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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桂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在沈阳东北陆军高等军事研究班第二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大营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司令部（旅长王以哲）任少校参谋，并兼任教授步兵研究班的战术课。七月又被派任本旅军士队的总队长。该总队包括两部分人：由全旅军士及上等兵中选拔二百多人，携带武器参加；另外东北保安总司令部所属军需、军医训练班的学生二百多人也参加，由本旅代办六个月的入伍生教育。
军士队共编四个中队。从步兵研究班毕业学员中，选拔优秀的尉级军官分任中队长及中队附。军士队进行了修整环境、清理宿舍、购置用具和教材等一系列工作，准备于九月十九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学典礼，请柬业已发出。谁知九月十八日夜就发生日军夜袭北大营中国驻军的突然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许，突然从营房西侧、南满铁路方向发生了一声霹雳的巨响，震撼了沈阳全城，也震醒了刚刚入睡的全旅官兵。我正惊惧疑虑中，一发炮弹击中了我的寝室的屋顶，将我由床上震到地上。我在灰尘迷雾中爬起来穿上衣服，只听到西围墙附近已经一片机关枪、步枪射击声以及炮弹的连续爆炸声。我拎着手枪将出屋门，又一声轰然巨响，一发炮弹击中外屋会议室的西北角。霎时间烟尘弥漫，半壁屋顶摇摇欲坠。我立即卧倒在地。当我带着轻伤跑出屋外时，听清枪声确从西围墙传来，而且比刚才更激烈了。几个中队长齐来报告：“日军已占领西围墙，正向第六一九团及步研班营房射击中。”我一面派传令兵去旅部请示（电话已中断）；一面令各中队在营房东侧集合，伏卧在甬路上，派军士两名去西围墙侦察情况。这时北院第六二○团传令兵跑来说，旅部赵参谋长让我团通知军士：“一律不得轻举妄动，更不能向日军还击，原地待命。”当时我想，在敌人枪炮密集射击下，怎能等着挨打呢？正踌躇中，派的军士来报：“日军已过围墙，冲进第六一九团的营房了。”我静听一下，果然枪声已向前、向两侧扩展，火力更密集起来，情况变得严重了。于是我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旅部继续请示行动，并派两名中队长向第六一九团密集枪声处详细侦察；一面令各中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以低姿势跑步到营房西侧壕沟内潜伏，同时派出警戒哨在西沟沿任警戒。我乘机爬上炸塌的房顶，借颓垣的遮蔽观察形势。适值旅部后面骑兵连草垛中弹起火，在漫天火光映照下，我隐约看见西面营房前，有人影跑动。随着爆豆似的枪声，人影应声倒地，有的人正在没命地奔逃。显然这是日军在追杀我方士兵。这时北院第六二○团尽管人员都已起来，还听到口令声，可能已集合隐蔽待命，但毫无动静。草垛火光已微弱下去，除敌人炮弹爆炸时发出火光外，周围漆黑一片。日军到底进来多少？有没有日军沿南围墙壕沟窜过来？一时判断不出来。但我们肯定这是日军有计划、有准备的侵略行动。因为几个月以来，日军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挑衅。可是我怀疑旅部为什么不立即按演习计划下达撤退命令呢？是否西营房的第六一九团，甚至连旅部和第六二一团都撤不出来呢？这时潜伏在壕沟里的各队学兵们一听警戒兵传话，又看到火光下日军枪杀我西营房士兵的惨状，莫不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纷纷装弹入枪膛，准备射击。这时我派去旅部请示的军官回来汇报说：“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总队长，旅长从城里来电话，总部荣参谋长指示，日军进入营房，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起事端，谁负责任。”学兵们一听立即纷纷提出质问：“那咱们就这样眼看咱们的弟兄都被打死吗？”“为什么叫小鬼子这样欺负我们？”“我们就这样白白等死吗？”我无法回答，连忙和各中队长厉声制止，才静寂下来。这时派出侦察的军官又回来报告：“旅部、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的士兵，已有少数人跑到东边来了，大部分仍没消息和动静。估计可能被日军火力封锁或被密集火力压制在营房的一侧，或压制在林荫路附近，必须赶快进行火力支援，否则有被全歼的危险。”又说：“据逃过来的士兵讲，日兵进入营房内，由于无人还击和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一个不留。有的死守‘原地待命’的安排，竟被日兵用刺刀活活挑死在床上；有人冲逃出来，日兵仍追着枪杀。”学兵们一听，立刻又叫嚷起来：“队长，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他妈的，咱们和鬼子拼了吧！”“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我们也有枪，怕什么！”其中第一、二中队因有枪、有弹，吵嚷得最厉害。三、四中队虽是徒手兵，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和各队军官们虽然心情和学兵们一样，但迫于命令，只得仍以压抑的口吻要求大家镇静，听候上级的指示。