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路线”和第三次“左倾”错误

第三次“左倾”错误，几乎紧接着第二次“左倾”错误而来，从1931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历时整整四年。它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旗号是“国际路线”。谈到第三次“左倾”错误同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区别，有两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它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下形成的，比前两次更完整地体现了共产国际的主张。

为什么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要突出地打起“国际路线”的旗号？这里需要先讨论一个问题：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本来也是在国际十次全会和四次来信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为什么共产国际后来要把它称为反国际的路线？如果只是因为它对中国革命形势做出过高的估计，制定出冒险主义的行动计划，那完全可以作为工作中的错误来纠正，不需要把事情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出现这种状况，问题的真正症结究竟在哪里？

那时候，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在相当程度上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从西方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开始，迅速席卷全球，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大衰退，持续达四年之久，使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种种矛盾更加紧张起来，而苏联正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对战争危险感到忧心忡忡。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决议中关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乃是主要的危险”的结论，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出来的。他们希望发展各国的革命运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以利于牵制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达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目的。

读读李立三的那些主张，不难发现它恰恰同共产国际的设想背道而驰。他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写道：“帝国主义束缚世界的锁链中，中国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革命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爆发。”“中国革命只有在与帝国主义作决死争斗、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的援助与共同斗争的条件之下，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所以更加巩固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信念，加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取得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强大的援助与及时的一致的行动，这是准备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而且是国际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严重的任务。”“中国革命要在这一最后的搏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 他这些话简直是在向共产国际发号施令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6月11日《决议》中也写道：“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因为中国革命的爆发，可以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到了这一残酷战争的逼临，我们不只是可以动员国内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对帝国主义作激烈的斗争，并且可以号召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无疑的，在这一最后决战的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

一个是希望中国革命的发展能牵制“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另一个却是想以中国革命为起点，把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卷进到“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中来，这当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设想。等到李立三8月1日和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指责共产国际“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说“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并且要求蒙古出兵配合中国革命，“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那就更使共产国际感到不能容忍了。

这年12月，共产国际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执委主席团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时，国际重要负责人曼努伊尔斯基在发言中把他心里的这个“根本问题”点破了。他说：“现在的问题正不是你们做了个别错误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仅仅批评这些错误。所有这样的错误，都是由于一个根本的错误——这个根本错误是发生于立三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上对于整个国际状况的估量。”“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依靠着苏联，依靠自己的红军冲破这个制度呢？这是根本问题。……立三同志！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通过一个反对你的决议案，我们要你了解，你们表现了很厉害的地方主义。从此就发生其他的问题，因此说苏联有狭隘的民族成见，说俄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形，其他一切观点及整个的概念。自然，很可警心的是我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既然共产国际已经把问题提到“我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样“警心”的高度，在它看来，要解决的自然也就不只是这个或那个“个别错误”，而需要根本改变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能够完全听他们的话，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其结果，便是在四中全会上，改组中共中央，使多年在苏联、一向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地位。这是一批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谈家，而又目空一切，极端自以为是，不顾中国国情，一味搬用书本教条，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这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

第二，这次“左倾”错误在全盘工作部署上，和第二次也有明显的不同。

第二次“左倾”错误，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动全国的暴动。他们提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但认为主要是靠城市产业工人暴动，并且紧接着必须很快得到全国暴动的配合，否则是无法坚持的。他们又担心中国革命的力量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又把希望寄托在“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爆发”和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上。共产国际既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力量”来夺取胜利，而事实上已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便更多地想依托这个力量来取得全国的胜利。用王明那本《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里的话说，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所说的这些省份，是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较强力量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他又夸大这些地区的革命形势，认为：“在那些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地域，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起红军和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重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这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已置于教条主义者手里，随着就把一整套从他们的主观意愿和推理出发，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荒唐做法，强加给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好事便变成了坏事。在这以前，中共中央一直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虽然多次要求红军配合进攻城市，造成一些损失，但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内部事务还没有作太多的干预，因此，毛泽东等有较多的余地，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做法，独立地进行探索，使革命力量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现在，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事务处处横加干涉，逐渐发展到控制一切的程度，结果就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几乎把艰难缔造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全部断送掉。

