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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向何处去——中央与张国焘提出了不同的方针——两河口会师——热烈中隐含的不愉快——张国焘与朱德长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北上进行松潘战役的决议——张国焘与毛泽东的争吵
中央机关刚刚在懋功住下，还没与张国焘会面，双方即频繁地往来电报，就红军前途和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交换意见。
何以如此匆忙呢？双方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虽然两大主力红军已经会师，但他们仍然处在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重重围困和封锁之下。川西北这个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区，显然不是十万红军的安身之地。红军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双方领导人必须尽快做出决断的头等大事。
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里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革命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
现在把中央盼来了，张国焘当然急于听听中央的意见。
从中央了解的情况和徐向前提供的敌情报告可以看出，虽然红军进入了川西北少数民族区，得到暂时休息的机会，但敌情仍然是很严重的。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由江油、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茂县等地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集结于芦山、丹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防止红军向北发展。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有二百多个团。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困死在这个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
6月16日，中央在给四方面军总部发贺电的同时，还发去一封长电，谈了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初步意见。电报中说：“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对于目前形势，中央认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
小金红军会师处
张国焘、陈昌浩第二天复电，表示不愿意向北发展。电报中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建议“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具体部署是李先念向夹金山进发，红一方面军进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北打松潘，寻求向陕、甘发展的可能。
首次交换意见就僵住了。毛泽东他们初来乍到，而四方面军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双方又来往了几次电报，还是说不清楚。毛泽东他们有点急了，6月20日给张国焘发了一封急电，催他快来。
接到电报，张国焘立即动身。他回忆：“1935年6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由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的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约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
为了迎接张国焘的到来，中央已经在两河口（今小金县北）布置了欢迎会场。这是一片山间坡地，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两条溪流，到这里汇合，所以取名为两河口。邓发和罗瑞卿两位保卫局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三个小时，伐木铲土抛石头，把一片荒坡开辟成会场。上边就着自然的坡度削成了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没有房屋和墙壁，欢迎的标语就挂在树枝上。会场是如此的简陋，却又是如此的庄严。
6月25日早晨，天就下起了雨，既像是好事多磨，又像是不祥之兆。毛泽东专门派出了电话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观望，等待张国焘一行的到来。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地等待着。人们被风雨和寒冷的山风击打着，然而热切的心和兴奋的情绪，早已忘却了潮湿和寒冷。下午，大家预感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快要来到了，队伍中唱起了陆定一同志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嗨！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坚决争取大胜利。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嗨！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伟大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歌后来被改了词，成为人们熟悉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两河口会师与那原始的歌词都被人遗忘了。——作者注）
突然大雨袭来了，粗大的雨点打在人们身上，雨布也失去了作用。山水从树林中急促地流淌，冲走泥沙和树叶。持续20分钟的暴雨把每个人身上都淋得透湿，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会场。他们依然等待着。大约到了下午5时，只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向前面的树林走去，队伍中立刻严肃起来。随着一声口令，大家收起雨具，把队伍排列整齐，千百双眼睛一齐盯着东方。
只见东方山脚树林中，隐约地露出几个马头。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小路向欢迎的人群走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张国焘到达时，看见“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其中有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被免去领导职位的博古。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伤未到。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们虽然衣服都被雨水淋得湿透，却都满面笑容地向他挥手致意。朱总司令第一个迎上前去，向张国焘打招呼。张国焘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大家围上前去，一双双手紧握着，更多的手挥舞着。口号像暴雷般地轰响着，似乎要冲破低压的乌云。
又是一阵大雨袭来，但是谁也不在乎了。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成激昂的交响曲，在欢乐的气氛中，中央领导人和张国焘一起走上了小小的主席台。朱德总司令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上被压迫者，都在那里欢呼庆祝！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接着，张国焘致答词说：“同志们！这里有八年前我们在一起斗争过的（指南昌起义——作者注），更多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同志。多年来我们虽是分隔在几个地方斗争奋斗，但都是存着一个目标——为着中国的人民解放，为着党的策略路线的胜利！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有着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张国焘高呼：“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热烈的口号中，红军队伍让出了一条人巷，在两旁红军战士的欢呼声中，张国焘与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向小镇上走去。军乐声、口号声和唱歌声与暴雨声在他们的身后混合成一片。
张国焘完全没有意识到，从他到达的那时起，中央领导人对他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他们感觉，张国焘不像是一个朝拜者，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索尔兹伯里写道：“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毛的心中产生不快。当看到旁边的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
