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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北京。
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一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无疑是与其友谊最深的一位朋友。毛泽东不会忘记，1936年他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又面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在那个艰难时刻，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却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来到延安，对他和红军战士进行采访。在昏暗的窑洞里，在微弱的烛光下，毛泽东与斯诺彻夜畅谈。毛泽东传奇般的经历，红军英勇战斗的故事，使这位好奇的美国人听得如痴如醉。斯诺如实记下了在红区的所见所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从此，毛泽东的大名传遍全世界，红军的长征像一首英雄的史诗为后人深深地崇拜着。
二十四年后的重逢使他们激动不已，毛泽东与斯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九个小时。“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也谈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斯诺回忆道，毛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别人话中的细微含义，眼神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闪烁发光，但是却带有一种嘲弄的微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欢机智的谈话”。
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斯诺
谈话的气氛是友好和愉快的，斯诺却以他职业的敏感，察觉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第二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农作物遭到部分或全部的毁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
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此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就是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与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十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辛酸地回忆着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长征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中，张国焘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定下结论。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的同志反目为仇，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在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许多原因，许多隐藏起来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都已作古，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仍然完整地保存着，作为真实的见证。让我们从那些珍贵的文献中，来探索和还原当年的历史吧。尽管它是一段令人伤感的历史，一段饱含鲜血和泪水的历史。
李先念、韩东山在懋功等待中央红军到来——中央红军前卫团在夹金山下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的计划——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堵截——会理会议——中央红军的困难局面——鼓舞人心的红四方面军来电——张国焘、徐向前筹备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初会李先念——一、四方面军大联欢
1935年6月12日，夹金山脚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红四方面军9军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他的战士已经在这里等了五天。
十天前，韩东山被紧急召到理番（今理县）的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进门，身材消瘦的总指挥徐向前神采奕奕地对他说：“韩师长，我们马上就要同中央红军会合了！”
“真的？”韩东山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
“真的。”徐向前严肃地开始向他下达指示，“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桥，现在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拟定在懋功与我们会师。你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为中央红军进入懋功打开通道。会师后，向中央首长汇报我们的情况，并掩护中央红军安全通过夹金山。以后具体行动，由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指挥。”最后，徐向前又特别嘱咐道：“中央红军行军快一年了，部队很苦。要虚心向一方面军同志学习，注意搞好团结。”
韩东山兴冲冲地回到部队，在李先念的指挥下，25师作为先头部队，由汶川向懋功迅速前进。一路打跑了四川军阀邓锡侯的少数残兵，于6月7日占领达维镇。李先念在懋功县城设立了指挥部。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中央红军的到来。
6月12日清晨，夹金山下浓雾弥漫。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2师4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带领这支先头部队，刚刚翻过大雪山。疲乏不堪的队伍正沿着小路前进，想找个休息的地方。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战士们立刻警惕地握紧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夹金山
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团长和我跑向前卫班，观察前面的情况。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是一个颇大的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军帽，显然是一支军队。是自己人？我们是前卫团，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这一情况着实使我们纳闷。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出是敌是我。我们只得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忽然，山风送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
原25师战士宗国治回忆说，当时“大雾很浓，四外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正说笑地走着，猛然听见前面枪声响起来了，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雾渐渐地小了，模糊地能看出四外的东西了，这时我们将冲锋用的军旗展开，插在阵地上。可是我们看见对方也插起了和我们同样的军旗，旗上同样绘着镰刀斧头，这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是误会了。经过双方的询问，的确真的误会了，原来是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向我们这来会合”。
杨成武派出的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顿时，山谷中响起了一片欢呼，两支红军蜂拥而下，汇集在一起，紧紧握手，热泪夺眶而出，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
长征途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认为，毛泽东决定翻越夹金山是一次冒险，“他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
其实，为了这次会师，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革军委19日致电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与四川军阀激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1935年1月22日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又致电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
