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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文
事变前的情况
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于南满铁路沿线驻军调动频繁，在乡军人也都发了武器。小北边门外通向北大营路上的沙土坑一带，有朝鲜浪人开设的赌场和暗娼，打架斗殴，一时闹得很乱，无疑是日人要借机寻衅。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得到这些消息，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一些办法。为了应付突然袭击，首先将北大营四周的土围墙，划分为各团守备的地段；并以练习土工作业为名，构筑各种掩体工事；在北大营北小山一带，还构筑了野战工事。此外严禁士兵进城。有事进城，须由官长率领，且不准走沙土坑这条路；士兵胸前佩戴符号，背面盖上连长图章，以防假冒。
日军突然袭击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星期五）。这天正是全旅发放八月份官兵薪饷之日。上午我由团部领到支票，到大北门里东三省官银号领取现金，回连后给官兵发饷。晚九点熄灯号后，士兵均已就寝，十时许突然从西边传来地雷爆炸的巨响；不久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此时我正躺在床上，看张恨水著的小说《春明外史》。闻声后判断是日军在挑衅，立即传令各排士兵起来整装，领取枪弹，到集合场上集合。
星期五按旅司令部的规定，是我的“宿假”（即回家住宿日），因为我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宠）又不在营，所以没有回家。我到集合场，约十几分钟，各连均已跑步到集合场，检点人数后，简单地说明方才发生的地雷声和枪声的情况。当时群情激愤，即按照旅里事先的部署，向既设的阵地前进。我这个连尚未完全走出营门（第三营、团迫击炮连、通信排和团部住在一个院内），中校团附朱芝荣由团部出来喊：“姜连长把队伍带回来。”于是我令各连仍回集合场待命。我们营的四个连长（第十连长王德义，第十一连长杨再山，第十二连长廖云龙）来到中校团附朱芝荣跟前。朱说：“旅长来电话啦，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房里，士兵回宿舍睡觉。日本人如果进营来，由官长出来交涉；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我们四个人听到这几句话，都愤怒地说：“要命也给吗？”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嘛。”在那个时代，讲的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好把队伍各自带回本连。当时我向本连士兵说：“都把子弹袋扎好（每个士兵有两条子弹袋，二百发子弹），手榴弹带好，枪不准离手，在床上休息，听到我的哨音马上出来集合。”我向各排长把旅长的电话命令告诉他们，并叫他们好好掌握住士兵，我就到团部听消息去了。
北大营在沈阳城北，距城约七八里，占地面积很大。营房建筑的形式是按连纵队、营方队、团纵队形式盖的。四周筑有土围子和外壕，东西南北四个卡子门各设哨所，都有士兵守卫。南北卡子门外是街道和商店住户。后来在东边修建了一个团的营房。当时第七旅全部出东向西，按第六一九、第六二○、第六二一团的顺序排列驻扎的。西边的土围子距“南满铁路”约一华里，日本兵在爆炸铁路后，紧跟着一阵密集枪声，不久即冲入北大营土围子，进入第六二一团各连兵舍。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服，更没有领取枪弹的时间。枪弹平时都放在枪库里，连部住的那幢房子有枪库、服装库、杂械库、办公室、连长室。日本兵冲入兵舍，见人即用刺刀扎，士兵赤手空拳，纷纷向东逃跑；有的只穿衬衣，有的打赤脚，甚至有赤背的，仓皇狼狈，不堪言状。他们经过我营门口时，气喘吁吁地说：“日本兵进来啦，不放枪净用刺刀扎，我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了。”当时我们把这些士兵收容起来，让他们穿上衣服，有富余的枪也发给他们，没有枪就发给他们手榴弹（按规定每连有“七九”捷克式步枪一百二十支、捷克式轻机枪十二挺，因兵额不足，或差勤、病假等所以有富余枪）。
