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索前进中的徘徊

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的，不是抽象的学理探讨，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的教训。

十一月会议后中共中央的主要希望是寄托在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当时发生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李（济深）之间的混战和南京政府西征军入湘后李（宗仁）程（潜）之间的冲突，更使他们十分兴奋，以为这是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武装暴动取得胜利的大好时机。他们认为：“广州暴动是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一个信号。”并且进一步训令：“两湖党团应全体动员，加紧准备在新的战争（西征军入湘）中实现总暴动。”“特别是湖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因为那边有很好的环境和我们的军事力量。”“总之，现在要以两湖及赣东南的暴动保卫广东的胜利，扩大全国的总局势。”

冷酷的现实无情地撕碎了他们美好的期待。广州起义维持三天便失败了。湖南的“灰日暴动”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湖北根本没有发动起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先后牺牲了。

这些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教训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主观的设想是这样，客观的效果却是那样？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于是，一些比较清醒的声音在中共中央内部开始响起，其中包括在十一月会议上新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和罗亦农。

他们在这以前对暴动问题都提出过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主张。罗亦农这年10月间曾制止在武汉三镇立刻实行暴动的错误计划，认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因此遭到过严重的打击。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军失败时得了重病，11月初才到上海（那时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中央设在上海）。12月初，他先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过：浙江工农武装暴动的布置恐怕太乐观了；江苏省委准备明年元旦在大江南北同时发动全省暴动的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他尖锐地批评当时青年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说：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为的是怕青年团说是机会主义，被小孩笑话。如青年团不严重注意，青年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走到虚无主义的别一面去。青年团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与“一暴成功”是两个极端。这个危险可能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接着说：恩来方才说的是对的，团的同志将暴动看得太容易了，对暴动为何物还不太了解，随便暴动是很危险的。

湖南“灰日暴动”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多数人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只有28岁。李维汉对他有一段中肯的评论：“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 因此，在事实面前，他能够逐步修正自己的错误看法。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前一个文件提道：在反对“剩余的机会主义的遗毒”的同时，也要坚决迅速地扫除“表面上革命的盲动主义”。后一个决议批评了一部分同志不顾实际条件就决定总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同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湖北省委的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

对实际工作的部署，同广州起义前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明确对湘、鄂、赣三省的暴动不是从占领中心城市开始，而是先从分区割据做起，同时加强城市工作。”

应当承认，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在认识上和行动上确实都比原来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些主要还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的，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改变，全党的主要注意力仍集中在暴动问题上。区别还只是认为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这种认识上的不彻底性，表现在1月中旬的《中央通告》上。这个通告是由罗亦农、瞿秋白先后执笔起草的。它一方面正确地批评道：“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认为：“广州暴动的胜利，主要是能发动群众，造成工农兵三大力量之结合；它的失败，主要的也是发动群众之尚不充分。” 仿佛“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只需主观上加强一些努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样，仍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到2月间，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党内发生了。

引起争论的是江苏省委。那时的江苏省委包括上海在内，在全国党组织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身处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对大革命失败后环境的艰难有着更深切的体会。省委常委在讨论职工运动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革命潮流到底是高涨还是低落？很多人认为是低落。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许多同志也认为革命潮流是低落的。

