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行动立刻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和此前有很大的不同。它的主要特征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避实就虚，不再是被动挨打，也不是墨守固定的计划，盲目硬干，而是从实际出发，力争掌握战争行动的主动权。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很能表现出这种变化。该文件明确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红军作战指挥在遵义会议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中央红军在这个阶段行动的扼要概括。

当然，在战争中要做到从实际出发、要做到正确地判断什么是“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十分不易。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殊死较量，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中央红军又是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围，来到陌生的地区，情报渠道十分有限，要正确判断周围的客观局势更加不易。因此，在初期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受一些挫折。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主力先北上经过桐梓、松坎再转而向西，于2月24日和26日先后攻占土城、赤水。土城、赤水虽仍属贵州境内，却是向西突出的一角，北、西、南三侧都属四川。由此北渡长江有两条路：东面是从重庆对面渡江，那里是刘湘的根据地，守军兵力雄厚，显然不宜在此渡江，红军也没有打算这样行动；红军的计划偏向西行，在泸州、纳溪上游地区渡过长江。朱德十多年前曾任靖国军旅长，在泸州驻防两年。刘伯承在国共分裂后，曾在泸州、顺义领导过武装起义。两人在当地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四川军阀内部，一年多前刚发生刘湘、刘文辉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双方动用兵力二十多万。这时，混战虽已停息，双方矛盾仍很深，泸州、叙府正处二刘势力交界之处。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中央红军估计不足的是，刘湘部川军的兵力和装备远比黔军要强：“综计各省及本军在黔边兵力数在二十万以上。” 那时，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正活跃于川北，中央红军如果北渡长江就有向川中地区发展的可能，这使刘湘深感对他构成心腹之患。蒋介石又特地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贺国光为主任，于1935年1月12日到重庆督战。贺国光一到四川就发表书面谈话称：“徐匪向前，盘踞川北；朱毛股匪，图窜川南；川省形势，颇趋严重。中央为促进剿匪成功起见，不得不侧重川局，此行营参谋团之所由设也。” 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在川南投入了很大兵力，竭尽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北上渡江。1月14日，也就是蒋介石致电刘湘要求他固守泸州、叙府的同一天，刘湘任命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率领十二个旅四十多个团的兵力沿江构筑工事，部署防御，派定炮舰游弋江面，并在泸县设立总指挥部。“追剿军”薛岳部、湘军刘建绪部、滇军孙渡部、黔军王家烈部也分头向这一地区赶来。

蒋介石对此下了很大决心，他在日记中这样记下自己的全盘部署：“进剿方针：先使其被围，限制其范围，勿使扩大为第一步办法，即：1、封锁；2、包围；3、局部分区清剿；4、固守重要据点。”

那时，双方兵力悬殊。红军在没有根据地而又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加上春雨连绵，敌军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困难很多，局势确实十分险恶。

第一场恶战，1月28日发生在土城地区。土城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川军精锐郭勋祺部来攻。红军奋力抗击，最初取得一些胜利，但随着川军的源源增援，形势越来越不利。杨尚昆回忆道：“这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四个团，而是三个旅近九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当晚，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前沿观察，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四面都是敌军的探照灯、信号弹，照得夜空雪亮，电台的马达声也隆隆直响，反而使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判明情况后，军委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红军快撤，在第二天拂晓前脱离此敌，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后来，毛主席总结了土城之战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刘湘‘模范师’（引者注：土城战役后，蒋介石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21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又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他总结错误教训后，从实际情况出发，立刻果断地调整作战部署，开始一渡赤水。

赤水和长江之间是一条狭长地带，东端是黔北，中间是川南，西端是滇东北。1月29日3时，朱德电令各军团在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西进。（途中，中共中央决定改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渡过赤水后，红军最初仍准备经过古蔺、叙永、长宁，到宜宾（即叙州）附近北渡长江。但很快发现川军各路重兵已逼近川南，他们还有四十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敌情的变化，在2月3日决定撤出战斗，向西开向云南东北端的扎西（今威信）地区，寻机渡江。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西进，认为正是消灭中央红军的大好机会。他在1月31日致电贺国光：“照现情判断，若匪不南窜滇北，则必向叙府屏山雷波之间北窜无疑。务望将第五路主力最好廿团以上兵力迅速移置于叙州与雷波之间，乃有堵截围歼之望。何如请与甫澄兄（引者注：即刘湘）速即商决立复。” 2月1日写道：“匪向西窜，受川军此次土城之打击，则其愈进愈死矣。”3日又写道：“匪情，迫其窜入川西峦地，陷于绝境。”