张国焘回忆：“1935年1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应为政治局常委。——作者注）
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刻开会研究。三位决策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实现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八万大军，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于1935年5月中旬到达四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由会理、冕宁一线北上。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首先确定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要求部队做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个崇山峻岭、地广人稀的偏僻地区，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筹集为中央红军准备的各种物品。“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一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毛线，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从前方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在大雪山的那边，毛泽东正率领中央红军在崎岖荒凉的深山峡谷中，艰难地向北行进着。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非像长征结束后宣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豪迈潇洒。自从年初的遵义会议恢复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来，挽救中央红军的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心里非常清楚，离开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八个月来，中央红军的命运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去年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十万人锐减到不满三万。长时间的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下疲于奔命，部队的情绪相当低落。掉队和逃跑造成的减员远远超过战斗伤亡，如何收拾博古、李德留下的烂摊子，恢复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中突出去，是毛泽东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瞎指挥，使中央红军内部的状况十分混乱。从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祥）、副主任李富春下达的一系列整顿部队的命令中可窥一斑。1935年2月18日《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中说：“自遵义出发后，由于疲劳、给养之不足，特别是政治工作的不深入，除个别部队外，部队中散漫疲劳现象是在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能严格遵守，干部中责任心的懈怠与军阀残余的增长，阶级警觉性的减低，更可能便利个别分子不满情绪的增长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减员较一月前增长，损坏与遗失武器加多。这些现象是与部队的巩固、纪律的保持，尤其是战斗情绪的发扬，水火不相容的。”
2月19日《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指出：“最近各部队有些掉队落伍的分子，经常的每日的甚至故意掉队，他们不愿被人收容，不肯归队。或归队编队后，立即又重新掉队。这些人一般的情绪低落，不愿到前线打仗，不愿在部队担任勤务。”总政治部严肃命令：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收容安置工作的同时，“对专门掉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愿归队的分子，要选择标本例子，在部队中开展广泛的斗争，给以应有的处罚，严重的直到枪毙”。
蒋介石获悉红军占领遵义后，立即调整部署，拉开了四面包围的大网。命令何键的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阻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在湘黔边界会师；以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三个中央军纵队十二个师的兵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滇军的龙云、黔军的王家烈等地方军阀部队策应协同，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面对强大敌军的包围，毛泽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敌人硬拼，打个你死我活；要么迈开大步跑路，争取摆脱围剿，另寻一条生路。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在敌强我弱的时候，他绝不会去与国民党军硬拼，而宁愿选择运动战的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遵义会议上，他就提出了“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方针。虽然中央红军目前疲劳不堪，情绪低落，但为了生存，还是要走路。
于是，离开遵义后，毛泽东开始了他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动作——四渡赤水。在两个月中，红军几乎天天走路。德国人李德回忆：“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道路漫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子就走了70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白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装起来。如果敌机飞到头顶，我们就在路旁卧倒，不像以前那样去寻找掩体。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
李德接着写道：“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今天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精力，才将“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还原出来。那如同一团乱麻似的线路，记录了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军阀周旋的过程。一条赤水河就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分界，红军在川军与黔军的包围中穿梭往返。你摆好阵势等我，我偏不来；你想跟我打仗，我虚晃一枪就走。那些背着步枪和烟枪的“双枪兵”也不傻，他们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击。各自保存实力的算盘，使川军和黔军不可能同心协力与红军打一场死仗。毛泽东就是这样带领中央红军走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境内。就连对毛泽东成见极深的李德也承认：“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但是在会理，一座靠近云南边界的四川小县城外，毛泽东却遇到了来自敌人和自己部下的双重挑战。红军把会理城四面包围，军委将攻占会理的任务交给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没想到守城的川军团长刘元瑭没有逃跑，决心死守待援。他烧光城外的民房，把部队收缩到城内。5月10日晚，三军团开始攻城，在敌军火力封锁下，攻城没有得手。11日到14日，红军工兵在会理城下挖掘地道准备爆破城墙。14日晚，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红军发起冲锋。刘元瑭亲自带兵前来堵口，红军又未得手。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红军目前的简陋武器装备，不适宜进行城镇攻坚战。便命令停止攻城，转而向北挺进。
几个月紧张的行军，中央政治局甚至没有一个从容的时间和各军团的指挥员坐下来开个会。下达的行军指示常常是绕来绕去，有的村子经过两三次。中央的口号也一变再变，一会儿说到黔北建立根据地，一会儿又变成川黔边，后来又变成川西北。一些指挥员难免会有疑问：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给军委写信，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5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统一领导层的认识。毛泽东在会上教训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接着，毛泽东向大家解释：当前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会议强调了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顽强战斗，继续北上，到川西同四方面军会合。一场内部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但是毛泽东却把这笔账记在彭德怀头上，认定是他鼓动林彪图谋篡位，结下了积怨。
