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盲动主义为特点的第一次“左倾”错误，是在1924至1927年大革命突然遭受惨重失败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是它同以后两次“左倾”错误有明显区别的地方。

对大革命的失败，许多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这以前，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北伐军从珠江流域很快推进到长江流域；工农运动随后猛烈发展起来。党内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情绪。尽管对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裂的征兆，人们并不是毫无觉察，但对行将到来的事变的极端残酷性，认识极为不足，更谈不上做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对策和措施了。

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政变一发动，便断然采取极端残忍的手段，到处都是严密的搜捕和血腥的屠杀。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二万六千多人。党员人数在短时间内从近六万人迅速减少到一万多人。工会和农民协会被封闭、被解散。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许多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瓦解和消灭的危险。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党内出现剧烈的分化：一部分人被屠刀所吓倒，动摇了，退却了，甚至背叛了；而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基本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整集队伍，开始新的战斗。八一南昌起义、八七紧急会议、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就在这时，另一种危险倾向很快又抬头了，那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它的突出表现有两点：第一，完全不顾实际条件，不注意在恶劣环境中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而是到处要求组织暴动，急于夺取重要城市，打开一个大的局面；第二，轻视革命军队的作用，强调主要靠工农自己起来暴动，不要偏重军事力量，否则就是“军事投机”。

当时，中共中央把暴动重点放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有较好基础的湖南、湖北、广东三省，要求在这三个省迅速发动全省规模的暴动，夺取主要城市。根据这个要求，中共中央接连发布一系列的指示。

8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写道：“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局面。”他们规定湖南和湖北都从9月10日开始，组织全省范围的暴动：湖南暴动分三大区，暴动成功后迅速调遣大部分力量进攻长沙，长沙也应在九月十二三日暴动，建立政权；湖北暴动分七个区，从鄂南开始，暴动后直攻武汉，武汉这时也必须有一个大的暴动。并且强调：“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9月23日，中共中央又要求广东全省应该不等待南昌起义军的到达，“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如果我们真正把暴动的主力建立在农民群众的身上，而不是靠单纯的工农军的军事行动，则我们枪支虽少，不难扑灭有数倍枪支的敌军（这是两湖的经验）。这里，所需要的是我们指导者和群众的坚决的勇气。我们何可在事先自己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对城市来说，尽管“工人大多数没有枪支”，也不要等待，否则就是“太书生了”。“假设在乡村中农民暴动很激烈，城市已经很恐慌，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又很高涨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

不久，他们又对国民党统治力量最强大的江浙地区提出这样的要求：“江浙的农民与工人也要领导起来暴动，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至少是扩大土地革命的潮流于农民群众之中，摇动南京政府的政权。”

当然，不能笼统地说所有暴动都是错误的。当国民党当局实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时，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地方，特别是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依靠群众，奋起反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而不是束手待毙，无疑是必要的。在中共六大的大会发言中，有的代表说道：“秋收暴动是对的。何故呢？那时工农群众受了绝大的打击，农会、工会都封闭了，工农群众都恨之入骨。” 在湘赣边区有着武装起义的主客观条件，不这样做倒是错误的。但是，到处要求几乎赤手空拳又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和组织的工农民众，单凭“指导者和群众的坚决勇气”，“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去同训练有素又有较好武器装备、在数量上也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正规军队作战，去夺取主要城市，以为并“不难扑灭有数倍枪支的敌军”，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其结果，只能使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那点力量在众寡悬殊的盲动中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并且使党内和工农民众的革命信心和积极性进一步受到挫伤。

这种看起来近似儿戏的盲动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内的普遍情绪：第一，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了六年，是一个年轻的党。许多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不屈，把斗争坚持了下来，但十分缺乏对付如此复杂局面的经验。 对国民党屠杀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对一部分人动摇背叛的强烈憎恨，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急躁的冲动的心理，往往只看到（甚至夸大）事情有利的方面，而忽略（乃至无视）事情不利的方面。对情况做出错误的判断。第二，对相隔不久的大革命高潮中那些轰轰烈烈场面的强烈回忆和怀念，使他们中许多人不容易承认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冷酷现实，从实际出发，做出长期打算，而以为只要凭着满腔热情，不难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总觉得“现在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 李维汉曾概括地说：“当时，这种‘左倾情绪’，在革命者内部乃是普遍现象。” 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也是如此。李立三在六大的发言中说道：“革命遭受了失败，很多的工人遭受屠杀或失业，大多数的群众因疲倦而要休息，但一部分急进分子是不能忍耐的，而走到群众前面去了，这就是盲动主义与强迫罢工等的来源。” 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接连的挫败没有立刻使中共中央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那些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此起彼伏的各地暴动，包括一部分地区由于主客观因素配合得比较适当而取得成功，使他们对整个局势进一步做出错误的判断。本来，八七紧急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还这样说：“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 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的决议也仍承认：“如果要达到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那就必须是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然而实际上现在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胜利，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严重的失败。” 而相隔没有多久，这些领导人却断言：整个革命形势已在“更加高涨起来”。

