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镇藩
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军图谋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允许日本在南满驻军,日军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驻在辽、吉的军队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铁路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辅六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连山关,是永久驻屯性质,由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一为驻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驻辽阳,下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驻柳树屯,所属两个联队,分驻柳树屯、旅顺;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驻铁岭,所属两个联队,分驻辽阳、公主岭;骑兵联队驻公主岭,炮兵联队驻海城。此外还在旅顺设有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以上所有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军的编制上,关东军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军阀认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一九三一年,日本军阀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继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军事,企图发动进攻。八月下旬,日本铁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驻在朝鲜境内的第十九、第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岛和图们江领水;南满铁路沿线日军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九月初,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满路沿线巡视并检阅部队。九月八日,日军越境在沈阳北边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并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至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军当局并于九月十日左右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时适有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要“瓜代”归国,我们照例为村田联队长饯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说:“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说:“归国后不能升级,又不能进入陆军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谢我们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奉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须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觉奇怪。同时我们还获得这样的情报: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正大量赶制中国军服,用途不明。所有以上征候,都说明东北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识之士都预感到日军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连年进行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一九三○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相持数月,胜负不决。九月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阎、冯,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随后为了巩固蒋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内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驻在河北顺德一带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议收买,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七月间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谋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没有将东北军调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进了关内),致使东北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这样,东北在军事上陷于非常空虚的状态。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而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分驻沈阳、锦州和通辽,常经武第二十旅驻洮南一带;连同火力很弱、平日缺乏训练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鹏和于芷山所掌握的洮辽和东边两个镇守使署所辖的两个省防旅在内,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军队的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日意志,充满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军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溃了。