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可靠的文献能表明，此时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经开始了通讯联系。但是他们很可能通过国民党的电台和报刊了解对方的行踪。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便开始大踏步地北上。很快经过凉山彝族区，来到大渡河边。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无奈四川军阀刘文辉只顾自己保存实力，他的川军部下也是一帮只能抽大烟不能打仗的草包。红军一进攻，他们乱放几枪就争先恐后地逃命。所以红军连续取得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
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到达泸定后，开了一次会。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决定了两件事：一是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二是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究竟能否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此时还没有把握。
从会理出发到泸定，短短半个多月内，中央红军在崇山峻岭中跋涉千里，一路作战，部队又疲劳到了极点。当时在五军团任参谋长的陈伯钧在长征日记中写道：
1935年5月28日：“行程百里。是日，攀越三个大山，行军疲劳，掉队的不少。”
5月31日：“行军备战。由沙坝经泸定桥，到龙八布，约五十里。连日急行军，队伍相当疲劳。因我军初次当前队，不习惯于在急行军中进行猛烈的进攻与追击，加之管理、给养保障工作均不适于新的环境，所以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如掉队、落伍、病员之增多等。特别是卅九团最为严重。在此情况下，我们本来要求休息一天或半天，整顿集结一下再前进。但敌情紧张，我们仍于是日随友军到龙八布。”
懋功会师桥
革命犹如大浪淘沙，在通过泸定桥，进入村落相望的汉族居民区后，一些意志薄弱分子、投机分子又开始陆续逃跑。总政治部6月13日下达的《关于克服落伍现象的指示》中说：“在最近半月间，各军团的掉队落伍现象非常严重，并有时发生三五成群故意隐藏居民家中。”落伍的人一部分是逃兵（大多数是新兵，在长征途中扩红招募的农民。他们没受过革命教育，一段行军后就吃不得苦，跑回老家去了），一部分是因伤病掉队的战士。（在紧张的行军战斗中，伤兵是最悲惨的。一般战士受伤后，只要能走动，都是咬牙坚持行军。实在跟不上，有的被安置在农民家里，有的掉队后就下落不明了。——作者注）为此，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搞好卫生和收容工作，减少疾病流行。对有病的战士要发扬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另一方面，“要立即在部队中抓住故意掉队的标准的分子，广泛地进行残酷的斗争，要使反对故意掉队落伍的可耻现象成为群众运动，造成反故意掉队落伍的舆论，在必要时甚至进行公审，枪毙领导掉队及掉队专家的坏分子。”
到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经过十个月的万里长途行军作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是“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在剩下的两万多红军中，绝大多数人是从江西苏区出来的老战士。他们身经百战，政治觉悟高，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拴在了一起。他们是革命的火种，是最珍贵的财富。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6月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突然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中央：
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指挥员望转呈朱德、毛泽东、恩来诸同志：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确是兵心分□把握的。
国焘、昌浩、向前
这封来电如同一阵春风，很快传遍了中央红军各部队，引起一片欢呼。陈伯钧所在的五军团当时担任后卫，也于6月5日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现四方面军正重整旌旗于茂州，我则据师于天全、芦山与懋功之线，遥相呼应，配合反攻。我中华苏维埃之革命运动又将奠基于川西北。”
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联络畅通之后，张国焘立刻给中央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
朱、周、毛：
我们先头团已于八号占懋功，大部正向懋功进，先头部队向达维进。对灌（县）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汇合。……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知。如有必要请指定会面地点。数月来我方战略另与西（征）军配合行动，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诸同志意见：目前西征军须稍为休息，可立将我军包抄打主要方向：南打薛岳、刘湘或北打胡宗南。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县。
国焘 十二日
当天，徐向前接到张国焘指示，要他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徐向前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在报告中，徐向前详细地介绍了敌方的部署、兵力、调动情况，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战斗任务。然后，徐向前写道：
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知之。
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6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军委纵队翻过夹金山，到达山脚下的达维镇。韩东山带领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指战员，列队等候迎接中央首长。按照张国焘的指示，“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一个个军容整齐，精神抖擞，热烈地欢迎中央红军兄弟。毛泽东见到韩东山，第一句话就问：“张主席（国焘）还好吧？”
达维小镇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与中央红军的同志们互相亲切问候，看到中央红军的同志衣衫破烂，四方面军的同志立刻把自己较好的衣服拿出来送给他们。有的还送水和干粮，晚上宁可自己露营，也把房子让给中央红军的同志们住。中央红军的队伍过了七天，这样的团结友爱、情同手足的动人场面随时可见。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懋功后，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这位26岁的军政委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显得十分激动。毛泽东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30军有多少人。李先念一一做了回答，并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还说因为时间短，迎接中央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请中央谅解。五十年后，身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当晚，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举行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会师。那几天李伯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夫人）和她率领的文工团成了大忙人，所到之处都要进行慰问演出。今晚她又亲自登台，表演了拿手的苏联水兵舞，引起台下一片叫好和欢呼。在场的童小鹏（红一军团干部）把这些都写在日记里：“6月16日，到懋功城。晚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联欢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对待我军非常之和蔼和敬慕，且军风纪、纪律等均表现比我军好，的确可学习！”
同日，中央也给张国焘发去一封热情的复电：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