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的时期长达四年。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这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之前，主要的内容是在“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的旗号下，改组中共中央。

本来，六届三中全会已使第二次“左倾”错误的主要特征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但共产国际得知李立三在8月1日和3日两次发言的内容后，又在10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李立三制定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已经形成一条“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路线相对立的路线”。王明等从归国的留苏学生那里，比中共中央更早得知来信的内容，立刻写出《两条路线底斗争》那本小册子（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个具有新的形态的“左倾”的政治纲领，猛烈抨击三中全会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实质，并且把问题集中到这一点上来：“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注：瞿秋白）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要求“根本改造党的领导”，“对于政治局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他们还在《布尔塞维克》发表多篇文章，要求“党在自身的工作方法上、干部的引进和创造上以及整个的领导上，需要有重大而且迅速的转变”。 “撤去不可改正的立三路线的干部，换上能够了解和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 可见，“根本改造党的领导”“换上能够了解和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是他们推行自己那一套错误主张的着手点，而这离开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是办不到的。

1931年1月10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全会是根据特地赶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要求召开的。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主要是做了两件事：第一，突出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全会决议案一开始就提出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党“开展进攻的任务”，并且断言“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全会后的第一号中央通告中提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路线。”这就开始了比第二次“左倾”更左的错误。第二，实行对中共中央的改组。全会决议案规定的第一条任务就是“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会上，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在政治局中的职务，而把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补选入政治局。一批归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如博古等，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他们倚仗米夫的直接支持，在中共中央内部很快取得主导地位。

四中全会一结束，立刻向全国各地有系统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来贯彻他们所谓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斗争”。2月下旬，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名义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全会后一个半月来所做的工作时，头三条都是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写道：“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他们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的重点是各革命根据地。向忠发的报告写道：“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 除原已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外，又先后在鄂豫皖、湘鄂西两处成立中央分局，派刚从莫斯科归来的张国焘、夏曦前往主持。这些组织措施，使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各革命根据地比前两次得到更加有力得多的贯彻。

这年3月26日至4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会。这次大会的基调是更加强调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在加速发展。曼努伊尔斯基在大会所做报告中认为，这种形势的发展必将为当前的经济危机转变为革命危机创造先决条件。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正在解决下列三位一体的任务：一，使红军成为一支拥有巩固的根据地的正规军队。二，建立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实施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纲领。三，在非苏区开展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通过斗争把群众组织起来，做军阀部队的工作。” 8月间，中共中央相应地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认为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是“中国党的中心的迫切任务”。同第二次“左倾”错误相比，他们没有再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主要的中心城市，但当他们把注意力的重点转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后，便在红军建设和作战指导上片面强调“正规”的原则，不停顿地发动进攻；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群众斗争时又急于求成，并在各个方面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这样，很快就在实际工作中发展成一整套形态更加完备的“左”的错误政策。

对农村革命根据内部的各项政策，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也提出一些“左”的错误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他们在一封指示信中规定：“地主残余即使无显著反动证据，他的家属子弟也必须派他们去做苦力工作，绝对没有权利分得土地。对于富农，在重新平分一切土地时，如果他愿以自己的劳动力来耕种田地，则可以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但必须给他以坏的土地，而不能与贫农、雇农、中农享有同等权利。” 这就是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不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并且会因界限不清而使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受到损害，以后在革命根据地造成十分有害的后果。

第二个阶段：从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到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前。这时，第三次“左倾”错误得到比较全面的展开。

当临时中央成立的那一个月，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一个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激起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一些中间势力也提出“民主政治”和“一致抗日”的口号，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的支配一切的地位；另一个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万多人，使赣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

新的客观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及时决断，相应地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和工作部署，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却忽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夸大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继续主张打倒一切，甚至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用博古后来的话说：“由于客观情况的急剧变化”，这就成了“完全同现实不相适合的倒行逆施”。结果，丧失了有利的历史机遇，反而使革命遭受新的不应有的严重挫折。

