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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谢·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作家。他一生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创作了被誉为“艺术编年史”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回忆录、文学书简等等，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的宝库，为俄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如今已成了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其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最初发表于俄国《现代人》杂志一八四七年第一期。后面的绝大部分篇章也都是陆续发表于同一杂志。直至一八五二年，作者将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写汇编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至一八八○年，作者又加进了后来创作的三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一八七二）、《车轱辘响》（一八七四）、《枯萎了的女人》（一八七四），共计二十五篇，这便成了作者生前最后的定本。今天我们所据以译出的就是这样的定本。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俄国农村中农奴制的存在已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因此，农奴制的改革问题便被提上了日程，成了当时社会最关注的迫切问题。
屠格涅夫出身于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就是一位残暴的农奴主。他自幼目睹地主阶级的凶残专横，早就产生了对农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上大学后，又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定决心要与农奴制度作不倦的斗争。一八四三年他结识了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他更坚定了与农奴制作斗争的决心。
《猎人笔记》就是他以反农奴制为中心思想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提供了自己的新题材，发出了自己的呐喊。所以《猎人笔记》一出版，便引起举世瞩目，其影响所至远远超过了文艺界而扩及于整个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它的思想内容立刻激起沙皇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惊恐和愤怒。当时沙皇政府中那位颇具政治嗅觉的教育大臣很快便嗅出了书中的反农奴制气息，他向尼古拉一世报告说：此书的大部分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说书中的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于他们名誉的样子。”随后不久，屠格涅夫便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返故里监管一年。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此书则受到普遍的欢迎。作家有一次在一个小车站上遇到两位不相识的青年农民，当他们得知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便脱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位还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更给予此书以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别林斯基，当此书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刚发表时，便立即给了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别林斯基写信对作家说：你大概还不清楚自己的作品具有何等的价值，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你走上了出色的道路，你的前程远大。著名作家赫尔岑也称赞此书是一部“反农奴制的控诉书”。
