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这些错误是怎么造成的？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很幼稚。党的领导人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着满腔革命热情，有着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渴望能够早日改变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势力压迫的悲惨命运，渴望能够早日实现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而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和不平衡性几乎没有认识，总是急于求成，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使革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而不懂得怎样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办事，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

三次“左倾”错误各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次错误是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突然遭受惨重失败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对革命为什么失败还没有完全理解，急于改变现状，进行近乎拼命的盲目蛮干。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只要哪里还留有一点革命力量，就要求在这些地方组织暴动，并且认为必须主要依靠工农民众的暴动，轻视革命军队的力量。第二次“左倾”错误是在革命走向复兴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刚刚走向复兴的趋势，使他们好不容易才稍稍冷静下来的头脑又重新发热起来，以为早就期待着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空前规模的大战爆发，更使他们看作统治阶级已难再继续统治下去，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极好机会。他们的目光主要仍放在几个大城市上，如武汉、南京、上海，认为这些城市对全国的号召力和影响最大，指望能以突然的行动，一举冲破国民党的高压而取得胜利。由于工农红军这时已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也要求红军向这些大城市进攻，但仍处在配合的地位。他们担心单靠这些力量还不足以取得全国胜利，又提出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想以中国革命为起点，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推行的，统治的时间最长。他们具有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认为中国已具有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爆发而单独取得胜利的条件。怎样取得胜利呢？这时，城市工人运动的低落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他们便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方面来，认为中国已出现两个政权相对峙的局面，强调要实行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正规性”，强调必须推行积极的进攻路线，认为现在已到了决战的时刻，在获得一省或几省首先取得胜利后，可以夺取全国的胜利。这三次“左倾”错误都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这种“左倾”错误会一次又一次地接连发生，尽管在具体形态上有所不同？为什么许多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东西，当事人在那时却十分认真地对待，似乎充满着信心？它们之间有哪些前后一贯的相通的地方？

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主观主义的，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符合客观存在的实际。要做到实事求是，主观符合客观，本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他们总是单凭热情，从主观愿望出发，或从搬用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外国的经验出发，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不尊重客观实际，不去下苦功夫对周围复杂的真实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冷静的分析，这就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办法。当然，他们每次也都对形势做一番分析，但由于早已有了主观设定的框架，总是把有利的方面无限夸大，把个别事实说成普遍现象，把少数积极分子的思想情绪说成广大群众的要求；而对不利的方面却熟视无睹，或者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没有认真加以对待。他们总想走笔直又笔直的道路，希望几步就跨到目的地，缺乏要经过长期而艰苦工作的精神准备。正当他们兴高采烈的时候，原来被忽视而没有认真对待的不利方面跑了出来，便张皇失措，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这在三次“左倾”错误时几乎如出一辙，并且一再重复地出现。正因为如此，延安整风时把“反对主观主义”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方法的高度从根本上整治以往几次错误的病根。

这种主观和客观相脱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中国近代国情这个客观实际没有真切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几乎没有认识，把它看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那时候，尽管各种社会矛盾已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但并不等于说问题就能轻易地得到解决。这里首先有一个力量对比问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多少年来盘根错节地统治着这个国家，中心城市更处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下；革命的力量一时还很小，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人数众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一时还在观望和徘徊。就是在革命走向复兴和统治阶级内部危机加深时，革命的复兴一时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整个统治者的程度，统治阶级内部的危机也没有很快达到使它崩溃的地步。再加上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些都决定着中国革命必须经过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历程，从小到大，逐步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到条件成熟时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不是谁喜欢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的，而是中国社会具体条件下的必由之路。就像登山一样：你心中尽可以悬着攀登主峰这个远大目标，脚底下却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走，有时甚至还需要依照山势的迂回曲折，起起伏伏地前进，绝不可能一个大步就登上你预期的目标。洛甫在中共七大上肯定地指出：“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复杂与麻烦的事情。不采取郑重的与谨慎的态度是决然不会成功的。”“我们只要马虎一点，成千成万人的血就会因为我们的马虎而白流了。所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如果没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极端郑重和谨慎的态度，如果不充分考虑客观环境，主观主义地轻率地提出超越实际可能的种种做法，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导致失败，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

