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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之际，我适在宛平县任职，事变前后均身临其境。今天，回忆往事，仍感慨万分。现在把当时经历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供研究历史者参考。
卢沟桥在北平的西南面，是永定河上由北平通往河北省南部地区的唯一咽喉要道。
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后，继续向我华北进逼，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侵略势力对北平已是一个包围态势：在北面，它制造了百灵庙德王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并侵犯察北。在东面，它制造了通县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唐山陶尚铭的伪唐山自治政府（势力控制到山海关）等。这些傀儡政府完全听命于日本顾问。日本关东军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在上述地区内派有日军并组建了伪军，是侵犯和扰乱我冀察地区的前哨部队。在南面，与卢沟桥相距五里的丰台，是平绥、平汉、平奉铁路的枢纽。一九三六年日军制造事端，把中国军队从丰台赶跑，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增派牟田口联队所属一木清直大队驻扎在丰台中国兵营，实行强硬霸占。从此丰台重镇便被日军控制。从当时军事态势看，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只有卢沟桥。卢沟桥成了日军侵占东北、热河、察北、冀东之后的主要侵略目标。
日军控制丰台后，继续进侵，除不断要求在平大公路上（北平—大名）的大井村修建飞机场外，后来又狂妄提出要通过卢沟桥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这是借军事演习之名，达到强行占领卢沟桥、长辛店之实，一可扼死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二可长驱直下，夺取我保定、石家庄广大平原。为此之故，交涉频繁。当时河北省府远在保定，与北平相距三百六十里，难以兼顾。为了便于对外交涉，决定划宛平、大兴、通县、昌平归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署址设在宛平县，县治是卢沟桥，有关涉外事宜归北平市政府统一节制，专署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成立，任命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王冷斋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是保定军官学校二期同学）。王调我任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主管田赋钱粮；县府第一科主管民政司法，由一位地方上的俞老先生负责民政工作，一位福建籍的林老先生负责司法工作；第三科主管地方财政，由庞各庄人王某任科长；第四科主管建设，由本地人张某任科长；警察局长是个枣强人。我因原来从事新闻工作，不懂仕道，遇事虚心求教，得到地方人士支持，对我帮助很大。王冷斋的分工是应付上层，主要是指北平和冀察当局交办的事项；我应付县府日常工作以及涉及丰台日本军警宪、日本浪人的纠纷。
宛平专署为了办理外交事务，任命卓宣谋为外交秘书。卓曾留学日本，交游广阔，其兄卓定谋乃当时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另一兄卓寀谋亦为官场的显赫人物。王冷斋借助卓的身世，以抬高专署办理外交的身份。专署另设中文秘书一人，处理日常行政工作。专署管辖的各县一般行政工作仍直通省府，所以专署仅设一秘书室，未设其他编制。专署自成立直到七七事变，七个月的时间主要忙于对日外交。
宛平专署成立后，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首先来专署表示祝贺；接着，日本驻丰台的宪兵队长和日本在丰台的警察署长都相继前来祝贺。从表面看这是普通的礼节性拜访，但事后察觉是有其军事目的的。原来一木清直外出都是骑高头大马，可是这次到五里之遥的宛平城，却徒步而行，岂不怪哉！直到七七事变才弄明白这点。七七之夜，日军第一炮就把专署大厅打垮，原来一木清直下马步行，是走步测量距离。这也说明，日本侵略者的行动，都包含着阴谋诡计。历史的教训必须认真吸取。
