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是在1930年夏间发生的。它同第一次“左倾”错误的结束，相隔两年时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第一次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盲目蛮干；第二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间爆发大规模混战、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做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迫不及待的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上许多代表对盲动主义错误提出批评，如王若飞说：“这些都是没有看清当时争斗形势，不顾群众力量，纯主观的办法，自然要迭次遭受失败。”“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内的高潮，我们要努力准备新的高潮的到来。”

在经历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狂热和一连串失败带来的迷惘以后，六大的基调是坚定而清醒的。它肯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没有群众的革命高潮，要求党的工作根据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有一个坚决的转变。六大的政治决议写道：“工农运动底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这个浪潮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毁（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底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伤。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决议提出了必须实现工作方向转变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底方向必须坚决地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并且明确规定：“现在，第一个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怎样才能取得争取群众的成效？决议强调指出：“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 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会上所作长篇报告，也对盲动主义批评道：“在失败之后，我们身上现在还有数十百个创伤，现在若仍要暴动，简直是以革命为儿戏，这是绝对不正确的。”

对六大的历史评价，延安整风时周恩来说过：“总体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

六大后的两年间，在极端复杂而困难的环境中，中共中央领导各地党组织进行了艰苦而扎实的工作。尽管工作中仍有失误，但总的说取得了不少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整顿几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那时候，在国民党严密搜捕和党的“左倾”盲动下，全国的省委机关没有一个不曾被破坏过。以原来基础较好的湖北来说，在1928年连续遭受三次摧毁性破坏后，全省城市十分之九已没有党的组织，工人党员下降到不足五十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帮助各省一个一个地恢复组织，并且把“深入群众”当作当前组织上的中心口号。全党的作风有明显的改变，注意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努力团结更广泛的群众。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和领导斗争的力量，都有了新的进展。城市的工人运动出现复兴的趋势。这些虽还是初步的，却是得来不易的。

第二，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取得巨大的发展。六大前后，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正处在特别艰难的时刻。那时，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间的大规模内战还没有爆发，可以集中较多兵力对工农红军进行“清剿”。红军的农村游击战争开始还不久，力量很小，经验不足，失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加上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大规模内战开始，无暇顾及对工农红军“进剿”，红军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到1930年年初，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13个军，62700多人，28900多支枪（其中最强大的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有10000人、7000支枪；其次是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有9400多人、6500多支枪），分布在中国南部127个县。 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几省边界地区，已先后建立起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有几万、几十万农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和政权。

中国革命运动的面貌，经过两年的努力，和六大闭幕时相比已大大不同了，处处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

六大对形势的估计，本来遗留下一个问题。它虽然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但对新的革命浪潮究竟在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并没有具体做出回答，而在当时确实也难以回答。《六大政治决议案》还写道：“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 因此，新的革命高潮何时到来，就一直萦绕在中共中央许多人的头脑中。在主观上，他们是急切地期望这种新的革命高潮能够早日到来的。革命形势处处呈现向前发展的态势，更增强了他们的这种情绪。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容易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六大后的最初一年左右时间内，中共中央的态度仍是比较冷静的。1928年11月，中央军部给南路军的指示信，在指出反动统治阶级面对的各种基本矛盾一个也无法解决、新的革命高潮终将到来以后，接着就说：“然这也不容许过分估量，因为统治阶级虽不能根本解决革命危机，但它却能和缓这个革命危机，尤其是我们党在目前不能领导成千上万的工农贫民兵士群众于党的政治影响之下，坐使工农贫民兵士自发的斗争成为零碎的失败，而不能使阶级斗争成为更剧烈的形式，更足以推延这个革命高潮的到来。故在目前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斗争力量时，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 这一类分析，在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到处可见。

