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九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时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他的话还不便说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是两种指导思想：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同志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为什么会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现象，而且长时间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也缘于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极端曲折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正如列宁在1919年11月向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才能完成。在开始时，很多人容易无视本国的特点，把书本上的东西当作教条加以绝对化。

再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周恩来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的这种帮助十分重要，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派到中国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很多并不高明，大革命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重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内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有关。第一次“左”倾错误集中体现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起草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就是“立三路线”）也直接受到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四封指示信的影响。指示信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联盟，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当然，共产国际在这段时间里也不是一无是处，如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指明的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它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重大问题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极为不易。

为什么尽管“左”的错误多次在中共中央居于支配地位，但中国内部仍能出现并发展起一批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那是因为不少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实践摸索中积累起新的经验和认识，逐渐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只有走向灭亡。而当时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中心城市上海，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作方面，同根据地的通信联系十分不便，因而干预比较少。

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之间的根本分歧。 Pj9ebYMS13OXCpacib9vHigLHor8RfOfwiEBsp8JSeKs/w9qf/2rIDZHu0otLxw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