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与绝对剩余价值相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种更为狡猾和隐秘的剥削。
与绝对剩余价值相比,相对剩余价值是一种更为狡猾和隐秘的剥削。
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而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相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一种更为狡猾和隐秘的剥削,它的实现和获得是对工人更深层次的压迫。
假定有一个工作日,它的总长度是已定的,那么怎样才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这样,改变的不是工作日的长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
另一方面,从整个工作日中减去必要劳动时间,就得到剩余劳动的量。如果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那么相应的就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至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
相对剩余价值是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实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前提。
如图表所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2小时,从而达到同绝
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物化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平均量始终只是同种的许多不同的个别量的平均数。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
生产资料的积聚而产生的节约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
协作不仅是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
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
协作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它引起了劳动力的集合与生产资料的节约,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
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
资本指挥劳动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
第二,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
因此,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
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好像不是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好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协作需要统筹和管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管理内容的二重性。而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与之前社会形态下的协作性质完全不同。
在古代甚至是近代殖民地那里,大规模的协作经常采用奴隶制,用皮鞭与棍棒驱赶他们进行劳作。
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
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工场手工业起源以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另一种方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
可见,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并且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
工场手工业分工使工人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这种操作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
按照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是否为同种或同类劳动,工场手工业起源可分为两种方式。但无论是何种方式,劳动者都被训练成了局部工人。
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他们从事的是不同的手工业种类,并极端地片面化起来。
造纸业的劳动者从事的是同一类工作,他们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特殊操作,并将这种操作进一步地孤立化,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
工场手工业的组织有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而且特别在工场手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质。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减少了制品从不同阶段进行转移的时间和劳动。这样,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这些阶段作为同数的手工业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互相独立。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
在社会分工的生产中,每个独立的劳动者都生产商品,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产品的买卖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有着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
按照商品生产的局部产品机械组合和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的区分,工场手工业的组织可分为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这两种基本形式。
钟表的制作是由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等工人的局部劳动进行机械组合完成的。是混成工场手工业的代表。
有机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其生产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按照一定顺序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比如,制针业要依次经过72个甚至92个专门的局部工人之手才能够完成。
机器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这并未给工人带来任何境遇的改善,只会更糟。
即使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的使用也是服务于生产剩余价值的。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制造业开始于劳动力;在大工业则始于劳动资料。所有发展了的机器都是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构成,即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
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部分,它自己产生出动力。这些动力经过传动机传送到工具机上,从而进行作业。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附件组成,它不仅调节运动,而且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通过机器组织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运动被传给了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
机器与工具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更为复杂或是否以自然力为动力,而在于机器是由一个由动力推动以代替手工作业的组织。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
正如不变资本的其他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只是把自己的价值随着磨损的程度转移到产品上去,成为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它会使产品变贵。但实际上机器的应用会使产品变便宜。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来讲,无论工具和机器,虽然都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只是磨损的部分。机器的利用量比工具大得多,而磨损量却比工具小得多。