我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到宛平以后，曾多次去丰台，如代表专署和县府做些回访答谢之事，交涉日本浪人侵犯中国人民权益的事件，顺便也看了看在日军控制下的丰台。当时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条街。招牌叫“料理”，实际是白面（海洛因毒品的俗称）馆，低级下流，不亚于汉奸陶尚铭盘踞的唐山一条街。日本浪人经常假装酒醉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侵占中国老百姓的财产，调戏侮辱中国妇女。每天有状告日本人的案件，情节之恶劣，令人难以容忍。我同警察局李巡官（日语翻译）到丰台日本警察署和日本宪兵队办过多次交涉，每次日方都说进行调查，但是最后总是没有结果，既不答复，也不处理，任凭罪犯逍遥法外。我方无可奈何，不能依照中国法律对罪犯进行拘捕。反之，日方因事向我方提出无理交涉时，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广大人民对日人罪行恨之入骨。
日本千方百计要在大井村建立飞机场，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桑岛中佐带着事先绘制的大井村地形图到宛平，立即要我们按图割地，并提出马上圈地打桩，要我们俯首听命，气焰十分嚣张。王冷斋当即对他表示：刚刚到任，前任县长对此没有任何案卷移交，因此需要向上级请示。其次，从图纸上看，被圈面积较大，地面上的居民房屋、树木、河流、道路、桥梁等等，涉及问题非常之多，必须通盘研究，才能答复。桑岛说：“你们的上级是同意的。”我们向他要批文，他又拿不出来。原来，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总署对此事不是认真从民族利益着想，而是采取推卸责任的办法，把它推到宛平专署，于是日方就借口“业已得到同意”，到宛平专署只是办手续而已。最后我说：“叫中国农民出卖祖宗坟墓，肯定是办不到的（因为北方农村村外就是坟地）。这事我们无权处理。”后来日方又陆续来人纠缠多次，如日本大使馆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等，都到过宛平县，每次均被我们婉言拒绝。我和王冷斋当即立下誓言，不管遇到什么风险，绝不能在我们任内发生出卖祖国一寸土地的事情，绝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罪名。
日方从正面交涉，屡次均被我拒绝，于是便在背后搞阴谋诡计。他们勾结当地汉奸和地痞流氓，秘密串联，以欺骗手段夺取大井村农民的土地，直到准备在县政府办理地契过户手续时，我们才发现真正的买主是日本特务机关部。这得感谢第二科科员俞二先生，他经过对卖地农民的细心盘查，发现每次来办过户手续的都是两三家，都卖给同一姓氏，而卖主全是大井村农民。当时并无任何自然灾害，农民无必要出卖全部田产搬迁。这引起俞的很大怀疑，立即把契纸和申请拿给我看，并提出他怀疑的根据。我认为很有道理，叫他暂把地契和申请扣留不发，让他们等待通知再办手续。我们连夜派人到大井村调查，果然有汉奸在活动。当即将为首的抓起来，同时组织人力向农民进行宣讲，要爱国家民族，不要上当受骗；并说，出卖祖宗的庐墓是大逆不道的。与此同时，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实行联保制，彼此立约，绝不出卖祖国一寸土地。经过这样安排，日军的阴谋诡计又落了空。
三月初，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亲自出马。他下帖请王冷斋、卓宣谋、专署林秘书和我共四人，到东交民巷台基厂二条日本特务机关部午宴。我们接到请帖，明知不怀好意，但我们不能示弱，刀山火海也要去，如果被扣、被杀，将会激起全国更大的抗日浪潮。我们都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去赴宴的。主人是松井，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参谋桑岛、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等作陪。我们到达时，松井等在大门庭院列队相迎，稍事寒暄，即入席举杯互祝友好。但为时不久，斋藤即拿出大井村地形图和“协议”文书，要王冷斋当场签字，把纸笔送至席前，松井起立说：“为了中日友好，希望专员阁下给予赞助。”王也起立说：“松井大佐阁下设宴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前来赴宴也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希望宴席之间只能谈笑言欢，政事留待以后商议。如果现在谈判大井村土地，那就只有退席，即使因此而失去自由，也在所不惜。”王讲到最后非常激动，不觉用手拍了桌子。我正准备暴风雨的到来，不料松井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喊大叫：“写条子、写条子的花姑娘的好！”