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和它的影响

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样给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很大的震动。

1927年12月2日至19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纳兹赶回去参加了这次大会。广州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罗米纳兹在会上发言时兴高采烈地宣称：苏维埃政权在广东的建立，“这证明这个省显然出现了大好的革命形势，现在可以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了。看来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该省开展大规模革命行动的见证人”。他在这次发言中还提出：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封建主义，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构不成一个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是工农革命，这种革命会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广州起义的失败来得太快了。罗米纳兹刚讲完，起义失败的消息就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在联共十五大上发言反驳罗米纳兹，批评他把封建制度同亚细亚生产方式对立起来和认为资产阶级已不是一个有实力的政治力量的说法。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米夫的说法是混乱的。一会儿讲：“如果力量的对比仍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那么就会在反动派取得暂时胜利的同时出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一会儿又讲：“尽管中国无产阶级屡遭严重打击，中国仍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

争论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联共十五大开完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接着就准备召开第九次全会，中国问题显然将成为它的重要议程之一。会前不久，罗米纳兹写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坚持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米夫写了《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继续对罗米纳兹进行反驳。这两篇针锋相对的争论文章，以后安排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同一期上发表，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是在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的。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四人名义提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这个决议以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认为它已生长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或“不断革命”的主张（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的）是不对的；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朕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在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军队。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但又以为：这些只能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对它做过很高的评价。他说：“1928年的国际决议是最好的，六大决议反不如它，因未着重和彻底的反‘左倾’盲动。”

它传到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中央手中时，已到了4月的下旬。4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五人（罗亦农在几天前被捕牺牲）。他们立刻感到：“国际决议显然（同11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它在中共中央引起怎样的反响呢？这里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认识比较一致了。瞿秋白在会上说：“革命性质以为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央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二、对农村同城市斗争的关系，在中共中央内部认识上还有不同。周恩来说：中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配合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形式（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过去配合不匀的现象在土地革命初期是不免的。过去的事实仍是证明土地革命的深入，而不能证明玩弄斗争。”“我以为现在是加紧配合的工作，但各地自发的斗争，我们还是要领导，这种工作是没有法子停止的。”瞿秋白说：“国际的意见是先配合后发动。中央以前的缺点是过去自然是无意中忽略了城市工作，但我们承认得很早，忽视工运也有其原因。此问题可以等到大会讨论，因为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三、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中共中央仍没有解决。周恩来说：“中央的意见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我以为现在还是这样解释。”其他人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

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议决案的第四十四号通告，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对反对盲动主义问题，都明确表示了态度。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却没有提到，这自然不是出于偶然的疏忽。半个月后，瞿秋白曾坦率地说道：“中央对国际决议案是有不同见解的。”“然而中央与国际见解之不同尚未到如何巨大的程度。所以可以不必提出于中国下层党部讨论，而且应当先和国际讨论，再交大会以及全国党部。”

正因为如此，国际决议在4月下旬到达中国后，虽然实际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停止下来，但认识上的有些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仍保留下来，需要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中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