当我再次集合各连队伍时，日本兵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营的讲堂、兵舍、厨房、库房等处，但都没有爆炸，说明炮弹头上是没有“引信”的。俄顷日本兵到了北大营大操场内，吹起前进号、冲锋号。枪声不断，听其声音都是放的“空包”；因为没有“子溜子”声音。这种“空包”是军队平时演习时用的。当时我们在营门口临时堆些装土的麻袋作掩体，并派士兵爬到树上瞭望。虽然在夜间，但也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些。在树上的士兵有时向大操场放几枪。这样，日本兵始终没有朝我们这个方向前进，没有接近我们的营房。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夜间十二点多钟。
仓皇撤退
在十一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骑马由家里绕道来到团部，接着到各营走了一遭，立即和旅长王以哲通电话。这时我正在团部。王铁汉在电话中除了报告当时情况外，只有连连地答应“是……是……是”。最后他说：“请旅长放心，我绝对听你的命令。”电话撂下后，立即召集各营、连长来团部。他向大家说：“旅长来电话啦，说‘副司令长官（指张学良）已接到南京蒋总司令（指蒋介石）的电话，叫我们不要抵抗；必要时可以退出去，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
十二点以后，大操场上忽然枪声大作，前进号、冲锋号吹个不停。听其声音完全是日本兵的实弹射击。不久枪声稀落，一时静寂无哗。我们当时以为日本兵退却，是上边交涉的结果，实则这是我们的幼稚想法，敌人把兵力都运动到东、北两个方面的土围子外去了。此时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一直持续到十九日凌晨四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第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第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大洼一带集合。”随后各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登上壕顶，外面又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一时官兵各不相顾。我率领本连士兵，经过我们自种的大白菜地，向北小山跑去。日军用火力追击，幸无伤亡，得以继续向榆林堡前进。此时太阳已经冒红，村里有人在挑水。士兵们跑得口渴，搬起水桶就喝。那时正是高粱、苞米快成熟的时候，这是天然的隐蔽物，可是兵士都灰心丧气，个个像放了泡的气球一样。我检查本连的人数，缺了十几个。想来不一定是死亡，多半是借机逃跑了，只好听之任之。到二台子，本营其他三个连已到齐了。第十二连连长廖云龙对我说：“因为父母年老，不能随队伍前进。”叫我把他这连兼管一下。我说：“叫王排长（名字忘记，中尉排长）负责吧！等见着团长时再说，那你就走吧！”这样廖云龙就离开了部队。我和王德义、杨再山率领部队继续前进。过了榆林堡，遇到了狼狈而来的营长于天宠。他说是随第六一九团找到队伍的。我将情况告诉他一遍。当天我们这个营在辉山驻宿，派人找团长取得了联系。
九月十九日以后我们的行动
九月十九日天明，日本兵向城内推进。旅长王以哲和随从副官张长发以及卫士等人，换成便衣，由小东城门出城。王逃出沈阳，找到了部队，令各团向山城镇前进，拟与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会合。后来得到消息：于芷山态度不明，因而又令各团向东丰、海龙方面前进，企图与吉、黑部队联合。部队到达东丰县，驻了几天，我这个连驻在城北王家大院。这时已是农历八月十四日，买了两口肥猪，给官兵过个中秋节。在这几天的狼狈逃跑中，士兵有的骚扰百姓，拿走一些东西，我们均给以应有的处分。
我们在东丰县驻了几天，即乘沈海路火车西行，到南口前下车，利用青纱帐的隐蔽，由虎石台—乱石山中间的空隙，通过南满铁路，再过辽河，向彰武县、新立屯前进。在接近南满铁路时，部队先在高粱地内隐蔽，利用夜间越过铁路。当部队在高粱地隐蔽时，日本兵的铁甲车不时在铁路上巡视，并用探照灯向左右探照；因为他们知道北大营的部队，都向沈阳以西逃跑了，必然要过铁路西进的，所以时时警戒。我们利用夜暗时，迅速地通过铁路，幸而未被发现。过辽河后，士兵精神稍为安定。到达新立屯休息两天，又乘大通路火车，经大虎山转北宁路，直开北平。在路过锦州时，辽宁省政府（已迁到此地）代理省长米春霖曾到车站来看望。到北平后，旅司令部驻清河镇，各团分别驻在怀来县、南口、昌平一带。我这个连驻在昌平县城内一家商号内，从此开始整顿补充，这已是十月中旬了。
（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