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取得重大胜利。1926年10月,北伐军已控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支配的两湖地区。11月,又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对盘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部的决定性胜利。
随着北伐进军的顺利进行,中国南部各地的工农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如果没有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单靠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群众性运动高潮,还难以发展成那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
当北伐胜利进行时,蒋介石乘北洋军阀势力兵败如山倒的有利形势,大量收编投奔过来的旧军阀军队,抢占地方政权,使自己的实力得到很大扩充。中共中央却与此相反,除原由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外,不去掌握军队,甚至严厉取缔共产党人参加地方政权,因而不能在有利形势下积聚更多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阵地,使力量对比日益向不利于自己的方面变化。
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蓄谋已久,但他需要选择时机。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到来,转折点发生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这是因为:第一,这以前,北伐军虽已攻占武汉,但孙传芳一直严重威胁着它的侧翼。如果在江西失利,孙部就可以乘胜直入湖南,切断湖北前线同广东后方之间的联系,使它首尾不能相顾。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胜利,不仅消除了这种危险,而且席卷东南之势已定,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便全然改观。第二,帝国主义列强最初对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浩荡北上的北伐军十分恐惧,处处进行破坏。但他们逐渐看到:对中国革命阵营进行分化远比直接出兵干涉更为有利。特别是日本,派驻九江总领事到南昌见蒋介石。蒋向他表示:我们成功以后,一定尊重各国在中国签订的条约。日方很满意。这就使蒋介石有了把握能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取得经济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作为根据地。第三,一批同蒋有关系的北方官僚政客联袂南下,上海金融资本家也给蒋以资助。曾在北方任代理国务总理的黄郛,在前往南昌路过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便答应给蒋透支100万元。各种旧势力伸出千百只手来拉蒋介石。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正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反共活动就逐渐明朗化了。
面对着联合战线随时可能破裂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却在1926年12月会议上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事实上,它对防止蒋介石等的“日渐向右”完全无能为力,只是一句空话,剩下的只是一味压制工农运动。当然,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多少年来遭受深重压迫的工人和农民一旦发动和组织起来,确有一些过火行动,使中间分子感到害怕,但中共中央总的指导思想是日益向右发展。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如果离开把工农群众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但无法有力地反对即将到来的蒋介石反共准备,连中间派的动摇也难以克服,无异于在严重危险面前自行解除武装,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实,蒋介石那时的力量还不巩固,内部也矛盾重重,但他富有政治经验,是有决心的,敢于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地冒险,先在步步进逼中使自己的阵地步步扩大,到关键时刻便毫不留情地断然下手。
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即宣布“清党”,大量搜捕并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自行建立南京政府。共产党对蒋介石虽已有所察觉,但一退再退,而且没有应付突然事变到来的准备,结果吃了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