立刻把北平著名的日本艺妓和最红的中国妓女接来，围满了一桌。这种突变，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但这种场合，弹琴说唱已格格不入，只有使人感到厌烦。特别是日本艺妓的弹唱，既听不懂，又要装着用心听的样子，是很难受的。我催王冷斋赶快退席。但这时日本人却拉王冷斋和卓宣谋与妓女跳舞，以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我和林秘书根本不懂跳舞之道，只作壁上观。正当此时，一个中国妓女突然说钻石戒指掉了，日本人到处查找，翻转沙发，立刻一片混乱。我觉得这是故意捣乱。因为那个喊丢戒指的中国妓女名叫“二妹”，是妓院中的佼佼者，与王似曾相识。日方故意制造这一幕活剧，是作为威胁利诱均无法达到目的的遮羞布。于是我催促王冷斋、卓宣谋向日本人作别，一场斗争暂告结束。
由于我们坚决不同意在大井村建飞机场，日本人就在五月初在通县开辟了一个简易的飞机场，不是水泥跑道，似乎是用压路机压过的。河北省府命令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派人调查通县日军飞机场实况，绘图上报。当时专署只有两位秘书，卓宣谋根本不管行政事务，林秘书年老，不宜做外勤工作。王把省府命令交我办理。我想县府只有第四科主管建设，但第四科都是本地人，派他们出差要承担安全责任。因为通县是伪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是日本的统治区，搞得不好被敌伪发现，可能有生命危险。我考虑之后，觉得只有自己走一趟，或许能得到一些可靠的情况。我在北平市政府宣传室工作时，有同事张崇福因升级问题一气跑到伪冀东自治政府民政厅做事去了。我们俩人过去相处较好，我去找他至少不会被出卖，但也没有完全把握，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的。下了火车，直奔伪民政厅。张崇福把我领到他家，第一句话就说：“你好大胆。”我说明来意，他说：“我不能同意你去看，我老婆孩子都在这里，不能冒这个风险，因为认识我的人太多了。”他叫我吃罢午饭就走，吃的是窝窝头，看起来他们生活很苦。对我这不速之客，从他的表情上看，他是很紧张，但他还是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
通县新建的飞机场，设在通县火车站通往县城的大道旁，周围圈有铁丝网，虽然一眼望不到尽头，但地面设施尽收眼底，当时机场尚无飞机停留。由于周围全是开阔地和大道，机场完全暴露，目标很大。我把调查情况绘制成简单草图上报。王冷斋对我安全归来并完成任务，表示欣慰，曾向省府请奖。他告诉我：“你不回来，我不敢离开办公室。”
日本千方百计图谋大井村的目的，意在切断从北平通往卢沟桥的交通要道，控制冀察政治军事中心——北平，实现华北特殊化的美梦，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使日方无法施其计。但日本侵略中国乃其既定国策，不会因大井村未得手而善罢甘休。因此日本在大井村问题上碰壁以后，便故伎重演，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向宛平驻军提出，演习时失踪日兵一人，要求进城搜索，想兵不血刃，垂手而得卢沟桥。但事实与日方估计完全相反。我第二十九军守城部队在旅长何基沣的严令指挥下，对日军的无理要求和侵略行动给予坚决回击。日方威胁失败，却点燃了我全国抗战的烈火，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丧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宛平县的工作人员从清晨就忙着“国大”代表选举。因为七日这天乃正式投票日期，监票人员都已分赴各区乡。根据河北省府的规定，投票处的票箱要原封不动地送至保定省府所在地，而且要求一律当天送到。我从早晨就同各区乡研究投票情况，票箱何时可以送出，何时能够送到。幸好在下午四时，各区乡镇的票箱都已送齐。为了当天送到保定省府，我同铁路局商量，请让五点三十分的南下客车在卢沟桥停一下，以便把十几个票箱送上车，不然就要运到长辛店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此事得到铁路局的同意，临时停车一分钟，让我们把票箱全部送上车，并派两人随车护送，至于为什么不叫我们在宛平县当众开票，我想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送走了客车，在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地。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刷刷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不想就在这天夜里，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当日我从城外回到县城，就听公务员小刘说：“城外演习的日军还没撤回丰台，并在构筑工事。”我就到驻军第二一九团第一营金振中营长处了解情况，当时中校团附苏桂青在座。苏对此不以为怪，因为这种情况已司空见惯。不过为了防备万一，我同警察局研究，天黑以前把东门关上，我忙了一天，晚饭都不想吃就睡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附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二一九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卢沟桥抗战开始就值得颂扬，值得骄傲。
