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12月13日正式下达命令西入贵州。

红军迅速跨入贵州境内，但这里的环境与红军此前经过的环境显然不同。旧中国的贵州常被这样形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也就是说，百姓穷困，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气候无常。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站在山顶上朝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嗬！一层山接着一层山，像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生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 那时贵州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公路相通，只有逶迤曲折、险峻狭窄的山路，大部队行动十分不便，对国民党中央军那样装备较重的部队来说更是如此。

黔东南要地黎平距通道只有50公里。“黎平城位于清水江东岸，东西面高山环绕，敌人在这里没有修筑什么工事。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六时，驻守黎平的王家烈的一个团，听到红军进攻黎平城的消息后，部队早就撤走了。” 15日，红一军团进占黎平。在此期间，12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八军团编入红三军团，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占领黎平，打开了红军向贵州进军的通道。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红军长征开始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又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会议。会上争论激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引者注：指红六军团）原路，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改变了建立新根据地目标所在，是一个大决策，是红军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陈云半年多后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时说：黎平会议前，“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是遇到敌人追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李维汉谈到这个《决定》时也说：“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团也不致担负后卫，老吃苦头。”

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后，红军没有停留，沿苗族聚居的清水江南岸西进，三天内接连占领黔东商业重镇镇远和施秉、黄平，这仍是几个月前红六军团刚走过的“原路”。但在这以后所走的路就不同了：红六军团是转向东北，在黔东北角和湘西相邻的仙桃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改红二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却转向西北，经余庆、瓮安在31日直抵乌江南岸，向黔北挺进，因为它的目标不再是想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要去创建川黔边区根据地了。

在中央红军做出重要战略部署的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薛岳率领的吴奇伟、周浑元部的八个师此前一直驻屯在湘西的芷江、黔阳一带按兵不动，当红军转向乌江前进时，才向西开进到镇远、施秉、黄平地区。但他们接着不是向北追击红军，而是继续向西直奔贵阳。

其实，这并不奇怪。蒋介石特别看重的是要乘红军入黔尽快控制贵州省会贵阳。12月31日，多少领会到蒋介石意图的薛岳致电蒋：“本路军今次入黔，责在剿匪，间接亦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蒋当即复电：“所见甚是，当令筹备。” 当时在蒋介石身边的晏道刚后来回忆：“当红军于12月进入黔边时，蒋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进占贵阳，正是这一阴谋的具体行动。”

还有一个在蒋介石心中占有很重分量的因素，那就是对桂系的高度疑忌。红军入黔后，李宗仁、白崇禧就致电追剿总司令何键，提出划分作战境界线：“该线以东，归何总司令所部，以西归黔、粤、桂军。” 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要由桂军来控制贵阳。那时桂军廖磊部两个师已开到黔南的都匀。“这条路线不是红军长征的道路，没有与红军接触。”廖磊部“构筑防御工事，名为‘防共’，实则‘防蒋’”。 蒋介石十分担心桂军会抢先控制贵州，因此更加急于要赶在桂军到达前能进入贵阳。这已成为他一块很大的心病。当薛岳部开入贵州后，蒋介石稍觉宽慰，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

根据薛岳口述、又经他审定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也这样描写王家烈同桂系之间的关系：“他怕共匪侵占贵阳，他又怕中央军进入贵阳，但是，又无法保住贵阳。因之，不惜饮鸩止渴，转向桂系李、白求救，请他们派兵，协守贵阳。野心勃勃的李宗仁，满口答应拔刀相助，即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领桂军三师，浩浩荡荡，开向独山前进。”书中接着写道：12月30日，也就是红军前锋红四团到达乌江南岸那一天，薛岳“决向贵阳速进，单枪匹马行入贵阳”。1935年1月4日，薛岳到达贵阳。“一月八日，薛将军令九十九师进入贵阳。二纵队吴奇伟部，亦抵贵阳近郊。三纵队周浑元部，到达马场坪、贵定之线。”“一月十三日，桂军之廖磊三个师，到达独山。闻悉中央军捷足先登，只得望贵阳而兴叹。当时，如桂军胆敢先入贵阳，真是不堪设想。” 周浑元部师长万耀煌自述：“迨元月三日行军至黄平，薛岳来电报要我军快去贵阳，其时匪已北窜。”“白崇禧闻讯，急令桂军周祖晃部星夜向贵阳急进，周部到都匀始知中央军已占贵阳，急电向白报告，白闻讯色变，贵阳在战略政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这就不难明白，为了要赶在桂军前抢先赶到贵阳，而且把它看作异常急迫的任务，蒋介石、薛岳一时就顾不上正向乌江前进的中央红军了。