中央红军并不像蒋介石所预期的那样行动，先头部队在2月6日抵达滇北扎西。由于进入云南境内，蒋介石判断红军将从这里渡江，急调滇军孙渡部从黔西向扎西地区赶来。那时红军对周围敌情还没有完全弄清，还不能作肯定的判断。朱德当天给一、三军团的命令中把话还说得活一些：“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扎西大河滩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面对的险恶局势，再次果断地做出重大决断：放弃原来的渡江计划。当天下午7时正式以军委名义指示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可以注意到，这里已提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也就是说已在考虑二渡赤水的问题。

2月10日，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军大量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防守力量薄弱，决定转兵东进，二渡赤水河，再向黔北进军。11日，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15日，更明确指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 这是国民党军根本没有想到的。

那时，国民党军云集川滇黔边境地区，一心想在这里同中央红军决战：“周代总指挥（引者注：指周浑元）所部扼守马蹄滩清水塘。万师扼守邬家渡、仁怀。川军扼守古蔺、叙永。滇军扼守威信、赤水。黔军扼守二郎滩、土城。以上各友军，均以主力准备向匪进击。” 2月13日，蒋介石在致薛岳电中兴奋地说：“朱毛一股自窜土城叙永、迭受钜创之后，残余不过数千人，已溃不成军，现甫澄以三旅之众，与中央各部跟踪穷追，在横江以东地区，必可歼灭。”

18日至21日，红军却摆脱各路国民党军特别是川军和滇军的夹击，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由于国民党军一心想在川南打一个大仗，在黔北兵力空虚，红军渡过赤水河后，面对的对手又是那个不堪一击的黔军王家烈部。25日红军再次占领娄山关，28日晨重占遵义城。这对蒋介石真如晴天霹雳那样，他完全没有想到红军竟会突然东返黔北，这就把他的所有部署全打乱了。他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还带着怀疑的态度写道：“匪向东窜乎？”23日写道：“朱匪被滇军截击，向东回窜，颇可顾虑。”27日写道：“朱匪进窥遵义，薛岳处理不当，愤怒伤神，戒之。”

红军将占遵义时，蒋介石在2月21日派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并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从贵阳和黔西地区驰援遵义。这支“追剿军”尾追红军已四个月，还没有同红军真正交过手，红军最初也不清楚它是哪一支部队。一交火，“敌军的机关枪和迫击炮都响起来了”，“王家烈部队没有轻机枪，听枪声就知道是吴奇伟部队上来了”。 经过激战，孤军深入的吴部两个师全线动摇，大部被歼，少数人向乌江方向溃逃。五天内，中央红军从桐梓、娄山关到遵义一直打到乌江边，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黔军王家烈部八个团，缴枪两千多支，俘敌三千多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是对“追剿”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大胜仗，获得大量武器、弹药等物资补充，士气受到很大鼓舞。

当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蒋介石十分紧张。他在2月23日致薛岳、万耀煌电中写道：“如果匪窜踰遵义以东地区，则我在黔之中央部队军誉扫地，且将四面楚歌。关系如此之大，望奋勉无误。” 败耗传来，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在3月2日从武汉飞到重庆指挥作战。这个时候他还担心桂军乘薛岳部遭受重创的机会扩充在贵州的势力，在日记中说：“批阅桂逆廖磊部思逞贵阳，殊堪痛心。”他在到达重庆当天的“本周反省录”中写道：“朱匪陷遵义，桂逆思逞贵州，局势严重，故直飞重庆镇慑。”

蒋介石亲临前方，认为他自己到重庆指挥，不难击败以至全歼中央红军。当天他致电何键：“遵义又陷，是围剿良机。”又致电薛岳：“前电关于对桂军处置闭门固守办法，事前切勿慌忙，务望沉着应付，尤须严防贵阳城内杂部，秘密筹划，不可稍露形迹。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 第二天正式发布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从最初发出的电令来看，他到重庆后最关心的问题：一是要贺国光“下达命令”，令周浑元部和川军郭勋祺部即向遵义东北和西南地区进攻， 力图早日重占遵义；二是令湘军何键部三个师“以主力守备乌江沿岸”，又令吴奇伟一部及黔军一部“守备乌江上游”，以“歼灭该匪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为目的”。 事实上也是防止中央红军东进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但对中央红军的真实动向，蒋介石仍心中无数，捉摸不定。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匪情：盘踞遵义城，与我决战。”同天“本周反省录”中又写道：“朱匪盘踞遵义，思一决战乎？抑先围击破仁怀周部，留其西窜余步乎？” 红军在13日放弃遵义。蒋介石在14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朱匪尚未窜出赤水河以东，犹在围剿之中，如上帝赐我中华以解放，尚可一网打尽也。”