日军进城不得，势成骑虎，于是把整个大队都从丰台调至宛平城外，列成攻城架势。一面由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北平市长秦德纯，威胁说，事态严重，若不同意进城搜索失踪日军，就要武力解决。秦德纯此时才找王冷斋询问情况。当时王冷斋不在宛平县，因为他身兼北平市政府参事及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每晚必到新闻检查所办公，所以平时只是上午到宛平县批阅公文，下午一般不到县。王家住北平南长街。王虽保定二期毕业，但风度潇洒，颇有文人气派。其夫人胡××乃名人马相伯之高足，能诗善画，尤善词令昆曲，每当茶余饭后，笛声绕梁，声达户外。当时新闻界称王的家庭为“极乐世界”。七日夜，王在家接到秦德纯电话，叫他立即到宛平现场调查“日军失踪”事件。
七日夜间零时前，王冷斋偕同日军参谋中岛由北平到达宛平。不论在北平还是在宛平城外，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日军旅团长河边、联队长牟田口等的谈判，均无任何进展。我方坚决保证城内并无失踪日兵，因为不仅守城部队和保安警察查遍户口，根本没有什么失踪日兵，而且从时间计算，按平时习惯，那个时间也不会准许单身日兵进城。但日军坚持要进城搜索，否则即要攻城；并限零时为期，如不开城即炮轰。此时我军业已做好充分准备，并抗议日军的无理要求。八日晨一时左右，日军开始攻城，枪炮齐发，专署县府大厅首当其冲，被炮弹轰塌。幸好工作人员事先撤至老百姓家中办公，王冷斋本人也于谈判决裂之后，驻到守军指挥所旁边，以便随时交换情况。
自从日军首先开枪开炮后，宛平与北平直通电线即被日军切断，宛平无法与第二十九军军部和北平市长秦德纯取得联系。在万分焦急的情况下，我得知宛平与丰台线路尚通，于是冒生命危险潜赴丰台，接通北平与宛平的联系。我在那里隐藏了三昼夜。至十日晨，由于我军八日在何基沣旅长亲自指挥下，收复了平汉铁路大桥和龙王庙，日军畏我全线出击，假惺惺提议谈判解决，我才奉命离开丰台，返回北平参加谈判。
我是八日拂晓前到达丰台的。由于我经常同日本宪兵队、日本警察署及日本驻军校级军官办理外交，面孔熟，所以不便在外走动。到达丰台后，立即找电话总机，他们听说我是为了传递卢沟桥战况而来，立即保证随叫随通。有人说：“把这两条线给他作专用线吧，以免走漏消息。”他们的热情给我极大的鼓舞。我也向他们保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后退，愿为抗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承他们告诉我，丰台商会的人已逃走，房子电话都是现成的，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丰台商会住下来，靠一把椅子，守候在电话旁。
我在丰台拿起电话打到宛平县，公务员小刘接电话，我叫他守在电话旁不要离开，把战况和专员向北平报告的事项及时告诉我，再由我转告北平。他从此就成了不怕死的义务接话员，昼夜守候在电话旁。专署、县府是敌人炮轰的目标，七七之夜，敌人第一炮就打中专署大厅，墙倒屋塌，有继续发生危险的可能。小刘对此毫不在乎，与总机话务员一样，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颗爱国抗日的红心。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这天，我传递的电话主要是时断时续的战况。日军的气焰很嚣张，在我们尚无作战准备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占据了永定河沿岸的龙王庙和平汉铁路桥。这就意味着我宛平城防守军可能腹背受敌。因为日军通过铁路桥，随时可以踏上永定河西岸，迂回至卢沟桥，堵住宛平守城部队的退路，一面分兵进犯长辛店，良乡、涿县一带是平川，无险可守，则大河以北危矣！北平将成为一座死城，我军亦会陷入包围。所以平汉铁路桥和龙王庙在军事上关系极大。但八日这一天日军未向永定河西岸运动，主要是他们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少数日军又怕被我消灭在河滩的开阔地上。这就给我们极为有利的时机。