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进入贵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陈云不久后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汇报时说：“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时，中共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全军主力突围的主要着眼点是“撤出有生力量，使它免遭打击”。这种考虑已经过三四个月的酝酿。至于在西部什么地方能站得住脚、建立起新的根据地，由于对西部的环境不熟悉以及对可能遇到的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初考虑只能是一个大致设想，并不是很明确、很有把握。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绝密电报：“ （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为了组织并指挥这次突围和西进，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团”，由博古、李德（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周恩来组成。这个“三人团”的工作状况是怎样的？《周恩来传》中有一句很重要而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话：它“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这句话引自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所写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他在提纲中还写道：三人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且是形式上的”。所以，在现存档案中找不到“三人团”活动的记录。实际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中央红军里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外，参加突围西征的有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由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其中，主力是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

红军突围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16日，全军在中央苏区东南角的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第二天起，以迅速动作渡河西进。由于严格保密，并没有被蒋介石发觉。23日，国民党南路军（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致电北路军（蒋介石嫡系部队）前敌总指挥陈诚：“共军主力已西窜，赣南方面仅留有少数共军担任掩护。” 蒋介石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同一天日记里带有疑问地写道：“匪果西窜乎？”到30日才断定：“匪向西窜。”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在此前也有过估计：“其突围窜走，必西与川北之徐匪，或湘西之萧贺股匪会合。”“曾提出‘宁可迫使东窜，不可纵其西窜’之原则，详定封锁计划。” 国民党方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因此，国民党军在西、南这两个方向预先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红军对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突破了，但在广西北部的全县和兴安之间的界首等处抢渡湘江时，受到湘军和桂军的夹击，又因“大搬家”的方式，携带大批物资，行动迟缓，遭受严重损失。12月1日，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11日，大队穿过桂北龙胜地区走出广西，来到湖南省西南端的通道县。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临时会议，确定了迅速西进贵州。

西进贵州，是不是到通道会议时才提出来的？这在研究工作者中有着不同看法：一种认为通道会议改变了战略进军方向，称为“通道转兵”；另一种认为不宜提“通道转兵”。笔者认为，后一种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在通道会议上确实发生过争论。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红军只能选择先西进贵州。那时候，受到重大损失的红军渡过湘江后还来不及整理，桂军仍在后面紧紧尾追，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整整八个师重兵驻扎在离通道北面不远的芷江、黔阳一带守候。红二、六军团远在湘西北的桑植、永顺、大庸一带（今张家界地区），同通道之间相隔约三百公里之遥。中间这片地区是苗民聚居区，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清朝嘉庆年间，为了镇压苗民，在这里连续作战多年，修建了千余碉堡，并筑有边墙，易守难攻，行军十分艰难。而通道离相邻的黔东南黎平地区不足五十公里，那里只有少量战斗力很差的黔军，是国民党军队防线上的薄弱环节。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该怎样行动是不难判断的。用陈云的话来说，这叫“避实就虚”。

其实不到三个月前，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从湘赣边区西进的红六军团，在全县、兴安间渡过湘江后，并没有从这里沿湘西直接北上，而是同样选择了先西进贵州。红六军团先是经广西龙胜地区，于9月16日袭占通道，接着在22日进入黎平地区，再折而北上，到黔东北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不久改称红二军团）会合。应该说，红六军团西进是为中央红军“探路”。这两支红军在最初所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中央红军即便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到通道后也只能先西进贵州，再从黔东北上，不宜由通道沿湘西北上。

再细读红军向通道前进的那几天红军总部同各军团、纵队的来往电报，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到达通道前规定的下一步行动方向并不是从通道沿湘西北上，而是要西进贵州，特别是指向黔东南的黎平。12月8日和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中只说“我野战军明九日继续西进”和“我军明十一号继续西进”。11日进入通道当天，他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要求红一军团派出侦察部队先行“侦察入黔的道路”。12日晨6时，朱德致电林、聂，指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路“入黔”的分界线，“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这些都是在通道会议前已经做出的部署。同日19时半，通道会议举行后，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万万火急”地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要求红一军团第一师“相机进占黎平”。13日21时半，朱德又以“万万火急”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进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之目的。” 把当时这些电报逐日排列下来，确实可以让读者对这一事实看得更准确、更清楚。

再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来观察，他的重点也放在防止红军西进贵州，而不是在湘西摆开阵势准备进行决战。在湘江战役前夜的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下达《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首先要求“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但“万一漏网，突窜湘漓水以西”，他的“方针”是“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红军开始抢渡湘江时，他又在26日致电薛岳：“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进，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入黔为要。” 当红军突破湘江、重入湘南时，蒋介石12月9日在日记“预定”事项中，特别提到要注意“贵州地形”。在12日通道会议的同一天，他又重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严密防赣匪入黔”，并要求“湘军除巩固原防外，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

在前方指挥的薛岳也这样判断：“敌军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伎可能性大。”

从以上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红军从通道西进贵州，在敌我双方的军事领导人看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