会，是讨论目前战略方针，由毛泽东做报告。他说：“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方针应该是：“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前发展。”“现在应进攻，围剿来时则防御，围剿打破则应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 他批评李德，因为李德不久前写了一个《意见书》，里面说：“转到战略的进攻，我们还非常之弱。我们的转入进攻是过早的，且在将来行动区域中的政治准备不充分，应当注意这两点。”《意见书》还提出“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迎外蒙的条文”，他担心的是“（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 讨论中，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周恩来说：“发展问题：迅速直接作战之下规定计划，以华北为抗日战场，现在进行山西第一时期的计划。以后计划看形势来定，现在是进行山西作战。”他也批评李德《意见书》：“其整个估计，右倾出发。过去错误根源的未认识，及对红军此次行动政治任务与军事上进攻不认识，是保守主义。这不但是单纯防御，而且丧失进攻机会，引到失败，必须批评之。”

晋西会议最后一天，讨论外交（统一战线）问题，仍由毛泽东做报告。他对情况的估计，第一条就是国民党破裂：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大革命失败时期的反动路线，现在与将来暂不改变”（说暂不改变，多少留了余地）；民族革命派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是“昨天的民族反革命，而由于日本之压迫与民众的压迫，开始变成民族改良主义”，左翼如宋庆龄、中小工商业、中小资产阶级、《大众生活》等，“诚意联俄联共，自信能打日本，在我们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革命”。他特别指出东北军的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其策略：借助我们与苏联回东三省去。这种情形将来向两极分化。”报告提出的方针：“不但要把‘民改’与‘民反’区别，在外交进行中亦应区别。而且要把‘民改’之左右派区别。”对报告中几次提到的“民族改良主义”，中共中央曾有一个解释：“民族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在某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让步与利益，或斗争更进一步深入时，他们就会动摇，妥协以至投降叛变，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实质”。

晋西会议后，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已回瓦窑堡的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10日，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取得良好的效果。

5月2日，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对红军大举进攻，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西渡黄河，至5日全部渡完，结束了历时75天的东征。 00vWdceZTMwau/kIx3uAiYMxMmvi7tDpiXFqZ6qEw4Qi8OAuTzN0j5ZRVAk4bc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