我军于八日黄昏时组成大刀突击队，在何基沣的亲自指挥下，一举夺回平汉铁路桥和龙王庙，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县城侧后的威胁。当小刘告诉我这一喜讯后，我悬挂了整整一天的心才安定下来，马上向北平电告。秦德纯和张樾亭叫我转告前方官兵，表示祝贺和慰问。据小刘说何旅长八日黎明前就到了宛平，挑选突击队，并把第二一七团调到永定河西岸作预备队，警备河防。入夜，第二一九团的突击队手持大刀短枪，在河西岸集结待命。城里的人没有听见枪响，就听说收复了平汉铁路大桥和龙王庙。原来，我突击队是用大刀砍退了日本鬼子，所以听不到枪声。倒是在宛平城上，为了掩护夺回铁路桥，我军的机枪齐鸣，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收到很好的效果。照我的想法，我军在夺取铁路桥以后，继续追击，直捣丰台日本军营，一举歼灭敌人，岂不更能大快人心！但秦德纯却说，正与日方交涉，希望事态不再继续扩大。这与清末中法战役，我明明打了胜仗，却向法国割地赔款差不多。我们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消灭日本侵略军将近一个中队，明明是打了胜仗，却说“事态不要扩大”，这岂不是颠倒是非？事实上，秦德纯等一心只想局部解决，以保全苟安局面而已。
我军夺回龙王庙和铁路桥以后，日军确实担心我军全面出击。九日拂晓前，我接到北平电话说：“松井特务机关长表示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但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两条是第二十九军部队撤出宛平城到卢沟桥迤西，城防由保安队（石友三部冀北保安队）三百名接替（等于两个连）。此项条件冀察当局业已接受，并称，上午保安队即可到达，等候换防后叫王冷斋和我到北平开会。秦德纯在电话里说，如此解决是给日本人保留一点面子，找个台阶下；对我们也无损大局。叫我通知王冷斋和吉星文团长，做好交接准备。我当即提醒秦说，八、九两日丰台车站不断有日军到达，运输很是紧张，不像停战不打的样子，而且来的日军听说都是关东军。秦德纯说：“日本军部的命令可能还没下达，我们先执行。”实际是我们片面执行了日方条件，而日本则利用我方软弱可欺，为大规模的侵略行动进行了充分准备。
九日这一天，我传达电话最多。因保安队不能如时到达宛平，王冷斋不断追问原因，北平也来电询问保安队已否到达接防，结果前后方均得不到准确消息。后经北平多次派联络参谋出西直门至卢沟桥方向侦察，方查明是日军故意刁难，重重阻挡，不让冀北保安队开进县城。从上午拖至下午，将近黄昏才有五十名保安队进城，其余又无消息。王冷斋叫我继续查问原因。张樾亭说日军不准携带重机关枪进城，为了把重机关枪送回冀北保安队，所以抽调一部分兵力。至夜晚，真正进城接防的保安队不足二百人，而且一天走短短三十里的路程，根本没有想到需要行军烧饭，中午饭是由北平营房用汽车送的，晚饭未曾准备。因此这二百人到达宛平，虽已深夜，尚未吃饭。保安队孙大队长说因战线太长，二百人无法接防。我电话请示如何处理。秦德纯示意叫吉团长按原定计划交接，不致影响防务。我如实传达完毕。但王冷斋叫我急电秦市长，据侦察，日军确实并未如约撤退，而且有调整部署、向前推进的姿态。秦德纯说：“双方正在研究善后，果真他们背信毁约，明天正好在会上向日方提出质问。”叫我转告吉团长加强城防守备任务。果然不出所料，半夜，正当保安队吃饭之际，日军突然攻城，幸第二一九团尚未撤离，把敌人打退。这说明敌人是想利用保安队兵力单薄夺取宛平，因此白天玩了许多花招，如限制重机关枪进城，减少保安队人数等，都是他们的阴谋诡计。
十日晨，我化装从丰台回到北平，王冷斋也和中岛（七日夜仗打起来以后，王冷斋把他扣留在县城）从卢沟桥回到北平。九点多钟在秦德纯家开会。日方出席人员仅仅是冀察政委会顾问樱井等五人，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松井、今井等均未出席，一看便知日方对这个会是不重视的。
会上，日方公然要我方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还要我方向日方赔礼道歉。何基沣听了勃然大怒，指斥樱井：“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就把小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再不敢开口。冯治安听罢很得意。我接着补充说：“丰台车站最近两天不断有关东军进出，如果愿意和谈，为什么继续把兵员装备武器运至丰台？你们是否有和谈诚意？”王冷斋也指出日方不守信义，多次反复，短短三天就出现许多不值得信赖的事例，质问日方是否有和谈诚意。
这个会是日方提议召开的，结果日方代表竟在会议休息时先后溜出大门，不知去向。何基沣旅长说：“对付他们只有像夺铁路桥和龙王庙战役那样，狠狠地揍他们，叫他们知道厉害才行，谈判必然是吃亏上当！”
正当我们寻找日方谈判代表时，卢沟桥方向枪声又起。事实证明，日本人的“和谈”只是缓兵之计，而我方则以和谈为目的，所以最后弄得一塌糊涂。