亲爱的兄弟们：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朱、毛、周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会师的喜悦，使红军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之中。对经过长途跋涉和艰难作战的两大主力红军看来，会师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革命形势必然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当时有谁能预料到，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之间会发生一场严重的斗争。
红军向何处去——中央与张国焘提出了不同的方针——两河口会师——热烈中隐含的不愉快——张国焘与朱德长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北上进行松潘战役的决议——张国焘与毛泽东的争吵
中央机关刚刚在懋功住下，还没与张国焘会面，双方即频繁地往来电报，就红军前途和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交换意见。
何以如此匆忙呢？双方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虽然两大主力红军已经会师，但他们仍然处在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重重围困和封锁之下。川西北这个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区，显然不是十万红军的安身之地。红军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双方领导人必须尽快做出决断的头等大事。
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里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革命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
现在把中央盼来了，张国焘当然急于听听中央的意见。
从中央了解的情况和徐向前提供的敌情报告可以看出，虽然红军进入了川西北少数民族区，得到暂时休息的机会，但敌情仍然是很严重的。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由江油、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茂县等地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集结于芦山、丹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防止红军向北发展。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有二百多个团。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困死在这个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
6月16日，中央在给四方面军总部发贺电的同时，还发去一封长电，谈了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初步意见。电报中说：“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对于目前形势，中央认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
小金红军会师处
张国焘、陈昌浩第二天复电，表示不愿意向北发展。电报中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建议“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具体部署是李先念向夹金山进发，红一方面军进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北打松潘，寻求向陕、甘发展的可能。
首次交换意见就僵住了。毛泽东他们初来乍到，而四方面军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双方又来往了几次电报，还是说不清楚。毛泽东他们有点急了，6月20日给张国焘发了一封急电，催他快来。
接到电报，张国焘立即动身。他回忆：“1935年6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由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的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约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
为了迎接张国焘的到来，中央已经在两河口（今小金县北）布置了欢迎会场。这是一片山间坡地，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两条溪流，到这里汇合，所以取名为两河口。邓发和罗瑞卿两位保卫局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三个小时，伐木铲土抛石头，把一片荒坡开辟成会场。上边就着自然的坡度削成了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没有房屋和墙壁，欢迎的标语就挂在树枝上。会场是如此的简陋，却又是如此的庄严。
6月25日早晨，天就下起了雨，既像是好事多磨，又像是不祥之兆。毛泽东专门派出了电话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观望，等待张国焘一行的到来。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地等待着。人们被风雨和寒冷的山风击打着，然而热切的心和兴奋的情绪，早已忘却了潮湿和寒冷。下午，大家预感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快要来到了，队伍中唱起了陆定一同志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嗨！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坚决争取大胜利。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嗨！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伟大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歌后来被改了词，成为人们熟悉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两河口会师与那原始的歌词都被人遗忘了。——作者注）
突然大雨袭来了，粗大的雨点打在人们身上，雨布也失去了作用。山水从树林中急促地流淌，冲走泥沙和树叶。持续20分钟的暴雨把每个人身上都淋得透湿，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会场。他们依然等待着。大约到了下午5时，只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向前面的树林走去，队伍中立刻严肃起来。随着一声口令，大家收起雨具，把队伍排列整齐，千百双眼睛一齐盯着东方。
只见东方山脚树林中，隐约地露出几个马头。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小路向欢迎的人群走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张国焘到达时，看见“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其中有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被免去领导职位的博古。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伤未到。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们虽然衣服都被雨水淋得湿透，却都满面笑容地向他挥手致意。朱总司令第一个迎上前去，向张国焘打招呼。张国焘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大家围上前去，一双双手紧握着，更多的手挥舞着。口号像暴雷般地轰响着，似乎要冲破低压的乌云。
又是一阵大雨袭来，但是谁也不在乎了。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成激昂的交响曲，在欢乐的气氛中，中央领导人和张国焘一起走上了小小的主席台。朱德总司令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上被压迫者，都在那里欢呼庆祝！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接着，张国焘致答词说：“同志们！这里有八年前我们在一起斗争过的（指南昌起义——作者注），更多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同志。多年来我们虽是分隔在几个地方斗争奋斗，但都是存着一个目标——为着中国的人民解放，为着党的策略路线的胜利！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有着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张国焘高呼：“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热烈的口号中，红军队伍让出了一条人巷，在两旁红军战士的欢呼声中，张国焘与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向小镇上走去。军乐声、口号声和唱歌声与暴雨声在他们的身后混合成一片。
张国焘完全没有意识到，从他到达的那时起，中央领导人对他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他们感觉，张国焘不像是一个朝拜者，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索尔兹伯里写道：“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毛的心中产生不快。当看到旁边的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
