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丽新世界”

止庵

按理说伯纳·马克斯这路角色，根本不应该在《美丽新世界》里出现。因为有如书中所写，那会儿人类是由“中央孵育与调控中心”根据社会需要制造出来的不同种群，而“所有条件设置都以此为目标：让人们喜欢上无法摆脱的社会命运”，没有谁会另有想法。可是百密一疏，也许伯纳的胚胎在培育过程中所吃的“代血液里混了酒精”，所以才会与众不同，说出“可是，你不想换种方式，自由地享受幸福吗，列尼娜？比如说，以你自己的方式，不用别人的方式”之类离经叛道的话。

《美丽新世界》一向被列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本小说中，也有此类异己分子。相比之下，伯纳对于既有秩序的质疑反抗，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浅尝辄止。《我们》里，Ι―330试图发动一场革命，“我”即D―503也被卷入其中；《一九八四》里，温斯顿和裘莉亚都是地地道道的叛逆。伯纳不过发点牢骚罢了。何况当发觉行将为此付出代价，他就不失时机地从“保留地”带回多年前走失的琳达及其与“野蛮人”生育——“美丽新世界”已不采取这一方式繁衍人类——的儿子约翰，从而保住自家地位，甚至一度成了红人。此后遂改由“野蛮人”约翰去质疑反抗既有秩序了；但身为外来者，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有限。

作为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不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另外两本好看。“三部曲”同属幻想小说，都是传统写法；以此而论，《美丽新世界》写得好像比《一九八四》差些，比《我们》就差得更多。不妨归结为人物苍白无力，情节不够曲折。或者要说，赫胥黎的艺术手段不像写《我们》的扎米亚京和写《一九八四》的奥威尔那般高明；然而在我看来却别有原因，一言以蔽之：“合该如此。”《美丽新世界》的特殊价值，恰恰与此不无关系。

《美丽新世界》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六年再版时，作者增添一篇序言，其中有云：“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为手段的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经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须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三年后《一九八四》面世，赫胥黎在给奥威尔——后者曾经是他在伊顿公学的学生——的信中重申此意，指出《一九八四》所写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而已，“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意义。

《我们》里的“大恩主”曾经宣布：“假如他们不懂得我们将带给他们数学般准确无误的幸福，那么我们的义务便是迫使他们幸福。”《一九八四》所揭示的，也是同一问题。但这在《美丽新世界》里早已得到解决，因为大家几乎一致把这种“幸福”天经地义般地接受下来。就像书中掌控官对约翰说的那样：“现在的世界很稳定。人们很幸福；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也不会妄想。他们生活富足，处境安定；他们从不生病，不惧死亡；他们充满喜悦，忘记了激情与年老；他们不用为父母烦扰；他们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情人，不会有情感包袱；他们接受了严格的条件控制，情不自禁地按规矩办事。要是出什么差错了，也有‘嗦吗’相伴。就是你借着自由的名义，扔出窗外的‘嗦吗’，野蛮人先生。”牵涉《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物命运，构成小说内在冲突的内容，在《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机会发生；除了“美丽新世界”本身，赫胥黎其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位掌控官还说：“跟历经苦难的沉痛代价一比，真正的幸福总那么可怜兮兮。当然了，稳定肯定不如动荡那么惊心动魄，也不像与灾祸痛快地干一仗那么令人满意。稳定不像抵御诱惑的斗争那么栩栩如生，也不如与激情或质疑的殊死搏斗那么震撼人心。幸福从来都不宏伟。”已经预先道出我们读《美丽新世界》与《我们》、《一九八四》的不同感受了。

然而《美丽新世界》自具魅力同时也是惊心动魄之处，恰恰在于作者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无所谓其中发生什么异常之事。“反乌托邦三部曲”皆为忧世之作，赫胥黎是从不同于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他看来，甚至是超越了奥威尔去考虑问题。《我们》饱满；《一九八四》激越；《美丽新世界》乍看两样儿都不占，但或许更深刻，至少作者想得更远。我读《一九八四》，的确觉得奥勃良引温斯顿和裘莉亚入其彀中，然后加以折磨，未免浪费时间精力，甚至可能构成对于体制的一种内耗。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正是奥勃良以及凌驾其上的“老大哥”乃至整个体制的乐趣所在。就像赫胥黎说的，“《一九八四》中占少数的统治者信奉的是一种虐待狂的哲学”。奥威尔所写毕竟还是人间之事。我曾称其为“终极之书”；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它所展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景象。赫胥黎描写的则是“美丽新世界”。

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那些叛逆者、反抗者，虽然势单力薄，最终难逃一死，但仍然构成小说的主体；《美丽新世界》中，无论伯纳，还是约翰，都不具备这种意义，因为他们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美丽新世界》中的掌控官也没有《我们》中“大恩主”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那种力量——用句现成的话：缺乏他们那样的“主观能动性”。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同样无所作为。在这里，体制而不是人性——即便是人性之恶——决定一切。赫胥黎所强调的“提高效率”，正是体制而不是人性的要求。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所述仍为善恶之争；赫胥黎笔下善恶俱已泯灭，人性被彻底抹杀。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作出选择的可能；《美丽新世界》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其实“人”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一九八四》里无论温斯顿、裘莉亚，还是奥勃良，甚至“老大哥”，都还是人；《我们》里的人物只叫号码，没有名字，但也是人；《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一个彻底的非人世界。

赫胥黎说：“《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的影响。”科学进步也是《我们》和《一九八四》的重要内容，但到底还是实施极权主义的工具，也就是说，它服务于某种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在《美丽新世界》里，科学进步与极权主义已经融为一体，所要求的“提高效率”，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思路，“提高效率”终将成为大家的一致愿望，而不单单是统治者的“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丧失更多。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都受到《我们》的启发，彼此却不能相互替代。虽然有如赫胥黎所说，“美丽新世界”位于“一九八四”之后，但是它或许距离我们更近。世间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一九八四”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小说中，当约翰说：“可我不要安逸。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原罪。”掌控官回答：“其实，你是想要遭受不幸的权利。”在“舒服”与“受苦受难”之间，人们很容易作出自己的选择。虽然《美丽新世界》写的是非人世界，它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