这时敌方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了，显然是日军得到增援，正在向前挺进。忽然在旅部以及第六二一团附近的林荫路上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虽然稀稀落落，但我们听来，却是那样的清脆、有力，而且越来越猛烈了。我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处于绝境的士兵们，出于自卫迫不得已地向日军开火了。可是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援，林荫路附近士兵仅凭少数抵抗火力，是不能持久地与日军对抗并脱身的，情况不容再拖延了。这时持枪的学兵和大部分军官纷纷要求马上开始射击。我也在考虑是否先干一下，把友军救出来再说。正要下达“开始射击”的口令时，忽然旅部的传达长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张副司令（张学良）转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日军进攻，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因为这是最高级的命令，人们听后都寂然无声了，但全总队士兵的惊讶、怀疑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良久，一个学兵说话了：“现在不是缴械和占营房的问题，而是日本小鬼想要全部打死我们！”另一个说：“我们这里看情况还能跑得出去。可是，旅部和那两个团怎么办？难道扔下不管吗？任凭小鬼全部歼灭吗？”又一个接着说：“就是现在想走，恐怕只能走出一小部分了。”的确，这些人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们只有不顾一切马上逃跑，不然会被敌人全部歼灭的。但我们是军人，当然得听从上级的命令。于是我又派一个中队长和中队附由北院过去到旅部向参谋长请示。一面命令各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马上跑步撤到营房后面隐蔽，暂避敌人的火力，由第一队留一个分队任掩护。当学员兵沿着壕沟往后低身跑时，日军机、步枪突然向这边扫射起来。几个没战斗经验的学兵，因姿势稍高，中弹负伤。邻近的人就搀扶着他们随后赶来。留在后面掩护的分队，一看这样，眼睛都红了。有的人干脆不顾一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向日军射击起来。我和两个中队长一再制止，他们才愤愤不平地退下来。当我们最后到达房后时，先退到这里的军官向我报告说：“第六二一团有一部分撤到这里来了。”我马上率全总队，继第六二一团一部分之后，按原来顺序向东卡子门快速前进。这时派去旅部的中队长及队附跑回来报告，参谋长指示：“旅长命令以第六二○团任掩护，其他团队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撤退。”不久，就看见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空隙处，约有几十条步、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指向逼近的日兵。对方的枪声已明显地稀疏下来。这是日本侵略者的攻势开始遭到初步压制。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军士队到达东卡子门时，发现第六一九团、第六二一团已经绕道第六二○团院墙，撤到这里。有的军官背几支枪，有的搀扶着伤员，衣帽不整，队形混乱，十分狼狈。军士队等候两团走后，立即跟了上去。当我们走出很远，第六二○团掩护的枪声，仍在时断时续地响着，但不如最初那样猛烈了。我们顺便向第六二○团预备队打听，才知道旅部和直属连队已先行撤出，正在前方领着我们这支退兵前进呢！我看了一下怀表，正是夜半十二点多钟。
由于第六二○团的掩护，日军炮兵延伸射程，盲目向东大营路上轰射，他们没有越过围墙追击我们。
全旅溃退的部队，像一条乌合之众的长龙，在黑夜里行走着。忽然受到敌炮的远程追射，队伍顿时混乱起来，向东急促奔逃。最痛苦的莫过于伤员了，包扎本来就草率，无药可医，还得拼命地跟上队伍。重伤员虽有人换班抬着，但因颠簸震动，痛苦呻吟之声一路不绝于耳。士兵们边走边骂：“蒋介石纯粹是日本鬼子的干儿子，为什么打上门了还不让还手？叫我们白白送命！”“难道日本鬼子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咱们为什么听蒋介石的？得了他什么好处？”“这是蒋介石想借刀消灭咱们的东北军呀！”“老帅（张作霖）要活着，日本小鬼子就不敢来！”……在军官们的一再制止下，士兵们的咒骂声稍平静些，但低声私语的咒骂声、斥责声仍然不断。这时敌人的大炮延伸射程，向山嘴子东大营狂轰起来。
九月十九日晨三时许，全旅官兵到达东大营大操场清点人数。这时在城内的团、营长都跑步赶来，掌握队伍。我们发现讲政堂十一期学员及教职员工等已麇集在大操场的一侧。原来他们也得到总部转达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为了躲避敌炮弹的轰炸，自动集合在大操场的。步科学员背着空枪，骑、炮科学员牵着空马，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正当两队会合时，几发敌人的炮弹在操场东边和南侧爆炸了。于是人们犹如惊弓之鸟，又继续慌乱地向东溃逃，显然是想逃出敌人炮弹射程以外去躲避一阵，这就引起全操场的秩序混乱。这时又接连打来几发炮弹，大部队就不顾一切地拼命向东狂跑，狼奔豕突，争先恐后，窘态毕露，而敌炮仍在尾随追击中。黎明时，先头部队已到达灰山街村附近，后尾拖得很长，两侧田地漫山遍野黑压压地拥挤着武装的人群。大家都以为到了安全地带，可以喘息一下了。不料敌机掠空而来，向俯卧的队伍侦察、扫射、投弹。所幸队伍闻声疏散，纷纷躲进树林、高粱地里卧倒，没有受到损伤。当敌机俯冲时，机中人影和机尾上的太阳徽清晰可见。这次仅来一架飞机，盲目投射一番就飞走了。于是部队重整队伍，入村休息。这时由沈阳城内外逃来的宪、警、守卫队以及一部分老百姓也掺杂在我们的队伍中。我立即组成纠察队，由十名持枪的学兵、一名中队附率领，佩带临时制成写有“旅司令部纠察队”的红袖章，维持秩序。并与当地的村、保长联系，出具借条，由他们帮助我们安排了一顿早饭。其他各队也仿效这个做法，出具借条，饱餐后各奔前程。