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八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王以哲对于执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军官研究我军如遭受日军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铁汉、张士贤、王志军以及丁、朱两参谋都说:“遭受日军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针怎么能成呢?那样,全军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们要绝对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见,朱参谋说:“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说:“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但是敌军若来了我们想走也不成,只有起来应战。”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见机行事的决定。所谓“见机行事”,就是敌来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则也逃跑不了。经过反复研究,我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项措施:一、官兵一律不准归宿;二、加强营垣工事;三、继续加强侦察;四、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我军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军官长改变姓名,更换符号颜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识别。
日军进攻北大营情形
九月十八日上午,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见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灾会议未回。村田对我说:“赵参谋长,这些天咱们之间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静无事,至晚间十点二十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军在南满路柳条湖附近炸毁铁路,诬为我军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五分钟,日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问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说:“曾来过,已经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十一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集结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事后调查,计伤亡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余人),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北大营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终未回军中,也未来电话指示部队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队脱出重围抵达东陵附近时,始遇我旅军械官方贵传达他的命令说:“旅长让我告诉参谋长,将枪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嘴子库房内。”我说:“敌人还在后边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没有执行王以哲的收枪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不抵抗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战斗意志却是消沉的。虽然事前已规定官兵不准不归宿,但旅长王以哲经常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了还不回旅指挥;团长张士贤当晚也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军中,因而指挥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地展开,不得不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
同时,驻在北大营的军事单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联系和统一应变的措施,战事发生后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都争着及早脱出危险,以致由于有些单位撤退过早,反而暴露了部队突围的企图,使敌人的攻势愈益猛烈。及至营垣内发生巷战,还有很多部队被敌人牵制着不能脱离战场,最后陷于狼狈逃命状态,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我军撤退经过