这些错误主张，最初相当集中地表现在9月20日政治局通过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文件是王明起草的，突出地提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第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一再高唱的“决战论”便是从这里发源的。它不顾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的变化，用极为夸张的语言来描述革命力量的急速发展，断言国民党统治正在崩溃，认为这一切“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接着，就随心所欲地提出一系列没有可能实现的“紧急任务”，包括：苏区的党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必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尽可能地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立刻扩大与巩固红军，“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在非苏区，必须向群众做关于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同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纪念日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要把灾民骚动引导走向游击战争；在上海等地提出“罢工、罢操、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但是这些口号绝对不能同‘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工农兵苏维埃红军’等口号的宣传分裂开来”；尽可能地在某些城市中（如上海、唐山、天津等）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等。文件最后写道：“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期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这可以算是一个标本，充分表现出那些根本不懂世事的教条主义者一旦掌权，并且自以为站住脚跟后，竟会如此不顾主客观条件，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起来。那时，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只有几千个党员，全国红军主力也只有几万人，至于武器装备更不能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他们却规定出这样的任务，并且要求各级党部必须在“最短的时期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这一切，简直如同梦呓。

三个多月过去了，除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按期成立外，其他任务都没有做到，更谈不上“百分之百”地实现了。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又做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如果说前一个文件还有“最短的时期之内”这样一个不长的期限，那么，这一个文件便是必须马上执行的“决议”，规定的目标也更加具体。决议写道：由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为着实现以上目标，决议着重提出反右倾的任务，说：“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作永远不变的教条；对于工会工作的消极，忽视工人的经济斗争，认为工人斗争在经济恐慌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反帝运动中作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等。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临时中央这些文件，离开客观实际实在太远了。它受到党内各方面的抵制，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左倾”错误时更加普遍而强烈。这种抵制不仅来自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也有不同意见。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的刘少奇坦率地反映了不少工人的情绪：“工人群众绝不愿意玩弄罢工，不轻易发动罢工，我们的煽动家多次得到工人这样的回答：‘你们所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暂时还不能照你们说的那样做。’”他还批评说：“我们的组织还不彻底了解企业中的情形，不能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不会准备斗争。” 这些老实话，却激怒了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所有这类批评统统被看作是“机会主义的动摇”。

临时中央的一个负责人康生，3月25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反对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针对刘少奇的观点提出：“职工运动，许多机会主义的观点，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的。”认为它的具体表现是：对武装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工作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消极；放弃组织在业工人的罢工；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等。并且总结道：“这些机会主义的来源，主要的是：对于目前政治上的估量不足，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彻底胜利！”

临时中央另一个负责人洛甫，接着又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文章以更尖锐的语调提出：“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然而这种特点，还没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全党同志所了解。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不能不影响到了我们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使他们对于目前的革命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对于中国党实是目前最大的危险。”这篇文章几乎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中央职工部等部门都提出挑战性的尖锐批评，认为：“中央苏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示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的。”文章再次指责：“中央职工部刘同志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目前工人斗争，是防御的与反攻的。”文章得出结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过分的估计，与对于革命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的同志还不能了解或不很了解，国民党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崩溃与死亡，苏维埃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巩固与发展。”

明明是临时中央对于革命力量做出过分的估计而对国民党统治的力量估计不足，却说是别人“对于国民党统治过分的估计与对于革命的力量估计不足”。只容许不停息地去“积极进攻”，绝不容许“等待”恰当的时机，更不容许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实行必要的防御和退却，以便“诱敌深入”，抓住有利时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谁要是按照真实情况说一点老实话，讲到存在哪些困难，采取一些切合实际的灵活做法，马上会被指责为对革命“不坚定”，是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和武断宣传的影响，是“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从而成为“机会主义的动摇”。

这一路棍子打过来，就是要把党内一切不同意见统统压下去，为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全面贯彻扫清道路。

第三个阶段，从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在这个阶段，他们直接控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最后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再次濒临大失败的边缘。

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是在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入以赣南和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接连遭受严重破坏，处境日趋恶劣，临时中央在上海已难继续立足。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先后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并且更有系统地进行在前一阶段已经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一些领导人，根据以往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成功经验，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避实就虚，暂时避免同敌人的决战，把力量转移到比较有利的边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些，被临时中央看作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为了排除障碍，临时中央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2月16日，也就是他们刚刚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刻，博古便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做报告，猛烈批判闽粤赣省委代书记罗明。他说：“我们现在要问，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进攻的呢？还是退守的呢？没有问题，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但是正在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他号召：为着动员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面前的困难，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我们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妨害我们的进攻。” 罗明回忆道：“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他们往往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和处理党内斗争，提出了‘用布尔塞维克的铁拳将他们粉碎’、‘无情打击’等等口号。” 罗明担任的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随后也被撤职。这可以说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对根据地干部的第一个下马威。

