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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玉衡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曾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和中村事件，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并进而吞并整个中国。我是中村事件的亲历者，现将其始末概述如下。
一 社会背景与中村大尉出现
一九二八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獗。其时我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曾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炮兵军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旋经张学良批准，并予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当以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洮尔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三百余里，在交、洮、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划为兴安屯垦区。
一九三一年，我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第三团驻佘公府。这年二月某日（日子记不清），据第一团一营营长迟广胜的电话报称：有便衣乘马的外国人三名及俄国人一名，在绰尔河东岸盘桓，旋向札赍特公爷府方向驰去。复有本区顾问寿玉庭发来的情报内称，札旗巴公秘密召集各旗王公会议，当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兴安屯垦公署备查。又据哈尔滨特警处通报：“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进入贵区，本处未批准。”（这段通报是以后我向特警处王瑞华处长联系，他复我的。）
其实，当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就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嗣即复照认可，唯日本总领事默无一言。
日总领事默无一言，不外以下原因：
一、蒙古王公对兴安屯垦不明真相，初期多方反对；并依靠日本庇护，多不愿出售荒地，留待日本“拓殖”。经邹作华派我任交际处长游说蒙古王公后，多数愿将其荒地出售，唯有图什吐旗蒙王叶喜海顺，几经劝说，终无成效。叶喜海顺原系前清肃亲王之婿，保皇思想浓厚，早与日寇勾结，图谋不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投敌，曾充伪满洲国兴安省北分省省长）。
二、由于北宁铁路联运开始，建筑洮索铁路在即，创建火犁机耕农场于王爷庙（现在乌兰浩特），设飞机场于七道岭子等措施，均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满蒙拓殖政策”的侵略。
三、因东北修筑洮昂、齐克铁路，且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联运、葫芦岛开港，日本认为这些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
四、日本在其“拓殖政策”上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并煽惑大汉奸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反对屯垦。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二十五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名，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后连夜返回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附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加检阅，计有：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和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等。九、表册三份：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支；望远镜一架；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计一具；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二 证据确凿，构成间谍罪行
我将上列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中村系中等身材，面方而多髭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穿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中村从其衣袋中掏出名片一张，上写“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另一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他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问他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井杉答：“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俄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只会日本话。”再对中村讯问，他什么也不说。
从以上所获种种文件和井杉口供来看，中村确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被派遣来兴安区做谍报工作无疑。因此对中村不再继续讯问。