王家烈早就清楚，蒋介石对他是不怀好意的，是准备夺取对贵州的控制权的。一看薛岳部置北上的红军于不顾，直奔贵阳，他也急忙率部赶回省会贵阳。他回忆道：“这次，他的中央军乘追击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想拒绝他，也不可能。前思后想，心绪非常烦乱。在当前形势下，我只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阻击红军，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我初步计划是：将黔北（乌江以北）的防务交与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我和犹国才负责。我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到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

蒋介石、薛岳、王家烈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贵阳。贵阳离乌江重要渡口江界河等很远，相距一百多公里。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时，以为有薛岳和王家烈部紧紧追来，处于两面夹击的险境中，结果面对的主要对手只有战斗力薄弱的黔北军阀侯之担部，背后并没有追敌，这自然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瓮安县的猴场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因为那时还不知道薛岳部到达镇远、施秉、黄平后，并没有紧紧尾追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是西入贵阳。所以，红军仍把准备同薛岳部作战看作首要任务。《决定》写道：“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建立新根据地的具体目标，猴场会议和黎平会议是基本一致的。虽然讲到“然后向川南发展”，但没有提出北渡长江，依然是“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

由于薛岳部没有尾追而来，王家烈部也随薛部西入贵阳，中央红军抢渡乌江的对手只有黔北军阀侯之担部。侯之担时任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自成一股地方武装势力，并不听王家烈指挥，他派副师长侯汉佑为江防司令。侯汉佑说：“侯部虽号称八个团，但多属空架子，每团两三个营不等，总数约一万人左右。武器除有部分汉阳枪外，余为川造、赤造等杂枪，一部分小迫击炮、轻机关枪和掷弹筒。”战斗力十分薄弱，又缺乏作战准备，实在不堪红军一击。但他们认为：“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

乌江的确是天险，但中央红军还是决定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美几个渡口抢渡乌江。1935年1月3日，红军在江界河分批乘竹筏强渡成功，又搭起浮桥，乘胜猛烈追击，侯部军心动摇，全线溃退。江防司令侯汉佑由电话向坐镇遵义的侯之担请示处置。侯之担认为：自身兵力不足，援军一时无望，若继续抵抗，必遭歼灭。“于是侯不及向王家烈请示，即电话指示侯汉佑转令河防部队撤退。”侯汉佑退回遵义，向侯之担建议“避红军锐锋”。“侯之担早已惊惶失措，急图逃命，同意侯汉佑意见，命他率溃退部队后撤。侯之担则率少数卫队乘车退经桐梓、綦江到重庆。”“侯的企图是保全力量，在红军走后，复据黔北各县防地。” 蒋介石却乘此机会将侯之担扣押，收编了他的部队。

中央红军在渡过乌江后，立即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红二师六团毫不停顿地飞速奔袭遵义。1月6日下午，红军消灭了距遵义二十里团溪镇的黔军“九响团”。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他们迷信乌江天险的障碍，又认为大雨天更为太平。因此，当他们听到枪声仓惶迎战的时候，早已成了瓮中之鳖了。” 一部分红军随即改穿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并带着俘虏的“九响团”营长冒雨赶到遵义城下，自称是从外围败退下来的侯部，骗开了城门，红军大队随即开入城内。侯之担部三个团弃城而逃，没有经过多少战斗，遵义城便得到解放。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黔北首府、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交通便利，也是贵州通往四川重庆的必经之地，同四川关系密切。城内商业繁荣，市面繁华，男女中学有五六所，书店就有三家。红军在遵义时，所有商店照常营业，参加红军的有四五千人，都是黔滇籍的贫民和退伍者，熟悉地方情形，对红军有很大帮助。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都得到不少补充。