这部作品反农奴制的思想倾向明显地表现在对作为农奴制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上，表现在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同情上，表现在对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热情赞美上。
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方面，俄国“自然派”文学奠基者、杰出作家果戈理已率先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死魂灵》中已成功地刻画了从玛尼洛夫到普柳什金等系列的典型的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猎人笔记》中以不同于前者的风格，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新旧地主的画像。
沙皇政府中那位教育大臣所说的这部作品把地主不是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被弄得“极不体面”。从表面粗粗看来，所写的似乎就是如此而已。当你细细地品味书中的内容时，你就可发现，书中所写的地主不仅仅是“滑稽可笑”，他们的行为也远不止是“极不体面”。在农奴制的旧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地主必然会表现出诸如残暴、狠毒、贪婪以及虚伪、愚蠢、空虚、无耻等等卑劣的性格和行为。这些正是作家要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不过，作家在这本书中一般没有直接描写地主们凶残狰狞的面孔，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残酷迫害农民的张牙舞爪的举动，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最丑恶的表现。在不得不写的地方，也显得特别的小心，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暗示和启发，让读者通过联想去认识他们卑劣的行为和品性。这固然是为了使作品易于通过书刊审查，更主要的是这位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持有特殊的审美要求。
地主佩诺奇金是书中刻画得最出色的典型形象。此人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文明”风度。他仪表堂堂，衣着时髦、举止文雅，“为人正派”、“通情达理”。他家里收拾得既干净又舒适，他又饮食讲究，待客热情。但即使这样，客人还是不乐意登门，原因是他家里总是弥漫着可怕的气氛，令人窒息。他对奴仆虽然说话和气，貌似仁慈，但实际上非常冷酷无情，奴仆们偶有伺候不周之处（如侍仆菲多尔忘了把他的酒烫热），便会受到严厉惩罚。即便在这种场合，这位老爷仍然显得文质彬彬，既没有表现出怒气冲冲，也没有厉声呵斥，更不用亲自动手打人，他只是坦然地、低声地吩咐旁边的奴仆“去处理一下”就行了。
佩诺奇金还善于利用总管、村长之类爪牙去经管各处的田庄。索夫龙就是他手下一名很得宠的总管，佩诺奇金得意地夸赞这位总管有“治国安邦”之才。索夫龙主管下的什比洛夫村就是老爷的田庄的样板。当老爷光临该村时，村长（总管的儿子）早就在村口迎候。老爷的车子进入村子时，几个坐着大车、一面唱着歌从打谷场上归来的庄稼人一见到老爷前来，马上就闭口不唱了，都摘下了帽子，低下了头。老爷的到来立刻使全村“震惊”了。不仅吓得娃娃哭着朝家里跑，连鸡也吓得直往大门底下钻。要说索夫龙的“管理”才能，确实有两下子：在他的治下，庄稼人都乖乖地按期向东家缴佃租。凡缴不起租的，索夫龙可给代缴，但这庄稼人就得给索夫龙当牛作马，凡欠了一些租的，就得给索夫龙当长工。凡是顶撞过索夫龙的（如安季普），就会被他折腾得家破人亡：几个儿子全被送去当兵，最后连母牛也被牵走，婆娘还挨一顿毒打。若还敢向东家告状（安季普真的告了状），就得彻底完蛋。所以在庄稼人眼里，索夫龙不是人，而是“一条恶狗”。作家无疑是想通过这些情节向社会启示：一个“文明”、“有教养的”地主的统治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地主的统治了。
《两地主》也是一篇讽刺性很强的特写，讲的是两个性格各异的地主。一个姓赫瓦伦斯基，是个退伍军官，好像没有打过仗。此人“心地善良”，但有一些“奇怪的见解和习惯”。他瞧不起无钱无势的贵族，对他们“决不平等相待”，至于对那些地位卑微的人，更是“连看也不看”，要是需要同这些人说句话，他的声音便变得“像鹌鹑叫”。他还没有娶妻，很好色，在路上一看见漂亮的女人，便穷追不舍。他喜欢打牌，但只愿同身份低的人打，这样他可以随意呵斥。等到同省长或其他高官打牌时，他那态度便发生惊人的变化：满脸堆笑，整个人变得像蜜一样甜。他还喜欢抛头露面，在各种庄严的公共场合上表现不凡。他很吝啬，所以竟不愿意接受贵族长这样的荣誉头衔，他大概怕开销大，不合算。