十九日清晨五点多钟,我军撤退到东山嘴子,稍加整顿。六点多钟,发现敌军骑兵来袭,当即决定向山城镇转移,因山城镇地形复杂,且驻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补给和冬服问题。出发后,约十点多钟,因有敌机三架空袭,决定就地隐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军在敌军空、骑、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下,三日后才到达山城镇。
当我见到于芷山,把敌军攻击北大营的经过和我军转移到山城镇的原因告诉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们离开山城镇。他说:“你们的给养和冬服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离开此地,免得我们遭到日机轰炸。”我见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军,做了伪满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愤,对他说:“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吗?”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他见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来面谈。恰巧这时听说王以哲已到草市车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即派人把他请来。王以哲来后,我向他说明情况,认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说,这里不能久待,能得到给养就算了。
我随即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问题,决定第一步先到锦州候命。王以哲说,为了解决补给问题和请示机宜,他要换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给我负责率领。当时我不赞成去锦州,因为我认为短期内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来难,主张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弹给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见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对我说:“当时如果听我的话(指把枪放在库里)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不久我们部队即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镇大楼休整。
李树桂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在沈阳东北陆军高等军事研究班第二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大营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司令部(旅长王以哲)任少校参谋,并兼任教授步兵研究班的战术课。七月又被派任本旅军士队的总队长。该总队包括两部分人:由全旅军士及上等兵中选拔二百多人,携带武器参加;另外东北保安总司令部所属军需、军医训练班的学生二百多人也参加,由本旅代办六个月的入伍生教育。
军士队共编四个中队。从步兵研究班毕业学员中,选拔优秀的尉级军官分任中队长及中队附。军士队进行了修整环境、清理宿舍、购置用具和教材等一系列工作,准备于九月十九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学典礼,请柬业已发出。谁知九月十八日夜就发生日军夜袭北大营中国驻军的突然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许,突然从营房西侧、南满铁路方向发生了一声霹雳的巨响,震撼了沈阳全城,也震醒了刚刚入睡的全旅官兵。我正惊惧疑虑中,一发炮弹击中了我的寝室的屋顶,将我由床上震到地上。我在灰尘迷雾中爬起来穿上衣服,只听到西围墙附近已经一片机关枪、步枪射击声以及炮弹的连续爆炸声。我拎着手枪将出屋门,又一声轰然巨响,一发炮弹击中外屋会议室的西北角。霎时间烟尘弥漫,半壁屋顶摇摇欲坠。我立即卧倒在地。当我带着轻伤跑出屋外时,听清枪声确从西围墙传来,而且比刚才更激烈了。几个中队长齐来报告:“日军已占领西围墙,正向第六一九团及步研班营房射击中。”我一面派传令兵去旅部请示(电话已中断);一面令各中队在营房东侧集合,伏卧在甬路上,派军士两名去西围墙侦察情况。这时北院第六二○团传令兵跑来说,旅部赵参谋长让我团通知军士:“一律不得轻举妄动,更不能向日军还击,原地待命。”当时我想,在敌人枪炮密集射击下,怎能等着挨打呢?正踌躇中,派的军士来报:“日军已过围墙,冲进第六一九团的营房了。”我静听一下,果然枪声已向前、向两侧扩展,火力更密集起来,情况变得严重了。于是我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旅部继续请示行动,并派两名中队长向第六一九团密集枪声处详细侦察;一面令各中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以低姿势跑步到营房西侧壕沟内潜伏,同时派出警戒哨在西沟沿任警戒。我乘机爬上炸塌的房顶,借颓垣的遮蔽观察形势。适值旅部后面骑兵连草垛中弹起火,在漫天火光映照下,我隐约看见西面营房前,有人影跑动。随着爆豆似的枪声,人影应声倒地,有的人正在没命地奔逃。显然这是日军在追杀我方士兵。这时北院第六二○团尽管人员都已起来,还听到口令声,可能已集合隐蔽待命,但毫无动静。草垛火光已微弱下去,除敌人炮弹爆炸时发出火光外,周围漆黑一片。日军到底进来多少?有没有日军沿南围墙壕沟窜过来?一时判断不出来。但我们肯定这是日军有计划、有准备的侵略行动。因为几个月以来,日军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挑衅。可是我怀疑旅部为什么不立即按演习计划下达撤退命令呢?是否西营房的第六一九团,甚至连旅部和第六二一团都撤不出来呢?这时潜伏在壕沟里的各队学兵们一听警戒兵传话,又看到火光下日军枪杀我西营房士兵的惨状,莫不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纷纷装弹入枪膛,准备射击。