下午，旅长王以哲找到了我们。我来到旅部，知道他是化装由沈阳城内出来，直奔东大营预定集合地，又尾追前来的。于是各团、队长依次向他汇报。这时我才知道第六一九团伤亡较重，不仅在营房内因严令卧倒假寐，被日兵刺杀一部分；当撤离敌人火力圈时，腹背受敌，又受损伤。而第六二一团以一部分兵力掩护，绕道旅部经第六二○团院内跑出，所以损伤较轻。该团驻东陵的一个营尚没有消息；另一个营跑得又快又远，已派人去联络，尚未返回。第六二○团掩护我们撤退，敌人不敢尾追，故无伤亡。军士队在转移时，有三名徒手学兵负轻伤，可以随队行动。旅长听了我们汇报后表情凄惨，没说什么，当即决定各团、队清点人数，逃散的部队马上派人找回，清查枪械、弹药、装备，集中伤员，军士队解散，军士各回原队，入伍生分到各连当兵，我也回到参谋处。讲武堂学员少数愿留下的到参谋或副官处听候差遣。接着旅长就去巡视岗哨，探望伤员，和地方负责人接头工作。其他人员分头执行旅长的指示。
队伍休息一宿后，第二天继续向东前进，途经章党、苍石、斗虎屯、草市等村镇。第六二一团一个营、讲武堂骑兵队和沈阳散兵等经东丰县也先后到达山城镇。经和驻军旅长兼东边镇守使于芷山联系，稍予接济，即暂驻该地待命。于旅多次和总部联络不上，旅长命我化装回沈阳后沿沈山路线寻找总部接头，请他们来电指示行动。我冒着风险混进沈阳，风闻总部已移往锦州，乃连夜乘车到锦州，终于在薛家屯一家粮栈内找到总部，经向总部参谋处科长王达汇报后才得知，总部昨晚已用无线电与山城镇于旅长处的队伍联络上了，总部命令旅长王以哲绕道即来锦州集结待命。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在等候部队到来的几天里，总部派员和地方机关联系，寻找全旅各团、队的驻地、编号标志，并委托地方机关代管。锦州车站连日来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遭到一定的破坏。薛家屯一带也被波及。我随总部人员多次到郊外躲警报。这期间由总部透露，得知当北大营和沈阳失陷后，在短短的六七天里，日军又占领了本溪、安东、抚顺、辽源、通辽等许多城镇。不久，吉林、长春、洮南等地也相继沦陷。我身为军人，受东北父老的抚育，而今竟弃置国土沦陷不顾，深受良心上的谴责，心情十分沉重。我确信，如果九一八之夜，全旅绝对服从蒋介石“不准抵抗”的严令，一枪不放，驯从地听任日军的杀伤，那么第七旅早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士兵和下级军官们激于义愤，为了自卫，自发地奋起抵抗，才促使旅长下达了以第六二○团任掩护撤退的命令，稍挫日军的凶焰。第七旅虽有伤亡，受到损失，总算基本上保存下来了。至于人、马、武器、弹药、营房设施、个人财产方面的损失就无法估计了。
十月上旬，第七旅绕道黑山县打虎山附近，黑夜越过铁路到达锦州休息整训待命。
当全旅官兵由北大营撤退在各村镇宿营休息时，军官们都在私下争论。有人问我：“我们这样屈辱地撤退，到底对不对呢？”“蒋介石‘不准抵抗’的严令，有无道理？”等等。而广大士兵群众由于背井离乡，远别亲人，他们都主张坚决抵抗，驱逐日军，重返家园。而军官们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执行命令辩解。有人认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管它别的什么呢。”有人认为：“这种撤退和不抵抗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冲突不致扩大并免去外交上的许多麻烦。”有人甚至把这看作是“抛家为国，忍辱负重”，或者认为“日帝造成这样不合理的局面，国际上是要干涉的，国联会伸张正义，对日帝会施加压力的”等等。然而事实是那么的无情，只有一个星期的工夫，辽、吉两省除辽西一隅外，几乎全部沦入日军之手。两千里国土，三千万骨肉同胞，包括军官的家属、士兵的家长，全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肥沃的土地，无尽的宝藏，都成了日军的囊中物。日军得寸进尺，继续向黑龙江、内蒙古一带扩张。不足百日，除锦州附近一小块地区外，整个东北三省已被其全部占领，这一切都教育了我们军官，包括高级军官在内。
当我们受命从锦州向关内的清河镇转移时，途中，在一节车厢上，我清楚地听到旅长王以哲沉痛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认识，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在更多的事实教训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他成了和共产党接触、联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同年四月九日极力促成张学良将军在第一○七师的防地、延安天主教堂内秘密会见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共同商讨了联合、团结的大计，从而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