另一个地主是斯捷古诺夫。他自称是“老实人”，办事“照老规矩”，生活中的一切都保持古风。可有时也会赶新潮：为了显示自己不落后于时代，十年前便从莫斯科买来一台打谷机，可是一直把它锁在棚子里不用，心里便很满足。他待客十分热情，显得是个“好心肠的人”，然而对附近的庄稼人却很不客气：例如近邻的农家有几只鸡跑进了他的花园，他便大喊大叫，不仅把鸡没收，还要抓住那个进来赶鸡回去的小姑娘鞭打一顿。他对奴仆也很残酷无情：他吩咐人鞭挞奴仆，自己坐在凉台上一边喝茶，一边随着鞭打声的节奏喊：“吧哒！吧哒！吧哒！”他对那些不够听话的庄稼人就更狠心了：“把他们送去当兵，把他们打散，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即使这样，他仍感到不解气，因为这样“还是不能让他们绝根”。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老爷总归是老爷，庄稼人总归是庄稼人”；“如果老子是贼，儿子一定是贼”。
在其他一些篇章中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如蛮横地抢占他人土地的地主（“猎人”的祖父）；精神空虚、变着法子折磨庄稼人和家仆的科莫夫；穿着像马车夫，表面上对农民客客气气，可又使他们心里害怕的柳菲沃诺夫；设立庄园“办事处”，通过一批爪牙进行管理的女地主洛斯尼亚科娃等等。通过对这些地主乖僻行为和习性的描写，自然使读者联想到，在他们主宰下的黑暗王国里，广大的农民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揭示农民的悲惨命运，也是《猎人笔记》的基本主题之一。在屠格涅夫之前，利戈罗维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对此已作过一定程度的反映。在《猎人笔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因农奴制的长期压迫而变得极其可怜委琐的旧式俄罗斯农民。例如《莓泉》中那个斯焦布什卡，他原先曾是地主的家仆，后来被主人完全抛弃了，结果落到“不被当人看”的地步，在人口调查簿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连一份“口粮”也没有。他为了糊口，整天“像蚂蚁似的”到处觅食充饥。《利戈夫村》中绰号“小树枝”（即苏乔克）的库济马，也是个家仆，在众多的地主手里被转来转去，被主人当一件东西似的任意摆布，先后充当过几个地主家的厨子、车夫、鞋匠、戏子、渔夫等角色，他被扭曲成一个毫无个性、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以至于在那次涉水过河面临灭顶之灾时，竟不敢伸出手去抓住走在前面的“老爷”的衣襟。还有《两地主》中那个管餐室的仆役瓦夏，受了鞭打之后仍认为主子是个好人，是自己罪有应得，说主子是“不会无缘无故打人的”。书中的这类描写，显然是对农奴制的严厉控诉。
然而，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作家从前人没有接触过的角度去发现农民生活的新的方面，那就是去表现农民的才干、创造力、优良品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深受别林斯基重视和赞扬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率先为读者提供了两个别开生面的农民形象。一个叫霍里，为人精明、务实，有进取心和自信，他凭自己的勤劳和才智，为自己创建了较为独立富裕的生活。他思想开放，求知欲强，对国外的社会民生都感兴趣。他使人想起了彼得大帝，他也体现出俄罗斯人的精神特征：“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另一个是与他性格迥异的卡利内奇。这是个颇具天赋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农民。他不像霍里那样务实，不善于安排个人生活。他是个理想派、浪漫派一类的人，热情而好幻想，爱好大自然。他有多种特长：养蜂、治病、念咒语、识天时，又能弹会唱，还识得字。他很尊重霍里，霍里也很喜欢他，他俩之间洋溢着友谊的“温情”：他有时给霍里献上一束草莓，霍里很欣赏他的歌喉，有时与他一起动情地唱起伤感的歌。有时他们也互相逗趣，友好地争论。这是作家为俄罗斯农民唱出的第一首赞歌，并为全书定下了主旋律。诚然，作家是在向世人宣告：在俄罗斯农民的身上“蕴藏着并成熟着伟大事业的未来的萌芽，伟大的民族发展的萌芽”！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也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农民形象。他身体矮小瘦弱，不善于干活，可他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显得那么灵活、自在、惬意，确像是个大自然的宠儿。他能与各种鸟儿对歌、争鸣，能利用野草为人治病。他头脑聪明，善于思考，平常沉默寡言，但一旦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活像个哲学家，说出一套套绝非一般农民所能说得出的哲理。他爱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认为一切飞禽走兽都有权享受自己的生命，有权活尽自己的天年。射猎它们是罪过的。他认为人类有自己吃喝的东西，那就是上帝所恩赐的粮食和水，还有祖宗传下来的家禽家畜。他自己却喜欢去捕捉夜莺，但他不是为了杀害它、食用它，而是让它为人们开心快乐。他说鱼是可以捕食的，因为鱼的血“是冷的，不是活的”。他认为做人“必须正直，这是最要紧的”。他感到“人间无公道”，他打算去“寻找真理”！在这里作家是何等热情地赞叹农民的纯真和善良，赞叹他们的道德力量。