第二,机器是严格地按照科学规律使用的,可以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消费材料大大地得以节省。使它的磨损更小,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相应的也会更小。
第三,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得多,因此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比工具大得多。
最后,像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那样,机器生产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厂房等。这样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此也能使产品更便宜。
机器的生产对人类来讲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生产力,而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生活领域,它让产品变得更便宜。
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大工业革命对劳动者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扩大了对工人的剥削范围。机器的运用使肌肉的力量越发不重要了,结果体力较弱但四肢灵巧的妇女和儿童就成了被雇佣和剥削的对象。资本不仅剥夺了儿童的玩耍的时间,而且剥夺了工人一家在家庭范围内搞家务的自由劳动时间。机器本来是减轻工人劳动的有力手段,现在却变成了扩大剥削范围的手段。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机器的应用使工作日延长。机器本身的运转可以脱离工人而独立进行,这样的特性使机器获得了延长工作日的客观可能性。另外,减少机器损耗所造成的损失的需求决定了机器必须尽量延长工作日。机器的损耗有两种:一种是有形损耗,包括使用时的磨损,还有不使用时的自然损耗;另一种是无形损耗,这是指新的更便宜的机器生产出来以后,使原有的旧机器价值贬值。
当延长的劳动时间达到临界时,提高劳动强度就成为资本加强剥削的有效途径。随着机器的发展和工人本身经验的积累,劳动的速度和强度自然地也会增加。在1833年英国规定12小时正常工作日后,资本家就千方百计地改进机器和增加劳动强度,以此来弥补劳动时间上的损失,结果,反倒使英国工业利润大大超越了之前的水平。
在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之后,我们需要考察工厂整体,而且是其最发达的形式——现代化的自动化工厂。在这种工厂中,不是工人利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
按照资本的需要,工厂建立了新的分工,过去工场手工业特有的以专业工人的等级制为特点的旧分工存在的条件已经消失;新式的分工使工人陷入永无止境单调的苦役中,工厂被以军事化的方式管理。另外,资本主义工厂中劳动条件和生产环境很差。高温、充满杂质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噪音……无一不损害工人的健康。
机器生产本来是要将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但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却变成了资本剥削的帮凶。
机器生产扩大了对工人的剥削范围。妇女和儿童都沦为了被雇佣和剥削的对象。资本不仅剥夺了儿童玩耍的时间,而且剥夺了工人一家在家庭范围内搞家务的自由劳动时间。
机器的应用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机器损耗所造成的损失的需求决定了机器必须尽量延长工作日。而当延长的劳动时间达到临界时,机器的改进又为提高劳动强度提供了条件。
工人在与机器生产进行的斗争中,注定是失败者,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片面技能。一旦工具改由机器来操纵,工人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这些工人要么改回去做一些旧的手工业,在生存线上苟延残喘,要么变成剩余劳动力,充斥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整个工人的工资都会因此而下降。这正是机器排挤工人的境况,其表现大约分为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急性的。在手工生产迅速过渡到机器生产的情况下,机器对工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急剧的。第二种方式是慢性的。当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时,机器给工人阶层造成了一种慢性的贫困。
另外,机器还是镇压工人周期性反抗和罢工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谈到他的机器改良时,就承认是由于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促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支配下,机器从一产生就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
机器大工业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旧有的生产方式被推翻了。
工厂制度对于已经存在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工厂制度彻底改变了工场手工业的旧式分工,使旧式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分工协作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分工的基点在于使用女工、童工和非熟练工人的劳动——所谓“廉价劳动”上。第二,工厂制度使家庭工业成了工厂或商店的分支而沦为其附庸,并以此将其剥削的范围扩大到散居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家庭工人大军中。
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过渡是必然趋势。过于简单、粗暴的剥削的效用最终还要受工人的生理条件所限,而且也无法满足扩大了的市场需求,因此必须被一种更为有效和“进步”的剥削方式代替,英国服饰业的转变就导致了缝纫机和缝纫工厂的出现。
机器的利用使工人的作用微乎其微了,它对工人进行急性或慢性的排挤。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
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见证了棉纺织机器给印度造成的灾难。
当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时,机器给工人阶层造成了一种慢性的贫困。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的毁灭是一个长期而可怕的过程。工人们靠着最低的工资和教会的救济勉强糊口。
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机器大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它本身也是大工业的合理产物。
工厂法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和上班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规条,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过程,如果想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改变剥削方式,采用机器,加快技术改造。
工厂法强制限制工作日的长度,改变了在旧有生产条件下工人工作的随意和无规则性,同时这也是大工业均衡性生产的要求。
教育条款在工厂法中虽不显眼,但起码把初等教育规定为能够从事劳动的硬性条件。这一条款的实施证明了智育、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
现代大工业要求工人具有多方面的发展,也要适应不断的变换劳动形式。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而发生变革,这是大工业不断变革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转移产生的用工需求。大工业对于劳动的可变换性的要求,决定了工人必须尽可能地实现多方面的发展。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引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将农民变成了农业雇佣工人。在农村中形成了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的对立这一全新的社会关系。这样,农业中的社会对立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就与城市同步了。
大工业生产也促成了农业与工业的对立和新的结合。科学的应用使农业经营更趋合理,小生产的家庭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把利刃割断了。不过农业却得到了工业所给予的现代化和机械化上的提高,工业从农业那里也获得了更多的原料和生活资料。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这一方面孕育着社会发展新的历史动力,但同时也切断了人与土地之间原有的物质变换——人以衣食不断消耗着土地的肥力,但是人的排泄物却不能回到土地中,土地保持肥力的平衡条件被打破,这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工人的身心都造成了损坏。
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客观上要求经济制度与之相适应,因此工厂法在英国普遍实行开来。同样地,大工业也打破了工业和农业间旧有的联系,建立起了新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