这种情绪，连李德这位德国人都看出来了。他后来回忆道：“6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
博古的心情又与毛、张不同，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受冷落的处境，使博古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只有李德理解他的内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博古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红军主力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变成他自己的政策，强迫政治局接受下来。”
欢迎张国焘的第二个程序是晚上的聚餐。表面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张国焘却颇感沉闷。因为在座的诸位既“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而是听毛泽东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高论（这是毛泽东在饭桌上常见的话题）。博古这位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显然是话中有话）。张国焘隐约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内的不和。
夜里，张国焘邀朱德在一起长谈。从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分手，他们各自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回想往事，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朱德待人坦诚，一派忠厚长者风度，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张国焘对他也十分敬服。朱德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历和遭受的损失，但是并不颓丧。中央红军的干部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有了这些骨干，朱德坚信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他对红四方面军力量的强大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欢欣鼓舞，他还向张透露：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张国焘对此没有表态，但朱德的诚恳态度使他很受感动。就这样，他们一直谈到东方既白。
（张国焘回忆录关于这段叙述，因为是多年后的追述，有些内容可能不准确，并含有感情色彩。其中有可供参考之处，但并不完全可信。——作者注）
张国焘收获很大，了解到不少中央红军的底细。但是在另一座房子里，毛泽东睡着了吗？
第二天（6月26日）上午，在两河口村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参加者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
列席者有：
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
会议先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做报告。他简单回顾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主要谈目前的行动方针。他说：现在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苏区，都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应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第一是便利我们作战的地方。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而我不易反攻。第二是群众条件，红军走过的一些人口较多的地方，能大批扩大红军。松、理、懋地区总共只有二十万人口，少数民族占多数。这地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根据地，红军发展还是要在汉人多的地方。第三是经济条件，这里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粮食还不能自给，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决，军事上补充更难。因此，在岷江西岸的松、理、懋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我们如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是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这地区道路较多，人口多，山少。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第二，高度机动，不要被敌牵制。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统一指挥。这三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关于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将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右纵队进攻松潘。利用夏季迅速北上通过草地。万一过不去，就向西，也许困难更多，但这条退路要保存。后方补充问题，会合后力量大了，但需要补充。一方面军质量强，但数量需要补充（具体的另谈）。粮食问题也要专门讨论计划。
周恩来的报告最后强调，战争指挥的最高原则是：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改组为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粮食、寒冷、过草地和少数民族等困难。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过程，他说：我们到理番后，知悉你们到了天全。当时我们计划在天全与你们会合，再打雅州。如能在天全、雅州会合，占领芦山，以松、理、懋为后方发展基地。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了，现在应怎样打？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四方面军要做好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的计划是打成都的。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建的。他主张集中主力打松潘。他说，现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冷了，解决皮衣很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这里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最后他强调：“统一指挥的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周、张、毛三人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讨论结束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决议。两河口会议在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宣布了夺取松潘，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后，还做出下列决定：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决议中的最后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既然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两河口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要给谁戴？“退却逃跑”又是指谁？写到中央的决议里，总不会无的放矢吧。在这份决议中，隐约闻到了一股党内斗争的火药味。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博古、王稼祥出席。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统一组织的问题似乎也解决了。同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派刘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随张国焘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张国焘却不知哪里来的无名火。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却看见他正和毛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
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一场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