《歌手》更像是一首赞歌，它既直接地赞美山沟里的农民歌手雅可夫的艺术天赋，同时也间接地赞美歌手身边那群农人的音乐鉴赏力。作家借猎人之口说，这位农民的歌声“蕴有真挚深沉的情感、青春的气息、力量、甜美，以及一种淡淡的哀愁”，说那歌声里跳跃着“一颗俄罗斯正义的炽热灵魂”，它紧紧地“抓住人们的心，直接扣动俄罗斯人的心弦”。接着作家描写了在场听众的反应作为印证。你看，猎人的心弦被“扣动”了，“涌上了热泪”，酒馆老板娘禁不住“发出低沉的、压抑的哭声”，老成持重的老板感动得“垂下了头”，眨巴眼压制着内心的激动而“扭过头去”，笨瓜“深深动情了，笨相地张着嘴巴，呆呆地站着”，穿破长袍的庄稼人“在角落里低声抽泣”，那沉着冷静的“怪老爷”也“涌出大颗的泪珠”，连雅可夫的竞赛对手包工头都听得“发愣”了。作家似乎在告诉人们：在俄罗斯农民中不仅有艺术天才，更有广大的能够欣赏艺术美的群众。可是作家又在后面描写了一幅令人“很不愉快的”画面，表现了这群农人醉酒后使人懊丧的丑态。这无疑是要发人深思：农奴制下的现实生活无情地扭曲了这些具有才华和美好心灵的农人，他们理应有一种文明的、适合于他们美好心灵的生活！
屠格涅夫还以相当的篇幅描绘了女性的农民，如聪明美丽的渴求爱情和自由而又勇于作自我牺牲的马特列娜（《彼·彼·卡拉塔叶夫》），纯真、温柔而又痴情的阿库丽娜（《幽会》）。特别是在《枯萎了的女人》中，作家以整章篇幅深情而细腻地刻画了卢克丽娅的形象。卢克丽娅原先是一个能歌善舞、笑声朗朗的美丽姑娘，曾是众多小伙子爱慕的对象。可是她后来不幸地从高台阶上重重摔了下来，由于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而瘫痪，枯萎了，成了一具“活尸首”，虽然她外形的美丧失了，可是她那心灵的美反显得更为动人：她是那样坚强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她竟能以女英雄贞德的精神鼓舞自己。在长期的僵卧状态中仍表现出她对生命、对大自然的热爱；她不去抱怨个人的不幸，很能体谅别人，还惦记着农民兄弟的贫苦。从这些章节中我们已可发现，屠格涅夫确是一位描写女性心灵美的高手，这些描写也为全书增添了不少诗趣。
作家在这部书中也没有忽略对农民后生的刻画。在开篇中他就为读者勾勒了几个小霍里的画像，他们看起来是那样健康、开朗、富于幽默感，它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这些小霍里将比老霍里更强，他们更有能力去开拓自己的未来。在《别任草地》中专门描写了五个天真稚气的农家孩子。作家把他们置于暮色笼罩下的草地的背景里，似乎是有意烘托他们的纯真和可爱。然而他们毕竟是些穷孩子，小小年纪便分担着生活的担子，显然他们是没有机会上学，接受科学的教育的，他们受到的是民间的神话传说的熏陶。他们讲的传说故事里都带有恐怖凄凉的色彩，这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苦痛已在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作家对他们倾注了深深的同情。在对勇敢的帕夫路沙的热情赞叹里，更表现了作者对农民后生的希望和信心。
屠格涅夫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以现实生活中人物为原型的，而非凭概念随心所欲“创造”的，他的笔法是“诚挚而公正”的，对地主没有恶意丑化，对农民也没有任意美化，都能准确地抓住这两类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作者也没有就这些人物做出直接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留给读者自己去作的。
再来谈一下书中的风景描写吧。
如果说《猎人笔记》中猎人的形象是贯穿全书各篇的形象，那么，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景色也可说是贯穿全书的第二形象，它与前者一样，成为统一全书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它也为全书平添了诗情画意。
屠格涅夫极擅长描写自然风景。日月星辰、天空白云、晨光暮霭、雨露风霜等自然现象以及自然界中的湖光山色、树林原野、香花野草、禽兽虫鱼，在他的神奇画笔下无不显得诗趣盎然，情味无穷。难怪托尔斯泰赞叹他的风景描写说：“只要他描上三笔两笔，自然景物就会冒出芬芳”。
