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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四个多月，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对脱离根据地、来到对周围环境都十分陌生的贵州，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唯一办法只有在实际活动中去摸索，敏锐地观察动向，沉着地作出判断，灵活应对。因此，他们在四个多月中曾经根据实际情况，几次当机立断地对行动方针做出重大调整：黎平会议，放弃了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目标，决定新的根据地应该在川黔边区，也就是陈云所说“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遵义会议又改变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扎西会议，又提出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以后，又决定重回黔北，抢渡乌江，佯攻贵阳，大踏步西进云南。这几次及时的重大调整，出乎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意料之外，目的都是为了使红军的行动方针符合当时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时担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评论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这位中央红军在贵州全过程重要亲历者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行动方针是要靠人去实行的。如果没有红军这样一支队伍，再高明的战略战术也难以得到实施。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它在同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且完全适合于红军的情况。蒋介石和他们的高级将领熟知红军的作战特点，但他们的军队无法做到，也找不到对付的办法。中央红军在贵州连绵不绝的险峻山地强行军的速度，也是国民党军队怎么也赶不上的。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写道：“精神与士气乃战争之主宰。”“拿破仑的格言的新解是：士气以三比一重于实力。”
事实上，它的比重有时还超过三比一。当年在红三军团担任过营长、参谋的张震写道：“红军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战不垮，打不败，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红军战士有了共同的理想，就有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就不怕任何艰难，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对党的一片赤诚。他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顽强战斗，勇往直前，无坚不摧。”
这也是一位亲历者的自述，说出了红军在贵州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重围的又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