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行动灵活多变，有时使人有扑朔迷离的感觉。不能认为这一切全都是事前完整地设计好，随后只是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它是多种力量在冲突中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正确的决断，是来自对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进行合理的分析并能及时做出正确的估量，才能用来指导行动。恩格斯有过一段深刻的分析：“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它称为“一个总的合力”。他接着又说明：“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红军在贵州的这四个多月内，确实是几种政治力量各自抱有不同的愿望和意志，努力给对方造成妨碍，都在起着作用。最后的结果是红军胜利地突出重围，但它的具体发展过程是最初谁都没有预想到的。所以，考察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活动，需要先对中央红军当时的状况、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突围及长征的应对、西南地方势力的状况及其对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发展进程的影响等几方面的力量分别作些分析。只有清楚地了解当时双方阵营中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的大背景，才能正确地理解红军到贵州后的活动为什么会那样一步一步地发展。

首先，中央红军的状况。

湘江战役中红军受到严重损失，这是不争的事实。军内因此对博古、李德的领导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组。但有些研究工作者容易由此对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损失做出超过实际的估计，以为这次战役使中央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已损折过半，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央红军人数一下子从十一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这是一种误解。要是那样的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所表现出的很强战斗力就不好理解了。

对事实需要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估计。石仲泉根据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写道：“第一次突围减员三千七百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九千七百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八千六百余人，共减员两万两千多人。”“这就是说，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的实际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八万多，而只有六万四千人左右。”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不是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吗？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占全军人数四分之一的减员是怎么发生的？读一读当时在第五军团当师长（后任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的日记就可以想见其大概。陈伯钧的日记写得比较详细，在过湖南道县以东的潇水前那段日子里，看不到这支后卫部队有过激烈战斗的记载，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可以看到这类事实：“这几日，因长途跋涉，致病故者不下十人！”“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对我之行军计划有莫大障碍。”“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道路均不良，上高山时，路又滑又陡，污泥太深，掉队的较多。”“掉队人员约一百以上，这是历来最艰难的一次行军。”如此等等。 不难看出，到湘江前这段路上的大量减员．有些是因病或其他客观原因掉队的，有些是新入伍而不愿远离家乡的，大多还不是红军的主力。

当然，并不是说在这过程中没有发生过战斗。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就是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牺牲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道：“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造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息不已！” 湘江的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红军损失很大。当时担任师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写道：“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 他说“伤亡不下两万人”，是比较准确的。

对这次巨大损失也需要补充作一点分析。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尤其是担任殿后任务、掩护大军渡过湘江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八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10922人，在渡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红九军团由11538人减为3000多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部牺牲。” 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的减员约18000人，这两个军团是中央红军中成立不久的新军团：后者成立于1933年10月下旬；前者成立于1934年9月下旬，离长征出发只有十多天。陈云说：红军在长征开始前“吸收了三万多志愿者参军”。 聂荣臻说：“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 杨尚昆也说：“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斗中就溃散了。” 红八、红九这两个军团，新兵占的比重很大，思想政治教育和作战训练的时间比较短，在战斗中的损失就特别大。（第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指挥下，以后仍多次担负独立作战的艰巨任务，发挥了牵制和迷惑敌军的重要作用。）这以外，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战斗力较强，一直作为全军的后卫，因浮桥最后被敌机炸毁而未能渡河，最后都牺牲了。第三军团的第六师有两个团被敌军切断而全部损失。其他部队虽有伤亡，基本队伍依然渡过了湘江。

渡过湘江当天（12月1日）17时，朱德在致各军团负责人电中写道：“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引者注：后来查明，红三军团第六师的第十七、十八两个团‘被截断于湘江以东，大部牺牲’，该师随即缩编为独立团。 ）及三十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 这是当天下午所做的统计，虽还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总体上同样印证了前面所说的状况。

可以看出，尽管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受到很大损失，人员数量有大幅度减少，但全军主力也就是它的核心部分依然基本保存下来。这是一支有着共同理想信念和严格纪律、有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作战经验、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的精锐军队。特别是最早渡过湘江的红一军团所受损失较小，中央红军全军建制也没有被打乱。

正确估量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的实力，十分重要。正因为这样，进入贵州后一旦纠正了原来“左”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军事指挥，它立刻变得生龙活虎，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这又大大超出国民党及其高级将领的估计，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滇军将领、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说：最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红军只有少数力量，在大军跟踪紧迫、各省军队到处堵截的情况之下，‘实无幸存之理’”。“未几，闻吴奇伟的第一纵队向遵义进犯，遭到红军猛烈的回击，几乎全军覆灭。我觉得红军的威力，并不因长途征战而稍减。” 对红军力量的这种错误估计，成为他们军事部署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国民党当局、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突围和长征的应对策略。

