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人们讲到五四运动，常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1919年5月，由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另一种是指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用法其实包括一脉相承而性质不同的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它的指导思想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第二个阶段，从五四爱国运动起，原先的进步思想界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里开始逐步成为主流。目前很多纪念五四的文章没有分清楚这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传承关系和性质区别，把两者混为一谈，没有着重说明后一阶段才是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的真正起点。下面，我们就从历史事件的联系、脉络角度，看看这两个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哪些作用。

（一）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扫荡式批判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重要准备

第一阶段的早期新文化运动，起步源于对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反思。指导思想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但它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强有力的批判，为人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清除了重要障碍，做了重要的准备。吴玉章讲过，“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更多的先进分子却继续向前求索。《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提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的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新青年》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叫“德先生（ democracy）、赛先生（ science）”。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五四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补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早期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出“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成功的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仅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从旧框框束缚下解放出来，更因为它的文字表达明白易懂，有助于新文化能够为更多的平民理解和接受，所以新文化运动像思想界的一场狂风暴雨那样，起到很大的扫荡作用。

前面说过，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在西方式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这种思想在五四前夜那个历史转折时期，起到了巨大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出路。那个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中国当时翻译作《玩偶之家》）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不少人兴奋地赞扬为“女性的自觉”。但这样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吗？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鲁迅先生敏锐地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东西之类”。的确，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那样黑暗，离开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起来。但人们在最初面对大量涌入的各式各样新思潮一时难以弄清，对现实社会应该怎样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还并不清楚。

（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到二百多万人。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日趋壮大和工人所受压迫的加深，新的社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工人阶级的斗争加强了。这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变成现实，给正在苦苦思索探求中国社会该怎样改造、应该建立怎样一个新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认识到：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历史上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不相同，是一场崭新的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前景，尽管这种认识还只是初步的。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新认识和新觉悟，从而把希望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在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是早产儿。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内因从来是基础，外因只是条件。如果不是中国社会和人们思想走到这一步，如果人们急切关注的热点不是正聚焦在这个问题上，俄国十月革命绝不可能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五四爱国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它在人们头脑里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夺取的特权交给日本。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奇耻大辱。原本很多人都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写文章讲，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最后，巴黎和会却作出使中国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决定，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以强凌弱的面目，“公理”何在？“强权”仍然支配着一切。这种残酷的事实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幻想的破灭，不仅使人们更加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而且也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民主的虚伪。这对推动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要探索着走另一条新的道路，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从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开始转变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来。瞿秋白1920年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经历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问题。”吴玉章则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先驱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做出的重大的选择。

以五四爱国运动为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不但没有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只是谋求个人的解放，而是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谋求国家民族的解放；科学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重新观察和分析问题。这也加速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的步伐。所以，从前者到后者是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转变。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讲它的伟大意义，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通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间处于主流的地位。

五四爱国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许多先进的知识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如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也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这表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 er37chtnYjd0QCrWOaEwVO4atw5x93Y0G2SOhjGJOOfpgmSfxMRVw6hqCPsQcV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