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党的继续妥协退让和大革命的失败

蒋介石的叛变，说明大革命已到了生死关头。原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这时已迁到武汉，表面上是个左派政府，实际上很不可靠，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它的成员中，有少数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邓演达等，而大多数是对蒋介石专断独裁不满的政客和军人，和被大势卷入、待机而动的人物。刚从海外归来、以“左派领袖”姿态出现、口头说得漂亮的汪精卫，更是一个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政客。武汉政府的实权掌握在他们手里。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做好可能的全面破裂的应变准备。那样，虽然由于力量对比的关系，不一定能避免失败，至少可以多保存一些力量，为日后的斗争造成较好的态势。

可是党没有这样做。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现在更需要巩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把武汉政府包括汪精卫在内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原来害怕同蒋介石破裂，现在又害怕同汪精卫破裂，认为一破裂就没有力量了，革命就要失败。

从4月27日开始，在武汉举行了党的五大。本来，党在这时面对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各地代表焦急地等待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五大无论对形势分析还是选择对策都没有做出任何有力的回答，只是空谈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等，虽然提到土地革命问题，又认为必须取得“小资产阶级”同意才能实行，实际上是束手无策。这就不能担负起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只能坐视整个局势日趋恶化。

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鲍罗廷在大革命初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时却只是热衷于所谓“西北学说”，力主武汉政府继续北伐，到河南迎出自陕西东下的冯玉祥部队，寄希望于冯玉祥，而冯其实又是个未知数。

这时，武汉的经济局势和军事局势都日益恶化。北伐军在河南经过苦战，迎出了冯玉祥。但冯看到武汉政府的处境不佳，倒向了蒋介石。尽管中共中央力求拉住汪精卫，共产国际派来的路易甚至把国际发来的应对当前事变的密电给汪精卫看，武汉政府仍在7月15日宣布分共，宋庆龄、邓演达等被迫出走，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大革命从此失败，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