1934年10月3日，蒋介石致电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还说“目前生死关头，厥为剿匪问题”，并称已到“剿匪工作浮屠合尖之际”。 但是，他却在给汪精卫发电报的次日下庐山北上，花了四十天时间，巡视豫、陕、甘、宁、鲁、平、冀、察、绥、晋等省区，直到11月12日才回到他指挥几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大本营——江西南昌。那时，中央红军已经突破国民党军三道防线，向湘江前进了。这一点，确实让人看起来很奇怪。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动用大部分主力自北向南推进，北路军总司令是顾祝同，前敌总指挥是陈诚。它的东侧是陈诚直接指挥的第三路军，下辖第三、五、十纵队（即樊崧甫、罗卓英、汤恩伯纵队），在广昌战役后分两路向石城、宁都推进，直指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西侧是薛岳指挥的第六路军，下辖第七、八纵队（即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分别向兴国和古龙岗推进。当得知中央红军主力从西南方向突围后，“‘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委何人担任的问题，蒋初意是陈诚，而陈却保荐薛岳，后来蒋同意以薛岳充任，决定抽出九个师（引者注：当为八个师和一个支队。 ）的兵力归薛岳率领；陈诚则任预备军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兵策应各方面的需要”。 薛岳指挥的就是原来从北路西侧向南推进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吴奇伟纵队主要是原张发奎部的粤军，还有属于陈诚系的梁华盛师。周浑元纵队主要是赣军，还有鄂军万耀煌师。

为什么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将要突围这样的紧要时刻会花四十天时间去巡视北方各省？为什么确知红军已从西南方向突围后，只派薛岳率吴、周两个纵队追击，而没有动用原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全部主力？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力量一开始就做了错误的过低的估计。他在10月3日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说：“倘三个月内，时局不生枝节，则歼灭赣赤，饶有把握。” 中央红军突围后，他仍认为红军丧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已成“流寇”，覆灭已为期不远。11月9日，致电陈济棠：“现窜匪离巢，复经重创，自必愈形慌乱，并希饬令加紧蹑追，分头袭击，务期歼匪于汝城、郴州之线，毋使漏网为盼。”

11月12日，他从北方回到南昌后，立刻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心腹谋士商议，“对大家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他还“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创，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 12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拟庆祝剿匪胜利之意义之文稿。” 湘江战役刚结束，蒋介石就准备“庆祝剿匪胜利”，可见在他看来战争已到扫尾阶段。

在这种得意心态下，蒋介石认为对付中央红军已稳操胜券，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考虑如何进一步掌握北方全局，特别是如何把自己的势力伸入西南、加强控制西南地方势力了。这是他的夙愿。

二是红军主力虽已离开中央苏区，仍留下项英、陈毅等率领一万六千多兵力在那里继续坚持。红军主力撤走时，石城、古龙岗、兴国、宁都、长汀、瑞金、雩都、会昌、宁化等地仍由红军据守。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在这个地区还有多少兵力心中并不完全清楚。就是国民党军已经占领的地区，划区“清剿”和重新恢复旧社会秩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都使蒋介石放不下心来。因此，任命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率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来消除他所说的“心腹之患”。为什么最初考虑过由陈诚负责指挥“追剿”军，后来改由薛岳指挥？据国民党军第四军副军长陈芝馨说，原因之一也是“蒋介石考虑到江西方面困难重重，须由陈诚负责”。 蒋在返抵南昌当天就致电陈诚：“吾人当前最急之务，为湘边追击及赣南清剿，必须用其全力先完成此种任务。” 把二者并提，可见他对“赣南清剿”的重视程度。

三是中央红军突围后，进入西南地区。这个地区的地方势力不仅同蒋介石貌合神离，而且彼此猜忌十分严重。蒋介石固然打算乘“追剿”红军的机会将他的中央军开入西南诸省，控制这一地区。但如操之过急，将中央军大量开入，势必引起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因此，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十分小心。当薛岳率部进入湖南时，他在11月12日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而以薛岳、周浑元分任“追剿军”第二、三路司令，电令：“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当薛岳部进入贵州后，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兵力薄弱，不在蒋介石的眼里，他就任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吴奇伟、周浑元分任第一、二纵队司令，滇军将领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他还致电薛岳：“望速与滇龙主席切实联系，事事表示敬意，受其指挥为要。” 事实上，何键也好，龙云也好，都无法指挥薛岳的部队，但蒋介石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疑忌。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红军突围西进时，薛岳指挥的两个纵队虽然一直尾随红军进入西南地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同红军作战，仗基本都由粤军、湘军、桂军去打。在蒋介石的算盘中，如果这些部队同红军打得相互削弱、两败俱伤，那是最合他的心意。所以，薛岳率领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均在红军的右侧后，相距红军甚远，直至贵州边境，没有与红军接触过”。 “蒋军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二日行程，停止不前。” 这真是罕见的怪事，却又是可以理解其中奥妙的。

