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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二年，塞维尔街七号有座伯灵顿花园住宅——一八一四年，谢里顿
在这幢房子里逝世——菲利斯·福格先生如今居住在此。虽然他似乎一心不做任何引人注目的事，但却是伦敦改革俱乐部
最不同寻常和最惹人注意的成员之一。
继为英国争光的、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住在这里之后，就是这位菲利斯·福格了。他是个神秘人物，别人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这是个非常风流倜傥的人，英国上流社会最英俊的绅士之一。
据说他酷似拜伦
——脑袋像，因为他的脚无可挑剔——不过这是长着小胡子和颊髯的拜伦，冷漠无情的拜伦，活到一千岁都不显老的拜伦。
菲利斯·福格诚然是英国人，不过或许不是伦敦人。伦敦的交易所、银行、城里的任何一个商行，从来看不到他。伦敦的船坞和码头，从来没有接纳过船主菲利斯·福格的货船。这个绅士没有在任何董事会露过面。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律师公会、伦敦内殿法学协会、林肯院、格雷院响起过。他从来没有在大法官法庭、女王的王座庭、财政部法庭和教会法庭打过官司。他既不是实业家，也不是批发商，既不是商人，也不务农；他既不属于大不列颠皇家协会，也不属于伦敦协会，既不属于手工业者协会，也不属于罗素协会，既不属于西文文学学会，也不属于法学会和女王陛下直接庇护的科学艺术联合会。总之，从亚莫尼卡协会直到主要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虫协会，在这些充斥英国首都的林林总总的协会中，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
菲利斯·福格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如此而已。
谁对一个这样神秘的绅士怎么会跻身于这个体面的协会感到惊讶，得到的回答会是：他经过巴林兄弟两位先生的推荐，他在两兄弟那里开有账户。由于他的销售始终不变地以贷方欠账流通，他的支票照单即付，因此，他具有良好的“信用”。
这个菲利斯·福格富有吗？毫无疑问。但是，他怎么发财的，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无法回答，要想打听清楚，最后只得去问菲利斯·福格先生。无论如何，他一点儿不挥霍，也并不吝啬，因为，但凡崇高的、公益的、慈善的事业需要赞助，他都悄悄地，甚至匿名地捐钱。
一句话，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交际了。他尽可能少说话。由于他沉默寡言，就显得更加神秘。可是，他的生活明白如画，他所做的事总是一板一眼地相同，以至于未能满足想象的人要妄加猜测。
他旅行过吗？很有可能，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世界地图。即使非常偏僻的地方，他好像都有特殊的了解。有时候，他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就纠正了俱乐部里流传的关于失踪或迷路的旅行者的千言万语；他指出真正的可能性，他的话往往仿佛得到第二视觉的启迪，事情总是最终证实了他的话千真万确。这个人准定到处旅行过——至少在头脑里旅行过。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菲利斯·福格没有离开过伦敦。有幸比别人更了解他的人证实，除了他每天从家里到俱乐部所走的那条路，没有人能认为看见他在别的地方。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打惠斯特
。这种默默无语的赌博十分适合他的天性，他经常赢钱，但是他赢到的钱从不放进自己的钱袋，而是列入慈善预算的一笔重要款项。另外，必须指出，福格先生显然是为了打牌而打牌，并非为了赢钱。赌博对他来说是一种战斗，一种克服困难的斗争，不过是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走动，不会疲劳的斗争，这符合他的性格。
大家知道菲利斯·福格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这可能发生在最正直的人身上；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说白了，这就更加罕见了。他独自生活在塞维尔街的房子里，没有人进去过。从来没有人谈起过里面的情况。只有一个仆人伺候他。他极其准时地在俱乐部吃中饭和晚饭，在同一个餐厅里，同一张桌子上，绝不款待他的同行，不邀请任何陌生人，午夜准点回家，只是为了睡觉，从来不享用改革俱乐部提供给会员的舒适房间。二十四小时里，他有十个小时在家里度过，要么是睡觉，要么是梳洗。要是散步，那是一成不变地步子均匀，在进门镶嵌细木地板的大厅里，或者在回廊里，蓝色玻璃的穹顶高耸其上，由二十根希腊爱奥尼亚式的红色云斑石柱子支撑着。无论晚餐还是午餐，俱乐部的厨房、食品储藏室、配膳室、鱼和牛奶供应处给他的饭桌提供保留的美味佳肴；俱乐部的男侍者，身穿黑礼服，脚穿绒布软底鞋，神情庄重，给他端上一套特制的瓷器餐具，放在萨克斯
的漂亮桌布上；俱乐部的模子已丢失的水晶杯，盛着他的雪梨酒，波尔图葡萄酒，掺杂桂皮、香蕨和樟属植物的淡红葡萄酒；最后是俱乐部的冰冻饮料，高价从美洲的湖泊运来——他的饮料保持着令人满意的清凉状态。
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中生活，那么这是一个怪人，必须承认，古怪也是不错的！
塞维尔街的房子算不上美轮美奂，却也以极其舒适而值得称道。再说，由于主人不变的习惯，伺候起来也不费工夫。不过，菲利斯·福格要求他唯一的仆人异乎寻常的一丝不苟和有条不紊。就在十月二日那一天，菲利斯·福格辞退了詹姆斯·福斯特——这个小伙子端给他刮胡子用的热水是华氏八十四度，而不是八十六度，犯了错误——他在等待替补者，那人应该在十一点至十一点半之间报到。
菲利斯·福格正襟危坐地待在他的扶手椅中，双脚就像检阅的士兵那样并拢，双手撑在膝上，挺胸昂首，望着挂钟的指针行走——这是能指出小时、分秒、日期、月份和年份的复杂机械。十一点半敲响，福格先生就按照他每日的习惯，离开家，到改革俱乐部去。
这当儿，菲利斯·福格先生待在小客厅，听到有人敲门。
被辞退的詹姆斯·福斯特出现了。
“新仆人来了，”他说。
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鞠了个躬。
“你是法国人，名叫约翰吧？”菲利斯·福格问他。
我叫让“
，请先生别见怪，”新来者回答，“让·万事通，万事通是我留下来的绰号，表明我天生有摆脱困境的能耐。先生，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不过，坦率地说，我干过几种行当。我做过流浪歌手、马戏团的骑马高手，像莱奥塔尔那样表演空中杂技，像布龙丹那样走钢丝；随后我成了体育教师，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最后，我当了巴黎消防队的中士。在我的档案里，甚至有好几次出色的灭火纪录。但是，我离开法国已经五年了，由于我想体会家庭生活，所以在英国当了贴身仆人。可是，我眼下没有工作，听说菲利斯·福格先生是联合王国最守时、最恋家的人，我就来到先生这里，毛遂自荐，希望能在这儿安生地生活，连万事通这个名字也放在脑后……”
“万事通嘛，倒也符合我的要求，”绅士回答，“有人向我推荐你，关于你，我得到的信息良好。你知道怎样在我家当仆人吗？”
“知道，先生。”
“很好，现在什么时候了？”
“十一点二十二分，”万事通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硕大的银怀表，回答道。
“你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
“先生，不好意思，但是这不可能。”
“你的表慢了四分钟。没关系。只要知道差多少时间就行了。因此，从现在起，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二十六分，你开始伺候我。”
说完，菲利斯·福格站起来，左手拿起帽子，动作机械地戴在头上，不发一言，离去了。
万事通听到临街的门第一次关上的声音：这是他的新主人出去了；然后是第二次关门声：这是他的前任詹姆斯·福斯特，轮到他走了。
万事通一个人待在塞维尔街的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