风景描写在此书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时是标示故事发生时环境气氛和时间地点，有时烘托或反衬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对情节的发展或结局起着象征作用。比如《幽会》中那位纯真少女阿库丽娜在树林中等待情郎前来幽会的时候，那树林中的景色也显得那么欢快，“到处洒满阳光，透过那些欢腾嬉闹的树叶，看得见浅蓝色的天空，它仿佛在闪闪发亮……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干爽的新鲜气息，令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这显然是少女此时心境的外投。待到那个薄情郎冷淡地抛下她而离去的时候，这位少女异常地伤心、失望，此时林中的景色亦随之大变，那阳光“似乎也变淡了，变冷了”，那些“蜷曲的小树叶急急地飞腾起来”，一只乌鸦在上空“时断时续地啼喊着”……一切都标志着“冬天的凄凉可怕的景象似乎已在悄然逼近了”。由此也可看到，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不是冷漠的、纯客观的，而是融入了主观的情感，使自然也染上了浓浓的情感色彩，达到情景的交融。所以书中的景色描写便成了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在《猎人笔记》中我们不但可看到屠格涅夫长于写景，而且也可看到他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非凡功力。这里我们不妨顺便稍谈一下他在刻画人物方面的几个特点：
一、善于选择有代表性的细节。例如《总管》中的侍仆菲多尔因一点小过失（忘了给主人热酒），主人佩诺奇金便低声下令要惩罚他，这一细节即深刻地暴露了这位地主对待下人的冷酷无情。又如佩诺奇金去他的田庄，全村的庄稼人顿时惶惶不安，连孩子都吓得往屋里跑，母鸡也吓得往大门底下钻。这细节也有力地烘托出这位地主在庄稼人心目中的印象。
二、善于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例如在开篇便以两个聪明可爱的农民霍里和卡利内奇同那个平庸可笑的地主波卢特金作了强烈对比，一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两个农民之间也进行细致的对比，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在地主与地主之间也作对比（如《两地主》中两个地主的不同表现）。而且在同一人物身上也进行表里的对比，如佩诺奇金的温文尔雅的风度与他冷酷残暴的内心的对比等等。
三、善于运用动物形象去比喻人物的性格。例如把那个胆小窝囊、一见到上司便浑身发抖的涅多皮尤斯金比喻成“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把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那位有心灵创伤的妻子比喻为“被猫抓伤了的可怜的黄雀”等等。有时干脆把这类比喻直接变成人物的绰号，例如，把那个懦弱渺小的老奴仆库济马称为“小树枝”（即苏乔克），把那个沉默、孤独而又坚强的护林人福马称为“孤狼”，把那个性格好动而不安分的卡西扬称为“跳蚤”等等。这些手法使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节约了大量笔墨，同时又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屠格涅夫又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创作中的语言总是显得那么的简洁、明快、清新、优美，读起来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列宁就非常欣赏这位作家的语言，列宁在提到几位俄罗斯语言大师的名字时，首先便提到了他。
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把“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视为自己的“莫大幸福”。托尔斯泰也称赞屠格涅夫创作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它的“真实性”。读了《猎人笔记》，你就可感到：全书的内容都是俄罗斯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每一篇都散发着俄罗斯泥土的芳香。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满足于描写生活的真实。在他看来，“把生活提高到理想”才是艺术家的崇高使命。然而所谓提高不是人为的随便拔高，不是把现实生活加以任意的美化，而是要求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事物方面去提炼自己的材料。换言之，就是要从生活的散文中看到生活的诗意。法国作家德·沃盖说：屠格涅夫的才华“正好表现于保持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惊人的匀称，每个细节都停留在现实主义的领域……而整个说来却飘浮在理想的领域。”法国作家莫洛亚更干脆地称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为“诗意的现实主义”。我想，用这个词来评价《猎人笔记》的创作风格也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