我思索中村一路所接洽过的人物，都是反对兴安区的汉奸和南满办事处的“拓殖”者。他们勾结张海鹏与扎旗巴公爷阻挠开垦，而且济匪养匪企图颠覆兴安区。中村此来，显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记录上又把他们的这些计划都摘录下来。据营长迟广胜从索伦山发来的报告和寿玉庭的情报来看，中村曾在巴公府开会。我觉得胸有成竹，即作出如下判断：一、肯定中村是间谍，因为他的笔记本载明是参谋省派出；二、他到洮南又增加新的任务，肯定他是搞破坏的间谍，参与“拓殖”工作；三、参与蒙古王公召开的会议，即将采取颠覆破坏的行动。
但中村配备的俄国人有什么作用？蒙古人又有什么作用？据井杉供称：“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至于那个蒙古人，经我派团部蒙古籍军士了解的情况，确是巴公爷派来的联络员。这样，我又想到中村的任务可能分为两项：即日本参谋省要他马上提供有关蒙古入侵方案的报告；满铁拓殖会社要他提供联络的计划。
既然如此，对中村大尉如何发落？间谍文件和证物又如何处置？我心目中打下了初步腹案，认为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这个案件一经揭开，日本是非索回不可的。现在正处于剿匪之际，权柄在手，既要处理这个间谍案件，莫如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地征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三 二次审讯
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第二营营长与第三营营长正外出未参加），由我提出破获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已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大家对这个案情有什么见解，请各发表己见。首先发表意见的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二人均认为秘密处死刑为对，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在征得到会官佐意见后，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他们说这是徒找麻烦。于是我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他的口供。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竟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讯问后，在令其在笔录上画押时，他又借机厮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陆鸿勋营长说，像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在执行时已是午夜十二时三十分。天亮时我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督办邹作华行将出国考察垦政，故由兴安区总办高仁绂暂代）报告处理中村大尉的结果。同时，我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托苑崇谷（苑在座，他因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谒张学良）至北平呈报张学良副司令长官。适张在协和医院养病，乃交副官长汤国桢转呈。
四 折冲外交，去沈等候对质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直到八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张学良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八月十二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日报》（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最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七月末或八月初）我奉到北平张学良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做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张学良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久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林久治郎向荣询问时，荣以不明真相含糊其词。于是林久治郎态度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而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则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做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的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贤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其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贤二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区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贤二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第一、二两团在农隙训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迨至土肥原贤二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绂总办的“本区尚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检查和盘问，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佘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这段情报是当时洮索路养路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