这种情绪，连李德这位德国人都看出来了。他后来回忆道：“6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
博古的心情又与毛、张不同，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受冷落的处境，使博古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只有李德理解他的内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博古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红军主力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变成他自己的政策，强迫政治局接受下来。”
欢迎张国焘的第二个程序是晚上的聚餐。表面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张国焘却颇感沉闷。因为在座的诸位既“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而是听毛泽东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高论（这是毛泽东在饭桌上常见的话题）。博古这位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显然是话中有话）。张国焘隐约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内的不和。
夜里，张国焘邀朱德在一起长谈。从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分手，他们各自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回想往事，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朱德待人坦诚，一派忠厚长者风度，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张国焘对他也十分敬服。朱德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历和遭受的损失，但是并不颓丧。中央红军的干部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有了这些骨干，朱德坚信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他对红四方面军力量的强大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欢欣鼓舞，他还向张透露：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张国焘对此没有表态，但朱德的诚恳态度使他很受感动。就这样，他们一直谈到东方既白。
（张国焘回忆录关于这段叙述，因为是多年后的追述，有些内容可能不准确，并含有感情色彩。其中有可供参考之处，但并不完全可信。——作者注）
张国焘收获很大，了解到不少中央红军的底细。但是在另一座房子里，毛泽东睡着了吗？
第二天（6月26日）上午，在两河口村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参加者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
列席者有：
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
会议先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做报告。他简单回顾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主要谈目前的行动方针。他说：现在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苏区，都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应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第一是便利我们作战的地方。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而我不易反攻。第二是群众条件，红军走过的一些人口较多的地方，能大批扩大红军。松、理、懋地区总共只有二十万人口，少数民族占多数。这地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根据地，红军发展还是要在汉人多的地方。第三是经济条件，这里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粮食还不能自给，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决，军事上补充更难。因此，在岷江西岸的松、理、懋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我们如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是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这地区道路较多，人口多，山少。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第二，高度机动，不要被敌牵制。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统一指挥。这三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关于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将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右纵队进攻松潘。利用夏季迅速北上通过草地。万一过不去，就向西，也许困难更多，但这条退路要保存。后方补充问题，会合后力量大了，但需要补充。一方面军质量强，但数量需要补充（具体的另谈）。粮食问题也要专门讨论计划。
周恩来的报告最后强调，战争指挥的最高原则是：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改组为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粮食、寒冷、过草地和少数民族等困难。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过程，他说：我们到理番后，知悉你们到了天全。当时我们计划在天全与你们会合，再打雅州。如能在天全、雅州会合，占领芦山，以松、理、懋为后方发展基地。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了，现在应怎样打？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四方面军要做好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的计划是打成都的。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建的。他主张集中主力打松潘。他说，现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冷了，解决皮衣很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这里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最后他强调：“统一指挥的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周、张、毛三人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讨论结束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决议。两河口会议在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宣布了夺取松潘，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后，还做出下列决定：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决议中的最后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既然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两河口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要给谁戴？“退却逃跑”又是指谁？写到中央的决议里，总不会无的放矢吧。在这份决议中，隐约闻到了一股党内斗争的火药味。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博古、王稼祥出席。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统一组织的问题似乎也解决了。同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派刘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随张国焘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张国焘却不知哪里来的无名火。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却看见他正和毛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
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一场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