这时我派去旅部请示的军官回来汇报说:“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总队长,旅长从城里来电话,总部荣参谋长指示,日军进入营房,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起事端,谁负责任。”学兵们一听立即纷纷提出质问:“那咱们就这样眼看咱们的弟兄都被打死吗?”“为什么叫小鬼子这样欺负我们?”“我们就这样白白等死吗?”我无法回答,连忙和各中队长厉声制止,才静寂下来。这时派出侦察的军官又回来报告:“旅部、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的士兵,已有少数人跑到东边来了,大部分仍没消息和动静。估计可能被日军火力封锁或被密集火力压制在营房的一侧,或压制在林荫路附近,必须赶快进行火力支援,否则有被全歼的危险。”又说:“据逃过来的士兵讲,日兵进入营房内,由于无人还击和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一个不留。有的死守‘原地待命’的安排,竟被日兵用刺刀活活挑死在床上;有人冲逃出来,日兵仍追着枪杀。”学兵们一听,立刻又叫嚷起来:“队长,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他妈的,咱们和鬼子拼了吧!”“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我们也有枪,怕什么!”其中第一、二中队因有枪、有弹,吵嚷得最厉害。三、四中队虽是徒手兵,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和各队军官们虽然心情和学兵们一样,但迫于命令,只得仍以压抑的口吻要求大家镇静,听候上级的指示。这时敌方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了,显然是日军得到增援,正在向前挺进。忽然在旅部以及第六二一团附近的林荫路上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虽然稀稀落落,但我们听来,却是那样的清脆、有力,而且越来越猛烈了。我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处于绝境的士兵们,出于自卫迫不得已地向日军开火了。可是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援,林荫路附近士兵仅凭少数抵抗火力,是不能持久地与日军对抗并脱身的,情况不容再拖延了。这时持枪的学兵和大部分军官纷纷要求马上开始射击。我也在考虑是否先干一下,把友军救出来再说。正要下达“开始射击”的口令时,忽然旅部的传达长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张副司令(张学良)转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日军进攻,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因为这是最高级的命令,人们听后都寂然无声了,但全总队士兵的惊讶、怀疑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良久,一个学兵说话了:“现在不是缴械和占营房的问题,而是日本小鬼想要全部打死我们!”另一个说:“我们这里看情况还能跑得出去。可是,旅部和那两个团怎么办?难道扔下不管吗?任凭小鬼全部歼灭吗?”又一个接着说:“就是现在想走,恐怕只能走出一小部分了。”的确,这些人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们只有不顾一切马上逃跑,不然会被敌人全部歼灭的。但我们是军人,当然得听从上级的命令。于是我又派一个中队长和中队附由北院过去到旅部向参谋长请示。一面命令各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马上跑步撤到营房后面隐蔽,暂避敌人的火力,由第一队留一个分队任掩护。当学员兵沿着壕沟往后低身跑时,日军机、步枪突然向这边扫射起来。几个没战斗经验的学兵,因姿势稍高,中弹负伤。邻近的人就搀扶着他们随后赶来。留在后面掩护的分队,一看这样,眼睛都红了。有的人干脆不顾一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向日军射击起来。我和两个中队长一再制止,他们才愤愤不平地退下来。当我们最后到达房后时,先退到这里的军官向我报告说:“第六二一团有一部分撤到这里来了。”我马上率全总队,继第六二一团一部分之后,按原来顺序向东卡子门快速前进。这时派去旅部的中队长及队附跑回来报告,参谋长指示:“旅长命令以第六二○团任掩护,其他团队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撤退。”不久,就看见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空隙处,约有几十条步、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指向逼近的日兵。对方的枪声已明显地稀疏下来。这是日本侵略者的攻势开始遭到初步压制。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军士队到达东卡子门时,发现第六一九团、第六二一团已经绕道第六二○团院墙,撤到这里。有的军官背几支枪,有的搀扶着伤员,衣帽不整,队形混乱,十分狼狈。军士队等候两团走后,立即跟了上去。当我们走出很远,第六二○团掩护的枪声,仍在时断时续地响着,但不如最初那样猛烈了。我们顺便向第六二○团预备队打听,才知道旅部和直属连队已先行撤出,正在前方领着我们这支退兵前进呢!我看了一下怀表,正是夜半十二点多钟。
由于第六二○团的掩护,日军炮兵延伸射程,盲目向东大营路上轰射,他们没有越过围墙追击我们。
全旅溃退的部队,像一条乌合之众的长龙,在黑夜里行走着。忽然受到敌炮的远程追射,队伍顿时混乱起来,向东急促奔逃。最痛苦的莫过于伤员了,包扎本来就草率,无药可医,还得拼命地跟上队伍。重伤员虽有人换班抬着,但因颠簸震动,痛苦呻吟之声一路不绝于耳。士兵们边走边骂:“蒋介石纯粹是日本鬼子的干儿子,为什么打上门了还不让还手?叫我们白白送命!”“难道日本鬼子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咱们为什么听蒋介石的?得了他什么好处?”“这是蒋介石想借刀消灭咱们的东北军呀!”“老帅(张作霖)要活着,日本小鬼子就不敢来!”……在军官们的一再制止下,士兵们的咒骂声稍平静些,但低声私语的咒骂声、斥责声仍然不断。这时敌人的大炮延伸射程,向山嘴子东大营狂轰起来。