这自然使中共中央感到震动。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谈话会，参加的有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项英、王若飞、陈乔年、刘峻山、刘伯坚、郑覆他九人。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江苏省委常委王若飞明确地表示：“我以为现在革命潮流是低落的。”他说：“广州暴动失败后，两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决出了胜负，资产阶级已得到了暂时的胜利。以什么事来表现革命潮流的低落呢？在政治上，现在帝国主义大批的撤兵，以为国民党已经能够镇压革命了；在经济上看，武汉反动以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已有转变到一天一天恢复的状态，并不是说他的危机完全消灭，但是减少了；在群众方面，现在已比从前消沉了。在农村斗争与城市不同一点，许多农村还在发展，但有许多地方一起来即失败。”他说：“如果对革命的估量不清楚，政策一定是不正确的。现在，不能认为全国整个群众的情绪已可以达到暴动夺取政权，从党的力量来说要全国暴动也是不可能的。”江苏省委书记项英的态度比王若飞缓和一些。他一面说：“广州暴动是在此转变中敌人必然的反攻的结果，不能说他就是革命潮低落。”另一面又说：“如在战略上只向前进是不对的。”“我以为现在是转变中的低落。”“简单地说革命潮流高涨，我是不同意的。”瞿秋白在会上发了两次言。他最初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的严重困难：“我们的斗争的确是很困难。八七会议后我当时想，以为或者可以似洪杨那样发展，但结果不然。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力量比敌人弱，需要休息一下，自然不是永久休息。”并且说：“我也以为现在整个政策应更郑重的使用党的力量，要使党变成一个群众的党，并要注意培养党的力量，要使党的力量培养到一个地步才能发动，现在党的牺牲是很大的了。”但一谈到革命潮流是不是高涨，他又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整个的革命潮是高涨的，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很多的。如说是低落，工农一定是很灰心的。”“自然说高涨，并不是今天说明天就要暴动的。”“我们可以说客观上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一省与几省夺取政权的目标仍然是要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多次反对盲动的周恩来和罗亦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强调革命是高涨的。周恩来也担心讲革命潮流低落是“由失败而发生出来的观念，不但是低落，而且会悲观”。他说：“我以为中国工人中的革命潮流不见得是低落，同时广东暴动对各地工人是有影响的。农村中可以不必说，割据局面还是继续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政策及运用政策的方法而怀疑到低落，（这）是不正确的。”罗亦农说：“我以为中国革命是高涨的。恩来说的话，我完全同意。”

四天后，为了准备六大，又开了一次中央委员谈话会，到会的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会上，刘少奇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看法：“关于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农民的革命是向上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周恩来在会上主张：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他还设想可以“以农民的游击战争包围广州”，来造成“广东割据”。瞿秋白在会上仍强调：“中央常委认为革命潮流一直高涨。”

粗看起来，中共中央几个主要负责人在这几次会上比以前更加强调革命潮流的“高涨”，似乎认识上又出现重大的反复。但仔细玩味他们的发言，不难发现他们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的思考正在深入，不仅看到当前局势中的严重困难，并已从更深的层次上开始接触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和农村割据的重要性这些根本问题，考虑到党需要有一段休整的时间，需要以更大的力量来争取群众。这种深刻的思想变动，是以后六大取得成功的重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个很大的顾虑：以为说革命低落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党内滋长起来的一种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以为在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用乐观的估计来鼓舞人们，所以比以往更多地强调起“革命高涨”来。读他们的发言，处处都可以感觉到这种矛盾的心理。

再过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等继续强调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并决定由瞿秋白起草一个通告。罗亦农说：“通告中还要包括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并说明中国目前革命潮为什么高涨，说革命潮低落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说低落就是不要准备暴动的问题。我以为即使万安、海陆丰失败，中国革命潮也是高涨的，因为统治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能稳定，群众的情绪无论如何是高涨的。”

瞿秋白起草的这个通告，便是《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它强调“革命是正在高涨无疑”。并且提出：“从一般形势看，现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以湖南为中心，而武汉的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暴动的完成，并当使暴动的武汉变为全国的革命中心。”在附文中说：“中国革命既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不但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更加紧迫起来。”并且批评道：“可是有些同志，例如上海，却说现在这种状况不但是上海革命潮流已低落，就是全国的革命潮流也已经低落了，这应当采取保守策略了。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显然是陷入机会主义的观点。”中共中央在发出通告时特别规定：“附文是给各指导机关参考的，亦应尽可能的发到支部去，但正文必须发到支部去。” 可见他们是想用这个通告来统一全党思想的。

但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他们的工作重心已开始移向要求各省形成农村割据的局面。“武汉的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暴动的完成”这句看起来很激烈的话，反过来读可以得到另一种理解，那就是说：武汉的暴动只能是湘、鄂、赣及豫南区域暴动的最后的“完成”，而不能是它最初的“信号”。这同广州起义前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同的。这种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同样需要和前面的分析联系起来才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