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革命失败还不满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充满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中的阵地几乎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全国党员从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面对着反动逆流的高涨，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重新整集队伍，拿起武器，开始了新的战斗。可是，在摸索和奋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倾向又抬头了，那便是“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种错误在全党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十一月会议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估计和现时斗争任务的规定都是“左”的。对这个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自然要负严重的责任。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都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这个发明权是属于他的。但问题不能简单地只归结到这一点，因为这种“左”的思想和情绪当时同样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中。他们并不单单出自盲从，也经历过自己的严肃思考。

我们可以读一读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所写的《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先提出问题：“革命是低落了吗？”然后回答道：“革命潮流的低落或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逐渐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这些条件。”他又提出问题：“中国革命只是民权主义的吗？”然后回答道：“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因此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瞿秋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充满着自信。

我们再读一读中共中央在同月内接连发出的第十五号和第十六号《中央通告》。这两个通告督责各地工农民众尽可能实行武装暴动；并且声言，如果认为不可“轻举妄动”，想多“保存着”党的组织，“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发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 他们在这样指责时，同样也充满着自信。

失误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同他们当时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有关。

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曾一度因动摇而退出革命，分化到反革命方面。“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 不少人以为现时的中国革命已是“工农革命”，并把它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李立三在广东“曾发表一篇论文，认为现在已走到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合时期”。 可是，革命性质只能由革命任务来决定。反帝反封建这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革命不可能超越阶段而急转直下地立刻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

同样不错，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确实一个也没有解决，反动势力不可能建立起长期的稳定的统治，人民也不可能放弃斗争。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和它们之间的结合是暂时加强了，而革命势力却遭到严重的削弱。从全国范围来说，革命潮流现时并不处在“一直高涨”之中。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党。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斗争终于坚持了下来，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但他们还缺乏处理如此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敌人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机会主义错误的强烈憎恶，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膛中，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急躁的冲动的心理，容易只看到（甚至夸大）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事情的另一方面，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时这种‘左倾情绪’，在革命者内部乃是普遍现象。” 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是如此。李立三说过：“革命遭受了失败，很多的工人遭受屠杀或失业，大多数的群众因疲倦而要休息，但一部分急进分子是不能忍耐的，而走上群众的前面去了，这就是盲动主义与强迫罢工等的来源。” 他的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盲动主义错误不能只用某一个人的失误来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 cT945eBUlo1HwcY25vdZPONwrjyoZhpU3wr/lJ7Hl8AB6uz1D8ihD8nTlwW5QpZ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