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瓦窑堡会议

1935年最后两个月，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加紧侵略华北又跨出新的重大步伐，国难更加深重；另一件是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独占华北，蓄谋已久，早已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深深刺痛着中国人的心。这年11月中旬，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日本军方导演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谁都明白，所谓“自治”其实就是要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建立亲日政府，处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限他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武力攻占河北和山东。宋哲元等在19日密电蒋介石报告：“北方情势，已甚明显，似非少数日本军人自由之行动。日来应付极感困难，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 24日，土肥原策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两天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华北上空阴云密布，仿佛又重现九一八事变前夜那种浓烈的战争气氛。

民族生存比什么都重要。人们对国民党当局一再对日屈服退让极为不满。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它像燎原的烈火那样，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迅猛地向全国各地展开。民众的觉醒和行动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抗日救亡的任务自然地被提到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张浩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到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的，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这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浩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了这次大会。针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日益猖獗，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大会着重讨论的是欧洲问题，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也说道：中国共产党要“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为了尽快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之间在红军长征期间中断的联系，不等会议结束，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就派张浩回国。他经过长途跋涉，在11月18日或19日到达瓦窑堡，凭记忆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共产国际的意见，对中共中央产生重大影响。它同中共中央在实际生活中强烈感受到的必须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要求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机关11月7日从吴起镇迁到瓦窑堡。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这时张浩还没有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宣言》还写道：“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 《宣言》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要求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显然已包含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中国实际情况所要求的。

29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因为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没有能回来参加这次会议。张浩已来到瓦窑堡。张闻天在会上的报告中，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国面对的现实，着重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紧了。”“在目前形势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不仅有工农群众、大学教授以及某些派别的资本家，就是在军阀中间也有人对日本侵略不满意。广大阶层参加到民族战线中，许多人持同情态度或守善意中立，反日的基本力量更加广泛。”他强调：“甚至对上层统一战线，我们都要争取。”过去，中国共产党看重的只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时提出对“上层统一战线”也要争取，是一个重要变化。在结论中，张闻天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作了更多的阐述，说：“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团结起来向革命进攻，小资产阶级消极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力量散了些。在这些条件下，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我们的工作集中于工农群众中团结和巩固自己的力量。现在情形不同，整个小资产阶级动摇及同情我们，在军阀中也有分化，有的动摇、中立或对我们同情，我们有坚强的苏维埃、红军及广大的群众拥护，党的力量也比以前加强了。在全国提出的两条道路问题更清楚的提到群众的前面。这样，就更迫切的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这个策略是可以实现的，抗日反蒋必须很好的运用这一策略。” 刘少奇在会上说：“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上层领导同志甚至都犯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中国群众反日运动在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

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从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后来被称为瓦窑堡会议。会议开始后，先由张闻天作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23日，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军事问题，由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行动上，他主张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陕西，包括扩大红军、完成渡河准备等；第二步是在山西，准备用六个月（2月—7月），依情况延长或缩短之；第三步在绥远，时机看战争情况及日本对绥远进攻情形决定。

为什么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突出课题的时候，要讨论东征的军事行动？那是现实的需要。第一，它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需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虽然已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但陕北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又遭受国民党重兵的封锁和围困，如果不积极向外发展，只是消极地坐待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很容易陷入难以持久的不利处境。要向外发展，山西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比驻在陕北以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弱，打起来较有把握；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比陕北以西和以北都要富裕，便于红军的发展；晋绥部队还有一部分已进驻陕北的吴堡、葭县、绥德、清涧一带，进攻山西可以迫使阎锡山将这部分军队调回山西，扩大并巩固陕北苏区。第二，它又便于红军投入抗日的实际行动。那时日本已在河北增兵，并策动伪蒙军向绥远侵袭。东征山西，可以东入河北或北转绥远，“对日直接作战”。张闻天在讨论时说：“我同意先向山西方向发展。”“我们到了山西，就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以便来组织抗日的民族战争。山西环境与陕北亦有不同，更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我们高举抗日旗帜，肯定会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群众更会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在这种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而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进一步分析道：“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这篇讲话，更透辟地阐述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明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预见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还需要提到，它又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出决定。只有到了这时，才有可能进一步系统地说明党的政治策略。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只有两个多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并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东征山西的部署和准备；并且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做出通盘分析，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强调发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对关门主义，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了大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极不容易的。

自然也要看到，中共中央当时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甚至上层统一战线，都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主要的口号是“抗日反蒋”，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头子”。这并不奇怪，且不说十年来国共之间的生死搏斗留下的深重伤痕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而且在此前他们看到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放弃热河和签订塘沽协定，再到所谓“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对日本侵略者一直是步步屈辱退让，而看不到国民党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奋起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又正在继续调集重兵，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举消灭在陕北一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提出“联蒋”的口号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些问题，从双方来看，都需要再经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