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林久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挟。
前已略述，我将中村大尉处决后向高仁绂代理督办报告时，曾托苑崇谷把中村间谍活动的证件等转呈北平张学良副司令。在中村事件外交案发生后，我又奉到张副司令的“灭迹保密”的电令指示。因此，我是有恃而无恐的。但荣臻参谋长在未获有中村大尉间谍活动罪证时，一时急切无以应付的情况下，又怕兴安区部队果真哗变，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势。因此，除与我函电商议外，并于九月十日前，又派前东北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以私人资格来兴安区与我商讨时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就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我听了这番话就知道荣参谋长不信任我。我说有证据确在北平行营，我立即将张学良给我的电报拿给他看（王致中据此用“兴密”给荣电说明张副司令电的大意）。他看后说：“这倒占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此时我的妻子在侧说：“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我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此时，林久治郎在沈阳对荣参谋长一天三次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被迫不得已，始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殊不知我和王致中早已悄然到沈矣！到新站（西边门）由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邸暂居，并在冯处见到北平派刘多荃统带送来给荣的中村间谍活动证件，并嘱我也过过目。盖此时沈阳南满驿、商埠地的日本人和汉奸闹得乌烟瘴气，谣言纷纷地传说：“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从而也引起日本新闻记者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给我照相。而日本守备队也一天几次到监狱去揽闹。冯总监对我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并设宴为我和王致中洗尘，且有荣参谋长在座。在宴会上我即席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大尉等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托人直接报呈北平张副司令的错误做法，当面解释并致歉意。同时，刘多荃也在座。刘是北平张副司令长官特派其亲身来送中村间谍活动证件者。此外，还有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亦在座，都是熟人。席间曾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的做法，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现在才行军到马三家子。继而又研究我的住处问题说，在李副司令家里最好，原因是前面有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日本浪人不敢去捣乱，而且外人没有知晓是李的住宅。席散后我即乘汽车赴李宅，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的事。
五 日领理屈词穷，提出无理要求
九月十七日晨，李香甫对我说：“到帅府看看什么时候谈判，你是否也列席？”李说毕就匆匆走出。迨至傍午，香甫回家对我说：“尚在高压阶段，证物现尚未提出，是怕日领林久治郎用暴力，必先经辩论驳倒他后才能拿出来。”晚间香甫回来，我再询问谈判消息时，他说：“竟日在外布置监察警戒，未去帅府，内情不详。”次日，长官公署赵法官来访，我以为是交涉失败了是来传我到案的。坐下后他说：事情较前缓和多了，但尚未结束。原来是想叫你抵面对质的，及至提起你来，林久治郎势甚凶狠。我们深怕出事，就改口说，已看押在监，将你的书面抗议拿给他看，而林久治郎仍不服，直至将中村的文件和证物一部分交给他看时，他的态度才大变，似有转圜的余地，然后再将全部材料都交给他看了。而在此时荣参谋长的态度和谈锋也有力了，林久治郎的气焰一落千丈地说：“事关军部，得回去请训。”至夜晚林久治郎返回重行谈判时，提出以下四项条件：
一、道歉；
二、处罚责任者；
三、赔偿一切损失；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日领林久治郎所提出四项条件都在每条内附有一个解释，如：
第一条，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第二条，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第三条，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第四条，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参谋长阅毕林久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赵法官在讲完这些话以后，又继续对我表示不是来传我到案，而是荣参谋长恐我惦念叫他来说明的。并说：“关于对您的处理的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说毕就辞出。
李香甫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正说话间有宪兵走来报告说，今早见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咱们抄录下来了：“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布。”现在街上人心惶惑不安。香甫听完报告，就急赴长官公署面报，直至下午归来说，北平回电话：日本示威运动不要管它。我正想询问关于四项条件有无电话的事，李又匆匆出去了。