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川军、湘军、黔军又调集赤水河和乌江之间地区，准备同中央红军决战。滇军孙渡部又移驻黔西，防止红军西进云南。红军再次陷入险境。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围攻，红军又采取出乎他意料的奇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接着，又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军事行动，红军行动更加飘忽灵活。15日，红军主力向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纵队有三个师集中在一起，进攻没有奏效。多路国民党军队赶来，企图夹击红军。16日，中央红军当机立断，朱德对各军团做出三渡赤水的部署：“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当国民党军自以为调动部署将成之际，红军突然三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

这一行动着实出乎蒋介石意料。他实在不是高明的军事统帅，晕头转向，判断不了红军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在3月16日日记中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17日写道：“匪果西窜古蔺乎？”18日写道：“匪向古蔺东南地区窜进，其将越赤水河南而西窜乎？” 他还担心红军重到川南会不会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急忙调整部署，重兵再集中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大量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再度围困红军在赤水河以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张爱萍回忆道：“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沿岸设置防线。并在滇黔边境加筑碉堡，构成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南岸。”

大部队的调动是不可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往往使原有的部署陷入混乱，对战局造成很大影响，这是兵家的大忌。国民党的军队更缺乏那种灵活性，弄得手忙脚乱。而红军的三渡赤水，根本不是为了从这里渡江，更不会在这里决战，只是虚晃一枪，迷惑蒋介石，把国民党各路军队再调动到赤水河西岸，自己立刻乘虚转身东进。这更是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的。

中央红军在赤水河西只停留了五天。3月20日下午，朱德下达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21日夜，中央红军以突然行动闪电式四渡赤水，突出重围，把正在赶筑碉堡的国民党重兵抛在赤水河西。杨尚昆回忆道：“四渡赤水后，军委曾考虑向西南行动，扩大机动，以转移战局。彭总和我分析战场态势后，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烈）、孙（渡）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而在东南方向，由于原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及黔军已经被我军吸引北上，敌方兵力空虚，因此建议：目前‘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朱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立刻集结主力南下，再一次命令彭、杨指挥一、三两军团迅速向乌江前进。那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敌军摸不清红军的去向，他们既怕我们到四川，又怕我们回湖南，却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南下。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三处架设浮桥过乌江。”

蒋介石因贵州战局越来越棘手，在3月24日携陈诚、晏道刚等乘飞机由重庆亲赴贵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以晏（道刚）办事迟缓，又加上官（云相）放弃桐梓，忧愤暴戾，不可抑止。”这下蒋介石已亲自到贵州第一线来指挥作战了。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到底又怎样呢？其实，他根本弄不清红军的行踪所向。五天后，他在29日的日记中还写道：“匪果由沙土西窜乎？抑图偷渡乌江东窜乎？”到31日才知道：“匪已全部渡过乌江，今日围攻息烽碉堡。” 这又使他随后再次做出错误的判断。

息烽就在贵阳正北约六十公里，蒋介石所在的贵阳立刻受到严重威胁。4月1日，滇军将领孙渡的报告中写道：“匪大部已过乌江，大有袭攻贵阳之势。” 当时驻守贵阳及其附近的国民党军只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的四个团，兵力单薄。中央红军的行动使刚到贵阳十来天的蒋介石十分震惊。他在3日致电何应钦、顾祝同，要他们调兵来黔。电文中说：“此间兵力实感不足，匪于三十日以主力乘虚偷渡乌江南岸，即攻息烽，只有一营部与一连之兵凭守碉堡，又抽贵阳守兵一营赴援。”不久，“再抽贵阳守备队一营，进驻扎佐防守。至此，贵阳守备队实不足五营之数。四日之内，毫无一兵可调”。 足见蒋介石当时处境之狼狈。晏道刚回忆：“约在4月2日左右，蒋介石召陈诚、薛岳、何成浚和我一起商谈。大家判断红军这个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蒋介石随即做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入黔湘军在黔东准备堵截，并“调大定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约在4月6日（或7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三四天走了四百多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机场。”

蒋介石对滇军孙渡纵队东调贵阳这件事十分看重。他在3月31日得知红军渡过乌江后立刻致电孙渡：“望兄速率全部”“兼程猛进”“尤勿延误”。 4月6日日记中记录：“见滇军将领。”7日记下：“滇军补助费。”8日写道：“孙司令幸平安通过，到达龙里（引者注：龙里在贵阳东南约二十公里）。”9日写道：“滇军在龙里与黄泥哨东西夹击，皆不能包围歼灭。”11日写道：“匪必狡谋脱滇军追击范围，恐其旋盘打圈。”13日写道：“焦灼异甚，终日研究地图。西征以来，以今日忧虑为最甚。” 可见他对贵阳安危的心情何等焦虑和急迫。