已经担任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最初也还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不像不久后那样狂热。他在1929年3月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分析各种群众的情形，很明显的是广大群众的斗争又已开始复兴的形势，虽然这一复兴的形势是很缓慢的，但的确是很稳着的向前进展。”同时也指出：“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的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观点，同一样的有害于我们正确的路线。因为这一无聊的乐观主义要使我们认不清敌人的策略，尤其是使我们认不清革命的主观的弱点。”“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作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涨必然很快的到来。” 直到这年7月初，他在一篇文章里叙述两个月来国民党统治危机加深和革命斗争发展的事实后，仍然比较冷静地写道：“我们不能将这些现象的程度夸大了，我们还不能说很快的便是革命的高潮，但是这种现象却无疑意的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势。”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内“左”的急性病又一步一步地抬头。到1929年底和1930年初，这种“左”的偏向便急转直下地发展起来。当时，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一个来自共产国际，另一个来自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主要是两件事，那就是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和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四封指示信。当时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国党有着约束作用。因此，这两件事都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震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是1929年7月3日至19日举行的。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共产国际原主要领导人布哈林的“右倾”，撤销了他在国际中担负的工作。会议政治决议案对布哈林在国际六大提出的战后“第三时期”的论断重新作了解释。这样写道：“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的重要理论依据。全会决议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成功，“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乃是主要的危险”。共产国际经常把它自己的主张，不加区别地规定为各国共产党一律都要严格执行的任务，而不顾这些国家的不同国情和实际形势。由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它就提出：“加紧反右倾的斗争，在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内也是必要的。” 莫洛托夫在会上的演讲中说：“反对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带着国际的性质。这个斗争的尖锐程度，它的严厉和坚决的程度，大部分可以作为各国共产党发展的一个标准。”他还说：“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这一来，“反右倾”的口号立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上升到突出地位，党内的政治空气顿时一变。“左”的急躁情绪迅速大幅度上升。《布尔塞维克》为这次国际会议出版了“特号”，并且发表文章说：“第三时期，是帝国主义没落的时期，是全世界革命总爆发的时候。”“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特别是对苏联的进攻的危机更是日益迫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口号，日益成为共产主义每日的口号。”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通过《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完全同意国际十次全会对大战后第三时期的分析，认为在中国革命复兴的形势下，要更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提出“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地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并且表示要坚决开展反右倾斗争。

1929年这一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四封信。它的内容都着重在反右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26日的信。它一开始就危言耸听地说：“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还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底最重要的任务。”信中做出一个严重的结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从这个总判断出发，他们提出：“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同时，要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他们不再要求反对盲动主义，相反地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大体上已经纠正过来。你们现在切不要重复这些错误，而应当尽力鼓动并加紧阶级冲突，领导群众底义愤，按照阶级冲突底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斗争推进到日益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去。”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这封指示信的决议，表示：“目前全国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时虽不能预言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国内的政治局势，这时也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南京政府在北伐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北洋军阀的统治被推翻后，曾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民族工商业因为国内战争基本停息和交通全面恢复而有所发展，但从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起，重又陷入连年不断的各派军事势力的混战之中，许多原来“清剿”工农红军的军队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战场，后方空虚，给了各地工农红军以发展的机会。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更加激化。原来对国民党抱有期待的人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滋长起来。1930年2月9日，在华北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阎锡山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联合反蒋的新格局日见明朗，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迫在眉睫。国民党统治地区内的状况越来越混乱。

事情就是这样不幸：当1928年革命浪潮低落、革命遭到严重挫败的时候，党内虽然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在事实的教训下，大家终于清醒过来，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过了一年多，到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时，党内许多人又过分兴奋起来，忘乎所以，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脱离实际的过高估计，逐步导致第二次“左倾”错误。

“左”的急性病一旦重新抬头，很快就不断升温。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战略策略”。李立三在会上做报告。他说：现在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蒋阎战争的范围当然更扩大。他判断道：“在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无直接革命形势，然而它的到来并非很远。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因此，他提出：“我们目前总策略路线应针对这一前途，‘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不仅为宣传口号，而且变为动员群众的直接口号。因此，策略总方针是：组织群众行动，以消灭军阀战争。”“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在国际指示信影响下，原来比较慎重的周恩来也提出要“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并且说：“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 当然，也需要注意到：从当时中共中央一些文件来看，他们所考虑的还只是如何“准备全国暴动”，如何“推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到来”，还没有做出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暴动的具体部署。

5月间，酝酿已久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双方动用的兵力在一百六十万人以上，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平汉铁路一带展开反复拉锯的激战，战争持续达四个月之久。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走向成熟。他在5月15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发表题为《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的长篇文章。这可以说是一篇纲领性的文件，无论在对国内局势的估计上，还是在整个工作的部署上，都出现重大的转折。文章对形势做出这样的论断：“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的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些革命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时候……那么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之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