接着，在博古等部署下，3月31日，江西会昌、寻乌、安福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根据洛甫的报告做出决议：“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4月16日至22日举行的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又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批判，称他们代表着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即‘单纯防御路线’）”。邓小平随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这场斗争的矛头，直接批判的是邓小平等人，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历来的各项主张的。这以后，又开展了对政府中和军队中的“罗明路线”的批判。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打击，造成人心惶惶，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并亲自担任总司令，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这次“围剿”的规模和动员的力量比前四次要大得多，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达到50万人。一场更加激烈的大战开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面对着极为严峻的考验。这时，临时中央已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为中共中央局。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怎样对待这种严峻局势呢？

在形势估计上，他们依然一味夸大自身的力量，过分估计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对情况做出根本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认为这是一场“阶级决战”，可以导致“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7月2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写道：“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9月下半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面进攻已经开始，博古在这时发表文章说：“这是残酷的剧烈的决战。机会主义的惊慌失措者，已经是在手足无措的叫喊……以及用种种夸大词句形容国民党的金钱、军械、军队，而对自己的力量却处处的过低估计，以为敌人方面一切都好，我们什么都没有。” 这年十一二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十三次全会。11月30日，王明在会上讲演，更是哗众取宠地大言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现在已发展到比任何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土更大些，固定的苏区和游击区的总面积已占中国内部十八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现代中国整个政治生活的主要因素，而且是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是去年世界政治中一个最主要、最新颖的因素。”他再三强调：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百分之百地绝对忠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并得出结论：“通过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决定胜利来争取消除远东的战争危机，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目标，是它的基本的、伟大的任务。”

在军事上，他们认为，既然这是中国两个政权之间的一场决战，就要强调战争的正规性，摆出堂堂正正之势，“御敌于国门之外”。在中共中央7月24日决议中已经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错误口号。9月间，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完全抛弃红军以往粉碎四次“围剿”时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而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防御，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错误方针，既不敢举行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地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有如毛泽东所嘲笑的乞丐和海龙王比宝那样，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进行的许多战斗都遭到失败，军力也受到很大损伤。

在对待同盟者的关系上，他们实行的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重关门主义，继续把那些同国民党统治有矛盾而正在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看做“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排斥。当时，曾出现过一次对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十分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此时正奉调南下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宣布成立政府，主张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博古等依然把十九路军的行动看作是欺骗行为，拒绝在军事上同他们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失败，蒋介石得以完成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面合围。凯丰却高兴地在党刊上发表文章说：“福建‘人民’政府是没有人民、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人民’政府，有的是一般政客官僚，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想用改良主义的欺骗来阻止群众的斗争，来阻止群众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福建‘人民’政府的破产、苏维埃红军的胜利与二次全苏大会的开幕，完全的证明着苏维埃是中国民众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惟一的革命的出路。”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第三次“左倾”错误推向又一个高峰。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写道：“目前的形势，是中国领土内存在着的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决议案得出结论：“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式尖锐的提了出来。” 这是以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再一次把“决战论”肯定了下来，并且进一步提到“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高度。毛泽东几年后感叹地说：“决战论兴，而红军危矣。”

“五中全会以后，这条路线的恶果已经开始可以看出。白区工作在冒险盲动的路线下，已全部损失了。红军、苏区在五次‘围剿’中不断的遭受失败。”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修筑简陋的工事，坚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18天血战，在对方猛烈炮火的轰击下，顽强抵抗的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当“左倾”错误的领导还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中、没有直接控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时，尽管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还能够独立地在实践中进行探索，运用长期积累起来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到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情况本来更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去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可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接着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把持一切，结果，几乎把中国革命断送干净。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惨痛的失败，帮助了党和红军内绝大多数人从实践中逐渐分清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长征途中，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终于纠正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结束了它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