此次来沈阳，我是身着便衣来的，为了行动方便，也叫随从李贵臣换上便装。几天来听说外面情况紧，便叫他到街上探听消息。据他回报说：街上行人个个自危，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价上涨，日本兵砸监狱，汉奸亲日派在街道上横行霸道，尤其见了我们的士兵故意寻衅滋事。这日虽然有日兵、浪人和汉奸等滋事生非，但还未发生较大的事故。香甫和我正在闲谈中，宪兵来向香甫报告说，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已经开枪。又据北市场的宪兵报告，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时间是夜晚十时三十分，戏院等娱乐场所均行停演。此时，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五百多名已冲进北市场。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又来电话报告称，日本兵已向被包围者（我商民等）开枪射击，我们正在还击抵抗中，也是夜晚十时三十分左右。可见两路日寇是在同时行动的。复据报：自南来的列车，满载日军到站，未停直向北驶去，据云文官屯有战事。我军第七旅云：某团已在北大营还击。至十一时后，又据报第七旅之一团由北大营撤走，向山城子地方转移，是为了避免与日寇冲突不叫开枪，李香甫说是北平来电话不让抵抗，同时命第七旅撤退的。此时，日寇正沿商埠地分两路向城关进犯，李香甫去帅府回来称：北平来电话不要再抵抗，已将肇事情况向国联公布云云。当夜十二点左右敌寇的火力骤增，已迫近商埠南市场。十二点以后，有炮声甚巨，讯悉是讲武堂学生出动千余名出击，至下夜二时左右炮声寂然。据说是帅府有令不让抵抗才停止的。日寇攻城的兵力约有五六百人，而在乡军人和便衣持枪者也不过五百人，就攻陷了南、北市场，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正式军队，只有宪兵一营多人，警察的战斗力极为薄弱。拂晓前日寇趁机节节进逼，枪声彻夜不停，在日寇爬城时炮火更为激烈，及其冲入城内时，首先包围帅府，将残余的卫队团捆绑用卡车载走。于下夜二时左右，李香甫化装到荣宅（荣臻的寓所）时，宅内早已无人，又到二纬路意大利领事馆探询荣的消息和下落，而门役推托不知，便又想到荣宅靠近美国领事馆，可能他走不出去的。这时我便问李香甫怎么办。他说：“咱们俩共命运吧！我招待你是私情，原来在你来沈折冲外交时，同时负有监视你的任务，那时不好明言，现在四项外交条件提出后就松多了。现在咱们俩既在一起，我还能不顾全你？只好共同想办法吧！今天可不能闯关，看看情况再说。”李香甫在与我说这番话时，就又另行化装了一番，好似城市士绅的打扮。李贵臣正在这时外出哨探回报说：“门关把守得很紧走不得，街上汉奸们臂上缠‘自卫者’，大西门墙上贴有‘布告’，有鬼子兵十多名把守，悬挂了几个人头。我没有停留，‘布告’上说些什么也没有去看，只看下款仍用中华民国年月日，署名是‘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李毅’。今天外边太乱，不能走，明天再说！”
六 不抵抗主义招来侵略战祸
九月二十日，在晨光曦微中，我和李香甫离开了这座已被日寇侵陷的沈阳城。在途中，听说皇姑屯尚通火车开往关内去，因此，就奔向皇姑屯车站去。售票处人群非常拥挤，据在车站听到的消息，满铁兵车已是昼夜不停地向北开驶。我对李香甫说眼看事态扩大了。但是皇姑屯车站上尚无日寇踪迹，老百姓搭车去关内者甚多，我们也登上开往关内的火车。在车上听到旅客们谈论“九一八”夜的消息，他们说先是日寇叫亲日派、汉奸们宣传中国兵如何不讲理，无端地把文官屯柳条沟的铁道破坏，有的说是北大营兵干的，有的说是西卡子门开火不久第七旅就撤退了，也有的说沈阳没有兵，可是洮辽、安东两镇守使还没有兵吗？因为张海鹏、于芷山两个镇守使都投降日寇了。
列车在驶抵打虎山车站时，我对李香甫说：“我要换车回兴安区去，你到北平给我代呈一封信给张副司令。”这时，我和李一同下车到了一家小旅馆，这时打虎山还未被日寇占领。
李香甫在探询中所得洮辽一带退军的消息很多，据报：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在郑家屯以北、开通一带击溃该地驻军，向黑龙江省地区进犯；又讯：日寇广濑第八师团自旅顺登陆，现已到达沈阳，并准备向吉林、长春方面前进，后续尚有大量部队。这样看来，凡此都是由于沈阳当局那天晚上不抵抗所致，假如那天晚上予以抗击，就有很大可能以地方事件解决，不致扩大。在我写完呈张副司令的信后，又给宁安老家拍了一份电报，告诉我父亲我已脱险，但对于兴安区的消息是不明真相的，同时我的眷属还在彼处。正在车站上徘徊时，忽然遇到骑兵第二旅旅长张树森。据他谈，他的骑兵被敌机轰炸溃散，又经日酋多门师团的扫荡已收容不起来了。他又说兴安区在九月十八日向黑龙江省退却，全部归马占山指挥，集中在嫩江桥构筑防御工事，屯垦军的家属大部分向哈尔滨输送。此时打虎山车站上突然挂出不售通辽、辽源客票的通知，我只得仍赴北平。在去北平的车上，也听到现时北平同样很纷纭，人民纷纷责难政府放弃沈阳的屈辱政策，引起学生列队到政府请愿、示威游行等等。抵平后访知荣臻参谋长在中央饭店寓居，极守秘密。我于二十三日晚在电话中和荣联系后，于次日早去该饭店谒见荣参谋长，在寒暄后，我便对荣说，张副司令生我的气吧？荣说：“没有什么！”同时并将我在打虎山车站准备回团部的事说了之后，荣说：“你的队伍归赵振武带领了，已经向黑龙江集中，马占山为总指挥，在嫩江桥堵截日寇北犯，当面的敌人是日酋多门第二师团。昨天的情况不明。你先回利通饭店等候，听我的电话再约你去见张副司令。”
七 面陈经过，慰勉留用
九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接到荣参谋长电话命我即到中央饭店。及至汽车抵中央饭店门前时，荣亦与同车至顺承王府官邸。晋谒张副司令后，张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还跑出来了！”我答：“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在我晋谒张副司令面陈事件经过时，除荣参谋长在座外，还有副官长何立中和汤国祯等亦在座，我正要向他“报告经过”。他说：“不谈了。”我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他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接着又问：“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又说：“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又对何立中说：“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二百元。”至此，我即行礼辞出。
次日晨，饭毕我即到行营见何立中副官长，他说：“昨晚的条子是批给你五百元钱，一切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要住东城。”晚间我即移寓在西单花园饭店内。这几天内学生游行示威的队伍不少，墙壁上张贴的尽是“打倒张学良”和“打倒不抵抗主义者”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