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试验和破产

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凭空而来，总有它的来龙去脉可以找寻。为了探讨问题，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五四以前中国先进分子经历过的梦想和现实。

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处于封闭状态的传统社会再也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人们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竟有那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道理和新事物。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既感到新鲜，又受到巨大的鼓舞。1903年日本留学生出版的《江苏》杂志上有一段话把他们这种心情写得淋漓尽致：“横瞰欧美之光明政局，旁探近代之革新历史，注目于其社会，关心于其国事，每有一种葱葱勃勃伟大昌隆之气象，目击焉而心花开，耳触焉而气概扬，不知不觉间激起吾欢欣歌舞羡慕恋爱之一片良感情，跳跃于心头而不能自镇。”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定：一定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才能找到拯救祖国的出路，他们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这个斗争的高峰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投身这场革命的人长时间内充满自信，期待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这场革命在中国近代起过的伟大历史作用，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

当时许多人对民主的理解，特别着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活动程序方面。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也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了中国。很多人对这些曾抱有很大的期望。曾在日本留学、相当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个多月，还兴高采烈地发表演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他所表达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听起来也颇为诱人。

奇怪的是，说起来那么动听的东西，甚至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如果不顾中国国情，一旦硬搬到当时中国社会这块土壤上实行起来，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等到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准备好了，猛扑过来，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掷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之所不及的。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也许可以看作20世纪初年这场革命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觉得迷惘、彷徨以至绝望。但是，真正有志气的爱国者不会由此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们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重新又开始新的探索。很早参加同盟会的林伯渠回顾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新的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这是中国思想界大转变的重要契机。但新的道路并不是轻易就能踏上的。他们在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领域内。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他认为，造成中国人民愚昧的根源是封建道德，而封建道德就是奴隶道德。他把伦理的觉悟看作“吾人最后之觉悟”，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们这种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精神是十分可敬的，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从而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但是，文化终究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 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单从政治组织形式或文化思想下手，怎么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1919年10月在《时事新报》上谈到他们这种新的认识：“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人们对问题向更深层次的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的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