这种主观主义，在第三次“左倾”错误时达到最严重的程度。由于它披着“理论”的外衣，造成的影响就更大更坏。博古在延安整风时做过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在党的七大上，他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做了进一步的检查，说：“对于马列主义的著作，只觉得其精深博大，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于苏联革命斗争的经验，由于革命成功的经验证明，亦觉得是传之万世不可或易的真理。就以为只熟读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结论，记得联共的策略公式，就会使中国革命成功了。因而产生了背诵马列主义个别结论与辞句，机械搬用死板策略、笼统公式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碰到实际问题，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关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 博古的自我批评是诚恳的，是符合实际的。当然，犯“左倾”错误的负责人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读一读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本小册子和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十次全会上的长篇发言，都能够感觉到那种哗众取宠的自我表现和它背后的勃勃个人野心。而在那些犯过“左倾”错误的负责人中，恰恰只有王明从来没有做过一点自我批评。

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偏离客观实际，出现几次“左”的错误，这对还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许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他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周围的环境变化得那么快，许多陌生的问题突然提出来等待着立刻回答，中国的事情又那么复杂，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完全看清楚，处理得十分恰当和周全。但是，既然主观的认识同客观实际并不相符，人们在实践中总会程度不同地发现这种不符合实际的地方。第一次“左倾”错误后期，江苏省委王若飞、项英等提出过革命已处在低潮的看法。这次错误纠正后，刘少奇在党刊上发表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我们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应该经常采取许多真实的材料，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绝不可单凭某一部分群众一时特殊的表示及几个领袖一时气愤与悲观的报告，就认定全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是如此，而规定或转变我们口号。过去我们许多错误的原因，大半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 第二次“左倾”错误时，何孟雄曾尖锐地指出：这样做是忽视不平衡的发展，忽视主观力量，忽视阶级力量的对比。第三次“左倾”错误时，就有更多的地区和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或采取抵制的做法。为什么这些错误没有及时得到纠正，而且延续得这么久？

这里有一个能不能保证党内正常的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问题，也就是党内民主问题。这里说的群众路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全党在实践中获得的正确认识不断集中起来，这样才能补救少数人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那些“左倾”错误的负责人、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负责人，却总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在很长时间内认定只有自己的看法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不但不听，还要压制和打击，进行过火的斗争，斥为政治上的不坚定、严重的右倾以至机会主义的动摇等，用严厉的组织措施来保证他们主张的继续贯彻。洛甫在延安整风时谈到过这方面的教训。他说：“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 在七大上，他又诚恳地做自我批评说：“我们为了贯彻我们的错误路线，却一意孤行，并且还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狭隘经验主义’等的口号之下，完全错误的打击了党内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与富有中国革命经验的领导同志，大大的发展了宗派主义，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 自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而且他在这些领导人中是觉悟得比较早的。这类根本违背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的做法，使问题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以致使第三次“左倾”错误延续了四年之久。

回顾这段历史时，还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左倾”错误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直接指导下发生的，不少文件就是由他起草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明显地受到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和四封来信的影响，当然李立三后来又把它发展了，增加了新的内容，有着自己的责任。第三次“左倾”错误更是完全倚仗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巨大威望和组织约束力，才能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得那么久。当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做过一些起了积极作用的好事，不能一笔抹杀。但从根本上说，要指导一个国家的活动，必须从它的具体国情出发，对它的情况有系统而细致的了解，正确地把握住这个国家各个社会阶层的要求和情绪，才能对不断变动着的形势做出准确的估量，采取恰当的对策。这些，对远处万里之外、对中国国情相当隔膜的共产国际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他们的许多判断和决定，已被事实证明是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却被硬搬到中国来，强制性地加以执行，就不能不把事情弄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不敢轻易加以怀疑，又反映了当时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毛泽东在1930年写了一篇《调查工作》（60年代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党内有些人开口闭口要“拿本本来”，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这自然是针对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者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的，表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艰苦探索而得出的三条基本结论，也可以说是从总结三次“左倾”错误产生原因中得出的三点基本认识。 MrozuC/npd1OwYkxSusnsN8t728ljZHzWENxD25Hb11Srql3CLHSC5DrEPXsoB4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