李立三也知道：中国这么大，国民党统治的巩固程度和革命势力的发展在各个区域是不平衡的。他在文章中说：“当全国范围内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但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可是，后面又写道：“一省与几省政权，必须是紧接着全国革命的胜利，绝不能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所以在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时候，如果只注意在某几省区的狭隘的范围而忽视了全国工作同时加紧的配合，便是绝对的错误观念。”

怎样来夺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呢？李立三仍从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主要得依靠城市产业工人从政治罢工到总同盟罢工再到武装暴动。他写道：“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但工农红军这时毕竟已成为谁都无法忽视的力量，所以，和第一次“左倾”错误时不同，李立三没有再去批评什么“军事冒险”，而把红军对城市的进攻也看作他的计划中的重要辅助力量，故这样写道：“在中国客观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有力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绝对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这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在同期《布尔塞维克》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的基本观点同李立三没有多少差别。文章写道：“此次军阀战争是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具体反映。”“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即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的战争，不仅是武汉及其邻近各省的工农群众的紧迫任务，而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夺取武汉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开始。它不仅能使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脱离军阀战争的惨祸，而且能变全国军阀混战为全国革命战争。共产党领导全国工农兵群众为加速夺取武汉而斗争，一切工作和斗争都应当向着这个中心任务进行，这毫无疑义是必要的。” 可见他们的思想本来就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他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的内容做报告。他在报告一开始便说：“现在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到我们前面来。”他说：“现在中国党总的路线是组织暴动。”“在全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这是对的，不过这一普遍的发展是很快的，因为在全国任何地方的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首先爆发的地方，则是统治阶级最弱，而同时是革命斗争更加发展的地方。”“因此，中央在七十号通告上指出来，武汉有这一胜利的可能，不是简单的主观问题，而是要看客观的条件。”他在报告中还尖锐地批评毛泽东所主张的要在长时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农村来包围城市、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思想，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现在的红军需要扩大充实，而不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式的组织。”

6月11日，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个决议改变了六大规定的“争取群众”这个党的总路线，写道：“在革命急剧的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决议还写道：“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容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由于这个决议的通过，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内部取得了统治地位。

接着，中共中央便着手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把它们作为全盘计划的重点。7月13日，李立三在临时政 治局会议提出：他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也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各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16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这个计划听起来轰轰烈烈，其实根本不具备付诸实施的力量和条件，只是主观臆想的产物。拿准备“首先胜利”的武汉来说，那时只有党员一百五十多人， 赤色工人会员也只有近二百人，而国民党政府在武汉附近却驻有重兵。南京也只有很少的士兵倾向革命，并没有举行暴动的力量。即便是上海也只有党员一千多人，赤色工会会员两千一百人。李立三却认为：主观力量的薄弱并不要紧，既然中国的社会危机这样深重，统治集团内部状况这样混乱，群众对现状这样不满，可以不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只要登高一呼，便不难收到群山响应的效果，局势将出现惊人的变化。同年12月间，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的会议上检讨时说：“当时领导同志的意见以为革命斗争爆发的时候，在很短期间就可组织很广大的工人群众和革命群众。整个的方针是这样的：就是以为革命斗争是可以任其自然的，只要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只要有党的政治影响，主观的薄弱是不重要的。” 第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李立三的一封信中也写道：“你过去每每论到工人组织与党的发展，总是以五卅、武汉时代为例，证明只要客观形势存在，一号召便可罢工，几万、几十万群众一下子都可以组织起来。其实，这是你对于过去历史认识的错误，五卅上海和香港大罢工、一九二七年的上海暴动，何尝不是经过极艰苦的工作与组织力量的推动呢？” 李立三期待的，正是以突然一击来引发那种戏剧性奇迹的出现。

7月27日，红军第三军团当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内战方殷之际，一度乘虚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更加兴高采烈，以为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以为出现他所期待的那种惊人剧变的时机到了。这时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李立三首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他强调：“我们如用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于国际。” 8月3日，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李立三在长篇发言中进一步谈了全国工作布置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会上决定在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要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要求南方局在广州组织暴动，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