九月十九日晨三时许,全旅官兵到达东大营大操场清点人数。这时在城内的团、营长都跑步赶来,掌握队伍。我们发现讲政堂十一期学员及教职员工等已麇集在大操场的一侧。原来他们也得到总部转达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为了躲避敌炮弹的轰炸,自动集合在大操场的。步科学员背着空枪,骑、炮科学员牵着空马,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正当两队会合时,几发敌人的炮弹在操场东边和南侧爆炸了。于是人们犹如惊弓之鸟,又继续慌乱地向东溃逃,显然是想逃出敌人炮弹射程以外去躲避一阵,这就引起全操场的秩序混乱。这时又接连打来几发炮弹,大部队就不顾一切地拼命向东狂跑,狼奔豕突,争先恐后,窘态毕露,而敌炮仍在尾随追击中。黎明时,先头部队已到达灰山街村附近,后尾拖得很长,两侧田地漫山遍野黑压压地拥挤着武装的人群。大家都以为到了安全地带,可以喘息一下了。不料敌机掠空而来,向俯卧的队伍侦察、扫射、投弹。所幸队伍闻声疏散,纷纷躲进树林、高粱地里卧倒,没有受到损伤。当敌机俯冲时,机中人影和机尾上的太阳徽清晰可见。这次仅来一架飞机,盲目投射一番就飞走了。于是部队重整队伍,入村休息。这时由沈阳城内外逃来的宪、警、守卫队以及一部分老百姓也掺杂在我们的队伍中。我立即组成纠察队,由十名持枪的学兵、一名中队附率领,佩带临时制成写有“旅司令部纠察队”的红袖章,维持秩序。并与当地的村、保长联系,出具借条,由他们帮助我们安排了一顿早饭。其他各队也仿效这个做法,出具借条,饱餐后各奔前程。
下午,旅长王以哲找到了我们。我来到旅部,知道他是化装由沈阳城内出来,直奔东大营预定集合地,又尾追前来的。于是各团、队长依次向他汇报。这时我才知道第六一九团伤亡较重,不仅在营房内因严令卧倒假寐,被日兵刺杀一部分;当撤离敌人火力圈时,腹背受敌,又受损伤。而第六二一团以一部分兵力掩护,绕道旅部经第六二○团院内跑出,所以损伤较轻。该团驻东陵的一个营尚没有消息;另一个营跑得又快又远,已派人去联络,尚未返回。第六二○团掩护我们撤退,敌人不敢尾追,故无伤亡。军士队在转移时,有三名徒手学兵负轻伤,可以随队行动。旅长听了我们汇报后表情凄惨,没说什么,当即决定各团、队清点人数,逃散的部队马上派人找回,清查枪械、弹药、装备,集中伤员,军士队解散,军士各回原队,入伍生分到各连当兵,我也回到参谋处。讲武堂学员少数愿留下的到参谋或副官处听候差遣。接着旅长就去巡视岗哨,探望伤员,和地方负责人接头工作。其他人员分头执行旅长的指示。
队伍休息一宿后,第二天继续向东前进,途经章党、苍石、斗虎屯、草市等村镇。第六二一团一个营、讲武堂骑兵队和沈阳散兵等经东丰县也先后到达山城镇。经和驻军旅长兼东边镇守使于芷山联系,稍予接济,即暂驻该地待命。于旅多次和总部联络不上,旅长命我化装回沈阳后沿沈山路线寻找总部接头,请他们来电指示行动。我冒着风险混进沈阳,风闻总部已移往锦州,乃连夜乘车到锦州,终于在薛家屯一家粮栈内找到总部,经向总部参谋处科长王达汇报后才得知,总部昨晚已用无线电与山城镇于旅长处的队伍联络上了,总部命令旅长王以哲绕道即来锦州集结待命。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在等候部队到来的几天里,总部派员和地方机关联系,寻找全旅各团、队的驻地、编号标志,并委托地方机关代管。锦州车站连日来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遭到一定的破坏。薛家屯一带也被波及。我随总部人员多次到郊外躲警报。这期间由总部透露,得知当北大营和沈阳失陷后,在短短的六七天里,日军又占领了本溪、安东、抚顺、辽源、通辽等许多城镇。不久,吉林、长春、洮南等地也相继沦陷。我身为军人,受东北父老的抚育,而今竟弃置国土沦陷不顾,深受良心上的谴责,心情十分沉重。我确信,如果九一八之夜,全旅绝对服从蒋介石“不准抵抗”的严令,一枪不放,驯从地听任日军的杀伤,那么第七旅早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士兵和下级军官们激于义愤,为了自卫,自发地奋起抵抗,才促使旅长下达了以第六二○团任掩护撤退的命令,稍挫日军的凶焰。第七旅虽有伤亡,受到损失,总算基本上保存下来了。至于人、马、武器、弹药、营房设施、个人财产方面的损失就无法估计了。
十月上旬,第七旅绕道黑山县打虎山附近,黑夜越过铁路到达锦州休息整训待命。
当全旅官兵由北大营撤退在各村镇宿营休息时,军官们都在私下争论。有人问我:“我们这样屈辱地撤退,到底对不对呢?”“蒋介石‘不准抵抗’的严令,有无道理?”等等。而广大士兵群众由于背井离乡,远别亲人,他们都主张坚决抵抗,驱逐日军,重返家园。而军官们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执行命令辩解。有人认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管它别的什么呢。”有人认为:“这种撤退和不抵抗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冲突不致扩大并免去外交上的许多麻烦。”有人甚至把这看作是“抛家为国,忍辱负重”,或者认为“日帝造成这样不合理的局面,国际上是要干涉的,国联会伸张正义,对日帝会施加压力的”等等。然而事实是那么的无情,只有一个星期的工夫,辽、吉两省除辽西一隅外,几乎全部沦入日军之手。两千里国土,三千万骨肉同胞,包括军官的家属、士兵的家长,全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肥沃的土地,无尽的宝藏,都成了日军的囊中物。日军得寸进尺,继续向黑龙江、内蒙古一带扩张。不足百日,除锦州附近一小块地区外,整个东北三省已被其全部占领,这一切都教育了我们军官,包括高级军官在内。
当我们受命从锦州向关内的清河镇转移时,途中,在一节车厢上,我清楚地听到旅长王以哲沉痛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认识,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在更多的事实教训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他成了和共产党接触、联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同年四月九日极力促成张学良将军在第一○七师的防地、延安天主教堂内秘密会见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共同商讨了联合、团结的大计,从而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