10月下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发展为武装冲突，特别是南京政府下令讨伐控制着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的唐生智。唐生智部迅速崩溃，两湖局势混乱。这更使中共中央认定：工农民众的革命力量，在反动统治已不能稳定的局面下，客观上已有一触即发的趋势。“中央特委到湖北，命令即刻停止省委工作，隔了一天，特委便发第二号通告，主张即刻暴动。那时特委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究竟群众的情绪怎样，党的主观力量怎样，群众的斗争和组织力量怎样，这些都一无所知，只是在通告上：暴动暴动。”

10月24日，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这时，南昌起义军已经失败，两湖暴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期刊物的一篇文章却说：“虽然我们的革命军在潮汕失败了，然而各地的农民暴动并不是衰落下去，而是要增长起来，更加猛烈而普遍起来。”这就是说：革命浪潮还在高涨。那么，怎样看待接连遭受挫败这个事实呢？文章依然充满自信地说：“革命史上，从没有劳动民众的暴动预先便绝对有胜利保证的事。革命的政党绝不能因为暴动亦许会失败，而决定不顾客观情形的要求，停止暴动的进行。如果这一政党竟如此决定，那么，他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党，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党，绝不是革命的党。” 当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客观地反映组织暴动时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工人在国民党残酷镇压下还缺乏暴动要求和决心时，就遭到严厉的斥责，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机会主义的倾向。

11月7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文章，用更强烈的语调写道：“中国社会的大破裂现在已经开始了。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分崩的局面之下，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稳定，不能统一；工农贫民的斗争却在急遽的爆发，更加高涨起来；虽然半年来已经受着屡次的挫折，屡次残暴的压迫，但是工农贫民的革命力量始终飞突的进展，现时已在全国爆裂起来。” 这篇文章，显然是在为将要召开的中央十一月会议在党内做舆论准备。

11月9日至1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使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发展到高峰，取得在全党的统治地位。

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一开始就提出要对当前形势和党的策略做出新的判断，写道：“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决议在列举中国社会严重危机的种种表现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决议向全党提出创造总暴动局面的任务，说：“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并且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地进展。对以往多次暴动的失败，决议不但没有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相反却指责说：“许多次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个决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起草的，使“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了。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概括为“无间断的革命”，也是罗米纳兹的发明。但这种“左”的思想和情绪，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接受这些主张，并不只是出自对共产国际的盲从，也经过自己的严肃思考，力图从理论上做出分析和说明。十一月会议结束后数天，瞿秋白写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在《布尔塞维克》第5期上发表。这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瞿秋白一开始先提出问题：“革命是低落吗？”接着便回答道：“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迅速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中国绝没有这些条件。”以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他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

《布尔塞维克》下一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刊”。这期的社论中又写道：“历史的教训指示我们……民众不能等待叶贺来替广东工农革命，不能等待任何军事势力（甚至于某某工农讨逆军、某某农军）来打倒治者阶级。此后的革命，坚决的只有工农自己起来武装暴动，自动手的杀戮豪绅工贼反革命派，自动手的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最近决定如此的策略，实在是开辟中国革命史的新纪元。”“中国现在所需要的革命，是彻底的土地革命——最彻底的推翻封建宗法制度的民权主义革命，而且是急转直下这种社会主义的革命——马克思所谓无间断性的革命。况且，中国革命经过三次失败而仍旧继续不断的高涨，群众的斗争与暴动普遍全国的爆发，更是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之表演。”

事情确实是复杂的：国民党虽然继续打着“国民革命”旗号，中国社会内部那些异常尖锐的根本问题却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反动势力并没有建立起长期的稳定的统治，人民也不可能放弃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自然必将继续向前发展。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走到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上去。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已经暂时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统治，不少人对它抱有期望，他们的军事力量更占有极大的优势，而革命势力却遭到严重的削弱。从全国范围来看，革命潮流正处在低谷，而不是在“一直高涨”之中。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王若飞在六大的发言中说：“我们或只片面的看到敌人统治的摇动，或只看到群众有革命的要求，或只看到乡村争斗的发展，或只看到一地方之急进，便认为全国革命潮流是一直高涨，可以即刻暴动，这是错的。” 项英在这次会上也说：“国民党反叛后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减弱了。”“我们可以拿工人的话来讲：‘我们现在没有力量。’这表示有些工人一面痛恨国民党，一面又找不着出路。”

更多的人往往需要经过事实反复多次的教育，才能真正把事情看清楚，才能真正把错误纠正过来。

十一月会议后，中共中央继续紧锣密鼓地部署各地暴动，并且仍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广东和两湖的暴动上：“对于广东，中央坚决的训令广东省委须于最短期间变张（发奎）李（济深）的军阀混战为工农夺取政权的战争。对于两湖，中央亦曾训令两湖省委于最短期间布置出一个总暴动的局面。” 12月11日，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广州起义，经过十多小时激战，占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苏维埃”这个名词是从苏联搬来的，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这次起义，其实仍是以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叶剑英所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等革命军队为骨干发动起来的，也有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和市郊一部分农民武装参加。中共中央却把它看成是“广大群众自己的力量举行暴动，有组织的军事势力不过成一种辅助的力量”。并且认为：“中国革命潮流确实是一天一天的高涨，中国革命确实是深入而扩大，不仅没有失败，而且不是停顿。”