其实，中央红军的目的既不是“仍图东进”，也不想“乘虚袭击贵阳”，正是要以佯攻贵阳、虚张声势来迫使蒋介石慌慌忙忙地把原来驻防黔西、阻挡红军进入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东调贵阳，这样红军西进云南的门户便敞开了。刘伯承说过：“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 双方在博弈中的高下，不言自明。

但蒋介石向来不愿真正做自我反省。他在4月4日所写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对匪情判断处置，皆如所料。惜将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致匪东西自如，不能如计歼灭，任其偷窜者三次，失却良机，可痛。” 这些话读起来，不免引人发笑。蒋介石对情况“判断处置”的失误，到此还没有结束。这时，红军以一个团佯攻贵阳，并且在贵阳城外贴出“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来迷惑蒋介石，主力却乘隙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越湘黔公路西行。蒋介石在4月4日电令白崇禧、廖磊中却说：“此间各部仍照原定部署向东猛追。” 一时，战场上出现十分奇怪的局面：国民党军向东猛追，红军主力却悄悄地向西南向云南疾进，双方正好背道而驰！

这时，红军以每天行军60公里的速度急进。杨尚昆回忆道：“18日，三军团渡过北盘江，改推进为疾进，占贞丰，取兴仁，入普安，几乎每天打下一个县城。22日，和一、五军团及中央纵队会合，第二天到达黔滇边的盘县。24日，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省境。” 中央红军终于脱离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的贵州，这是一个重要时刻。中共中央作出两手准备，在25日以“万万火急”致电红一、三、五军团，指出最近时期是“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要准备在进入云南境内时同国民党军队“决战”。 由于已经东进的滇军主力无法赶到，这场决战没有发生。

蒋介石一时仍摸不清红军的行动方向。他在16日写道：“本日仍研究作战，匪踪不明。”17日写道：“匪已渡百层河，向贞丰西窜乎？”到18日才断定：“匪果经贞丰企图西窜。”19日写道：“本日匪先头已窜至兴仁之六官堡，其迅速可羡。” 此时，他要调动军队阻挡红军入滇已来不及，而且龙云深深疑惧外省军队入滇也使蒋介石在调动军队时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行动迟缓。

但蒋介石仍执着地认为：“西边之金沙江，他便不能渡越过去，所以他简直是成了陷于‘死地’的‘穷寇’。”到4月25日，他致薛岳并各纵队司令官、各师旅长电中仍说：“此次匪入滇境，层峦重壑，通路崎岖，又复到处苗居，不惟给养困难，而且气候险恶，瘴雾弥漫，是匪更陷入绝地与死地也。”

蒋介石所说的“绝地与死地”都没有难住中央红军。红军进入云南后，又像佯攻贵阳那样，摆出进攻昆明的姿态。朱德回忆道：“到了离昆明三十里处，这时坐镇贵阳的蒋介石部都调到东面去，一下就落后了五天路。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占领昆明，而是引诱军队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这样，引得大部敌军都趋向元谋，而我们折回头，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周浑元部师长万耀煌说：“在匪尚未渡金沙江时，薛岳曾电令吴奇伟、周浑元乘匪未渡江时围剿之。薛命我去元谋马街堵击，我只有放弃原来追匪计划，回头走两天，未到武定，薛来电报说匪并未去元谋，为何消息如此不确？可见谍报大有问题。”“我追到金沙江边，匪已渡完，船已为匪凿沉。周浑元追到金沙的一个渡口，也是匪走船沉。”

这样，红军就通过灵活机动的行动，顺利渡过了天险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

红军离开贵州前，蒋介石正式免去王家烈的贵州省政府主席和第二十五军军长的职务，在4月16日把他送到南京去当一个空头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贵州完全落入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后，5月9日，龙云致电蒋介石称：“实职之调试无方，各部队（之）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13日，孙渡也致电龙云，以红军渡江北进而提出引咎辞职。 但这时蒋介石还不能像处理王家烈那样来对待龙云和滇军，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接着，红军抢渡大渡河，翻过夹金山，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会师。从此，中央红军长征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stLbcDlbQkcY5WgTCYFjK1AV8MOWsUDV59isaQiKsckdXB9xO/Zs2VLTc2BZr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