第三，西南地方势力的状况及其对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发展进程的影响。

毛泽东在1928年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到了1934年，情况虽然和毛泽东六年前说的有了变化，南京政府在名义上已能号令各省，但它们之间的长期分裂以至冲突事实上依然存在。从西南地区（包括广东在内）来说，还有以胡汉民为旗号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无论广东的陈济棠，还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一直互存敌意，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对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南京政府的势力也未来得及深入，这些地区仍保持着半独立状态。这是蒋介石急于想改变的。

当时，这些地方势力的心态是既复杂又微妙。他们权衡利害得失的基本点是要保护自己的实力和权益不受损伤，既害怕红军深入他们的腹心地区，并需要有一些表现来应付南京政府；又害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口剿共而侵入他们的地盘，取而代之。如果红军要深入他们统治下的腹地，他们也会拼死作战；如果红军只是过境而去，他们宁可选择“保境守土”，以“驱逐”为止。

考察这段历史，决不能忽视以下这一重要背景。

中央红军主力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突破最初几道封锁线，重要原因就是这年10月初同广东的陈济棠达成五项秘密协议，其中包括“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 因此，红军从中央苏区开始突围时并没有发生激烈战斗。蒋介石对此也有所觉察，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粤陈通匪乎？”3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匪向西窜，电（蒋）伯诚转诫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 但他也无可奈何。

红军进入湘南后，有西进桂北之势。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 当时给李宗仁当高级参谋的刘斐回忆道：“红军的后边有蒋介石的追兵。蒋介石一再打电报要四集团军（引者注：指桂系军队）倾全力堵截红军，他还要湖南何键派兵到桂北协助堵击。我们估计蒋介石的阴谋是要叫广西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他好顺利地进入广西，‘一箭双雕’。同时，我们估计何键是最滑头的，他表面可以答应协助堵击红军，到时他会避开。根据以上的估计，我们研究了一个对付红军的总方针，就是想法不让红军进广西内地。如果进了广西内地，蒋介石就一定会跟进。因此，我们宁可让出一条走廊，让红军从北路经过，让红军到湖南和贵州去。我们把这一方针概括为两个字，就是‘送客’。” 白崇禧讲得更坦率。他对桂军供给部参谋长汤垚说：“老蒋恨我们比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何键因为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十分活跃，生怕中央红军同它会合后在湘西建立一个大的根据地，所以，对“追剿”行动比桂军积极，但基本态度同样以“送客”出境为上策。

贵州是西南地方势力中最弱的一支。“黔军部队，号称五个师、三个独立旅，由省主席王家烈兼任二十五军军长。各将领表面上拥护王家烈，实际上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而且互不相容。部队训练，民众组训，基础甚差，更兼员额不足，装备低劣，官兵多食鸦片，战力异常脆弱。” 它的力量远不能同粤、桂、川、滇相比。贵州又正位于西南各省的中心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当时蒋介石因为对这一地区鞭长莫及，因此一时对王家烈采取扶植态度。但王家烈总怕蒋介石有朝一日终会对他下手，因此又同邻省相连结。其中，贵州和广西交界绵亘数百里。云贵两省盛产烟土，相当数量经广西外销。“广西当时的财政收入，鸦片烟过境税将近占到岁入的一半——这是新桂系集团经济上的命脉。”桂军主力第七军军长廖磊说：“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过境税，是我们一笔最大的财政收入，如果贵州被共产党盘踞了，或者被蒋介石假道灭虢，把王家烈撵走了，我们这笔财源也就断绝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胁。” 所以，“王上台后，对南京政府‘唯命是从’，但为了自保和割据的需要，与两广关系打得火热，最初只限于信使往还，后来因购进枪械，发展到与陈济棠、李宗仁成立了‘三省互助同盟’，公然附桂，与蒋对抗”。

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势力之间这种钩心斗角的复杂矛盾，对中央红军的突围和入黔后的局势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K8l5dHdh3Ask3ebTAtAP7bKPzxtgeN4yY0YK9bYCfZoX8V0B6v3bBvvc18WfbQ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