苏南地区的宜兴和无锡在11月间相继爆发有几千农民参加的武装暴动，宜兴暴动农民并曾一度乘虚占领县城，也使中共中央感到十分兴奋。《布尔塞维克》第4期的社论写道：“江南的农民已经在宜兴、无锡开始伟大的暴动了。宜兴、无锡爆发的农民暴动明显表示：无论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如何以亚洲式最野蛮的手段镇压中国工农贫民的真革命，但中国的革命运动仍然潜滋暗长的发展着，且将更伟大的爆发出来。”“这次暴动是普遍江南各县的暴动。宜兴的挫折和其他城镇的失败都不能停止暴动，只有更加扩大暴动的范围，由苏常至浙江以及于江北，而且江南正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区，上海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营垒。江南乡村农民暴动更将与城市工人暴动联结起来，根本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根据地，攫取其政权，建立苏维埃的中国。”

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广州起义，因为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坚持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丧失了及早把起义军主力转向农村、避开优势敌人打击的时机，寡不敌众，维持了三天便失败了，遭受巨大损失。湖南的“灰日暴动”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湖北的暴动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苏南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兵力集中，交通便利，暴动一起，国民党军队就赶到了，很快把暴动扑灭。

每次暴动起来，盲动主义的领导人总是一味只从顺利的方面去设想，以为只要暴动起来，第一步就可以如何如何，第二步又可以如何如何；而对暴动后会遇到哪些困难，怎样对付敌人残酷的镇压，很少考虑和准备；对有些根本没有条件举行暴动的地方，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也强令他们去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项英在六大会上批评道：“过去党对于政治分析，只说敌人的弱点与我们的强点。反动势力进攻的形势怎样，我们主观力量怎样，都没有提及。”

这样，一旦出现原来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便不知所措而陷于失败。结果，暴动地区的许多领导人和革命积极分子被杀害，包括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等高级干部都先后牺牲；中国共产党在原来群众基础最好的这些地区很不容易地保留下来的一点力量，再次遭到严重摧残；群众情绪也因接连挫败而明显低落。罗章龙在六大谈到湖南的情况：“此时中央派一飞到长沙，惟一政策是继续暴动。湖南同志当反革命高压及大多数同志牺牲之后，在中央的无条件暴动政策之下，并不知道暴动的前途是什么，只是人人怀必死之心，服从上级命令，为暴动而暴动罢了。自一飞到长沙后，首先声明他的惟一任务来湖南是以暴动为目的的。只有一点力量，便尽量的运用它发动一个暴动，在长沙、安源及外县尽量的发展。这些单独盲动的结果，尽被敌人各个击破，只是将我们党少数团聚的力量完全毁坏，党的干部及工会的干部直到后来死亡殆尽（只剩了极少数人逃生的）。” 如果继续这样不顾一切地不断暴动下去，党组织和革命的力量可能会全部丧失干净。

惨痛而冷酷的事实不能不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这是用多少血的代价换来的啊。当时，人们最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是：暴动是不是需要具备应有的条件？192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刚到中央不久的周恩来起草的致湖北省委的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 在整个工作部署上，中共中央也作了重大调整，停止原来计划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在实际工作中出现明显的变化。

但是，要彻底纠正一种已经形成系统的错误指导思想，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尽管有了一些变化，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中国革命潮流仍在高涨这个根本估计。2月10日，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虽然讲到工农之间、各地域之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但仍认为“革命的潮流显然不是低落的”，“一般民众的出路，是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阶级斗争已经到最剧烈最残酷的形式。” 而党内对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不同看法。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王若飞、项英等，根据实际生活中的体会，提出：中国革命潮流是低落的，不能简单地说革命潮流高涨。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仍坚持说整个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顾虑，生怕一说革命潮流低落，会使党内滋长灰心沮丧的情绪，使人心在本已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更加涣散，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作用。连多次反对过盲动主义的周恩来、罗亦农也是如此。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谈话会上表示：讲革命潮流低落是“由失败而发生出来的观念，不但是低落，而且会悲观”。 他们十分担心这一点。这样，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就很难坚决而彻底。

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比较好的，批评了盲动主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错误。决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地，认为现阶段的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决议做出明确的论断：“这场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许多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这个浪潮止息下去，工人和农民遭到惨败……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对形势的判断是制定党的基本策略路线的依据。共产国际这个决议着重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队由于对当前形势的错误估计，由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可能脱离群众，过于冒进，分散自己的力量，从而被各个击破。”“要经常地、日复一日地做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工作，要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以及组织群众。这一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目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必须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盲动主义，反对在城市和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反对把起义当作儿戏。” 这个决议传到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中央手里，已到了4月下旬。4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五人。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决议的第四十四号通告，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反对盲动主义的问题都明确表示了态度。这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 lAN3QpG0LzQcWa/2MGuy0PX0bC1ypWlNI5V53vp2OwKghR21NhPYh20iS4m5d8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