8月6日，中共中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他对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作了极其夸大的描述，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之后必然紧接着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能坚决号召反对军阀战争，能勇敢的做反对军阀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则无疑问的，广大群众一定会汹涌的起来拥护他。这里，首先是要求我们有真正的起来反对军阀战争的决心，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一定可以取得全国最广大群众的拥护。”他还是这样的逻辑：只要党自己有决心，“勇敢、勇敢、再勇敢”，群众就一定会“汹涌的起来拥护他”。“如果红军更加逼近武汉，统治阶级更加失败动摇，这便是武汉暴动的更成熟的条件，无疑的我们可以领导武汉工人暴动起来，而取得完全的胜利。”

同在8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奉命到达这次计划中的重点地区——武汉，着手改组长江局，成立总行动委员会，准备发动武汉总暴动。他下车伊始，在8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还信心十足地写道：“一般工人都异常兴奋，异口同声说：我们大干一下。”“的确武汉工人在目前对于经济斗争的要求反不如要求大干来得迫切。一般工人都认为现在还谈什么加工价，要干就大干一下。这完全证明中央对于革命形势发展的估量以及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十分正确。”“中央决定目前在武汉坚决的组织武装暴动是万分正确。只有在这一坚决路线之下，才能抓住一切机会，才能获得广大工人及劳苦群众有武装暴动胜利。” 但只过了两天，稍稍接触一点实际情况后，他在报告中的口气就起了变化：“近几日来，此地白色恐怖愈加厉害，每日有杀人的举动，人数一天比一天多。”“最近敌人将川军继续调往武汉，现在驻扎武汉军队共计七团一旅，武装保安队十七队。”“我抵此数日，对于群众更详细情形还未十分知道，因为省委同志对于情形都不十分了解，甚至下层工作更是都是知道不大清楚，这是如何严重问题。我数日来对于此事真是气极！” 8月20日，长江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武汉最近以来，恐慌状况并未丝毫减少。前几日敌人故意谣传共党于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夺取武汉，借此宣布特别戒严，下午军警步哨密布街巷要道大搜行人，到八时即不准行人，颁布十六条斩罪。武汉警备司令部会议决定‘宁可误拿释放，不可使共犯幸逃’。武汉连日在通衢大道杀头示威。”更使他们感到棘手的是：“在屡次报告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将武汉工人情形详细报告。直到这一次报告，仍然是不能写出。”“甚至到斗争来，党的工作还未达到支部与工会下层组织，当然与群众隔膜，一切情形无从知道。这成为目前党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假如不能迅速解决，则武汉工作就不能在最短期内迅速的广大发展起来。” 到9月5日，项英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便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正式向中央说明此地基础之薄弱，大出乎我们在上海所想象之外。我到此地后，以最坚决的精神来斗争，整个工作还未完全迅速转变过来。” “大出乎我们在上海所想象之外”这句话，充分说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原来对武汉暴动的设想是完全脱离武汉的实际情况的。所谓“武汉暴动”，根本就无法发动起来。李立三等抱着最大希望的武汉的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

第二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就很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长江局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武汉党组织在遭受大破坏后，“汉口、汉阳区的下层组织几乎完全坍台，诚武汉工作的浩劫”。 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重要特征，依然是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或想象，急于求成。因此，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不少了解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比第一次“左倾”错误时更加明显。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在9月1日的一次谈话会上尖锐地批评“立三主义”的三点错误：一、忽视不平衡的发展；二、忽视主观力量；三、忽视阶级力量的对比。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奉命攻打南昌，也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原有部署，不打南昌。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也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在分析当前斗争阶段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我们暂时还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客观革命形势”，“运动在革命高潮的初期阶段尚有一定弱点，因为这时投入斗争的群众还不能马上占领工业中心，各种斗争力量的一般对比，最初是对工农不利的”。“共产党应当懂得，在目前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建立富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乃是一项头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才能肯定地保证革命取得重大的进展。” 并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这次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在8月下半月先后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了多次会议。这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革命受到的重大损失也已显露出来。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停止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的指示。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所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 会后，李立三离开了原有的领导地位，城市暴动的计划已经取消，中央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不再保持，党、团、工会的组织重新恢复。尽管三中全会还有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整个工作正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上来。 5AvV2aad2n9wfZoOgWawmovOvPzsFxY6EoUwiQ/ZvfDrRBytOr1/95AHrL0Wo/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