一拿下遵义，刘伯承、聂荣臻立刻命令耿飚、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出发北上，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娄山关是黔北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川黔公路从这里盘旋通过。杨成武回忆道：“遵义到娄山关是六十里，从娄山关到桐梓还有三十里。我们几乎一直都是用跑步的速度行军。”“娄山关是遵义通向桐梓的大门，贵州北方的要冲，东西高山耸峙，南北有盘山小道，若是从川南到黔北，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便成囊中之物了。所以娄山关便成了扼守遵义的兵家必争之地。” 红四团乘半夜突袭，攻下了娄山关，随即占领桐梓，遵义北面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由于薛岳、王家烈部远在贵阳，刘湘部川军一时还没有南下，中央红军得以在遵义休息了12天，这是长征开始后从来不曾有过的。它实在很重要。陈云写道：“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他还着重指出：“当时赤军之所以能休息十二天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赤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然而侯之担、王家烈等小军阀之命运则均至末路矣。”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势力之间这场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尖锐争夺，使他们的注意力一时只能集中在如何控制贵阳，而无力顾及黔北，这就为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并在遵义比较平静地休整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有了这12天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便能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期间，在遵义比较从容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召开的，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根据会议精神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对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向，会议也做出北渡长江的新决定。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这是对红军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的目标所做的又一次重大改变，是到黔北后根据实地观察做出的决断。渡江北上的主张由刘伯承、聂荣臻提出，他们都是四川人，对四川的情况比较熟悉。聂荣臻回忆道：“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在黎平会议时，中央红军初到贵州，对贵州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当时必须立即做出决断，因此提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而不到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大胆而重要的决定。到了黔北，在遵义停留了十多天后，中共中央有了实地观察，“看到的情况”是这里地势险峻，经济贫瘠，米粮缺乏，人烟稀少，民族关系复杂，汉苗纠纷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军事行动又缺乏比较宽裕的回旋余地，要在黔北建立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这样，便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对原来的决定做出改变。

国民党方面的军事部署这时也有重大调整。蒋介石牢牢控制贵阳后，在1935年1月13日致电薛岳：“近日匪情如何，甚念。遵义应即须规复，稍缓恐更难图。一俟遵义克复后，即可判断匪情之趋向，乃可确定整个计划。”接着，他也把目光转向川南，在第二天致电刘湘：“匪必进占泸州、叙府，务望从速筹备，先派得力军队巩固该处城防，预作一个月以上守城之计。”这时，叙府在与刘湘不和的刘文辉手中，蒋在电文中又叮嘱道：“万一无兵可派，与其为匪占领，不如与兄（引者注：指刘文辉，当为叔）自动修好。刘文辉责成其固防叙府，以泸、叙非固守不可也。”

于是，薛岳率领的“追剿军”和王家烈的黔军迅速向黔北开来，川军、湘军、滇军也密集地进入这个地区。川军为防止红军渡江北上，进入四川腹地，决心以主力开往川南。湘军主力在1月中旬从湘西开入川黔边区，防止中央红军进入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湘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在2月26日日记中写道：“奉令责成本师仍驻酉（阳）、秀（山），防堵萧、贺两匪西窜与朱、毛会合，分头派队赴乌江与酉水侦察中。” 云南的“龙（云）主席即以训练精悍、战力较强之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鲁道源部，第七旅龚顺璧部，推进三省交界之威信、镇雄一带构筑工事，严密戒备”。 龙云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红军阻挡在云南境外，避免红军进入云南。国民党几路军队集中在这个地区的总兵力已约四十万人，而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七千多人。这种异常紧迫的局势也要求中央红军不能不迅速做出新的决断。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开始北上，准备北渡长江。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但新的严峻局面又摆在红军面前，从这里渡江作战的计划仍难以实现。中央红军的行动，便转入四渡赤水、西进云南的新阶段。 PCx7hBqIqyERRv6fz7ISR05wEma6SAaqcIOTve50WD1X1NmodL3XQolyKIHVf5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