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大的前进与局限

第四十四号通告一发出，中共中央负责人就陆续启程前往莫斯科，去参加准备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大从6月18日至7月11日，连续进行了24天。会上有许多报告和讨论，最重要的是政治报告和讨论，结束时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其中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过去早已提出，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到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阶段深入到土地革命。因此，革命的转变时期到来。一般人的认识，对于革命转变认识又都缺乏，所以就把土地革命认为社会革命，占领工厂也认为社会革命。这种观念的结果，就产生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一切超过革命阶段的观点”。六大上代表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发生严重的争论，但认识上仍取得一个重大的进展，弄清了“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还有一点也需要注意：六大在批判罗米纳兹的“不断革命论”时，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

这是当时争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六大前夜，“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还明确地说“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六大政治报告的讨论中，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看法仍很分歧。瞿秋白总结时还想从字义上把“高潮”和“高涨”分开。他说：“高涨、低落是表示动状的名词，高潮与停顿是表示静状的名词。”在他看来，“高涨”同“走向高潮”是一个意思，但“同志们既然弄不清楚，就不用这些名词”。有些代表的发言很明确，如王若飞说：“‘八七’以来中央对于现时斗争形势的估量是不正确的”，“现在斗争的形势绝不能说是高涨，只能说是革命是向前进展”。周恩来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说：“从敌人一致进攻我们得到胜利，和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来看，当然我们不能说是革命的高潮。”“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是向高涨或高潮方面的前进。” 布哈林在总结时也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得更直截了当：“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被人打败了。现在还没有什么新的革命高涨。”“现在对于中国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中国党不看见许多失败以后的低落。” 最后，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地写道：“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 这就使党内长期存在的争论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是六大取得的重大成果。

第三，中国革命现时的任务和策略

对形势作出恰当的估计，目的是为现时的中国革命规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方针。如果认定中国革命潮流是“一直高涨”的，结论自然只能是实行“总暴动”的策略方针。六大在这个问题上也取得巨大的进展。瞿秋白在结论中说：“一切组织政治任务集中于争取群众以准备暴动。” 布哈林在结论中说：“从前我们的政策是说明天暴动，而现在我们说明天在全国范围内还不能暴动。我们要开始准备我们的力量。到了我们力量准备好了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再暴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各处都不能有个别的暴动。” 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明确规定“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提出了“消除极左倾向”的问题，指明“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变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以争取群众作为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也可说是党的工作中一次战略重点转移，对六大后整个工作的转变和复兴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延安整风时周恩来说过：“总体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 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只是哪一个人的主张，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统一全党思想、推进中国革命起了积极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历史功绩。

当然，六大也有它的缺点，主要是：第一，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也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这些都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但是，对这些问题也需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第一，这些问题都早已存在，并不是六大提出来的，六大只是还没有能加以解决。周恩来说过：“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他还说道：“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 这些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才能逐步取得解决的。第二，六大对这些问题虽未能解决，但认识上比过去还是有所前进的。例如，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六大曾给以确认。毛泽东在1936年曾说道：“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可见六大在这方面的认识是前进了一步，而不是后退。对六大的不足的一面，周恩来这样评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 这个评论是很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