十日下午，我拜别卧病在床的老母，随王冷斋经门头沟绕道至长辛店。王因在宛平昼夜辛劳，加上在县府被炮击时受惊，神经过度紧张，患严重失眠症。他在长辛店稍事停留，把专署、县府人事安排后即返回北平，住进协和医院治病。行前宛平城内仍有许多工作待理，如警察局看守所还有在押犯；第二科的田赋名册以及各科室的档案等还需管理；特别是军事需要、人民生活、接待慰劳团体等事，都很繁重，必须有人负责主持。当时我年富力强，愿为抗战尽力，王冷斋即以专员身份命我暂代宛平县长，全权处理一切战时应急事宜。临行，第四科张科长坚决和我同行。他说：“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担惊受怕，我给你助助胆也是好的。”我欢迎他一道上前线，因为能有一位本地人在一起是必要的。在共患难的时刻，我感觉张科长是一位忠厚的长者。
我们到县城第一件事是访问不愿撤离的居民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现居民生活困难，没有经济来源；由于城门禁闭，不少家庭无煤无柴；商业完全停顿，必须迅速解决居民的生活问题。我把这些情况呈报北平市府秘书长周履安，得到的答复是调拨小米三千斤，现金两千元，作为宛平县城居民的赈粮赈款。赈粮很快经门头沟长辛店送至宛平西门。我和张科长商议决定，立即发给居民。第二天下午在西门内发放赈粮，每人五斤小米。正当我和张科长及部分警察在西门内马路旁称粮放赈时，城外日军突然开炮，六七发迫击炮弹相继落在发放赈粮的人群周围，幸好均未爆炸，否则将无一幸免。吉星文团长在团部门前大喊：“赶快散开！隐蔽！”叫我和张科长到事先挖好的掩体内躲避。我们顾不得粮食口袋还在路旁，就一头钻进掩体。不想刚刚钻进掩体，掩体就被炮弹击中，土木结构盖顶被震塌，泥土木料把我和张科长埋起来。幸亏警察冒着炮火把我们刨出来，否则将闷死在洞里。事后，吉星文告诉我，敌人炮兵有曲射镜，虽有城墙阻隔，但他们能够看到城内领粮人群的活动。幸好炮弹未爆炸，不然伤亡是严重的。但为什么六七发炮弹在我们跟前未炸，而后来的炮弹颗颗都炸？原因始终没有搞清。
我在宛平县城，曾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劳团体，有来自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的各抗日团体和各大学学生自治会，他们带来大量慰问信、纪念品，并给部队抗日英雄照相留念。仅西瓜一项就堆积成山，可以想见全国人民对抗日官兵的关怀。何基沣对部队一视同仁，除第一线第二一九团分到西瓜、慰问信和慰问纪念物品外，在第二线的第二一七团、第二一八团也基本人手一份。这对作战部队和县城居民鼓舞很大，觉得卢沟桥战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里与全国各地是息息相通的。全国人民的支持，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振奋了民心。
在卢沟桥抗战过程中，多次到战地采访的有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王文彬，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耿坚白，北平《实报》记者童××，《北京晚报》记者松亚农等。萨空了从上海打来慰问电，寄来慰问款。记者们到达宛平前线，除了登上城墙观察日军阵地外，还从西门出城绕到东门的东南角，观察日军的活动情况。因陆诒戴的是大檐凉帽，目标过大，被日军发现，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打得东南角城墙弹痕累累。经我城上守军以重机枪还击，我们才沿城墙边沿匍匐行进，返回西门，幸无一人伤亡。
每次有大型慰劳团来或有记者到战地采访，何基沣旅长如在前线，总是亲自接待，表示欢迎，并介绍战况，使慰劳团和记者满意而去。
我在卢沟桥与第二十九军抗日官兵相处将近三周。撤退前三天，吉星文要我征集至少三套的骡马车三十辆。我从宛平南乡的庞各庄良乡等平原地区征到三十多辆，在长辛店集中待命。原定七月三十日晨向部队点交，不料宛平守城部队竟于二十九日夜从卢沟桥悄悄撤退至保定。第二天清晨，当我起来得知宛平已无守军，又看到南苑、落垡、黄村等地第二十九军纷纷向保定转进，才急令所有大车立即各回原来县区，可是为时已晚。大约上午九时许，大车行至长辛店西公主坟一带，被日军四架重型轰炸机轰炸和低空扫射，损失惨重。我和县府科员刘儒卿躲在梨树林中，幸免于难。由于骡马被敌机的低空飞行所惊，无法控制，因此目标完全暴露。骡马拖着大车跑下公路，互相冲撞，陷于农田之中，车把式都去躲避敌机，三十多辆马车一百多匹牲口全部损失。
当日军飞机在公主坟轰炸时，我和刘儒卿各牵一匹马在手，在刺耳的炸弹的呼啸声中，两马安稳不动，堪称幸运。
后来弄清楚了情况，才知道昨夜南苑被日军突然袭击，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等壮烈牺牲，南苑不幸失守。宋哲元和平津军政人员均已于二十九日夜间绕道门头沟到达保定。这就是说局势突变，第二十九军已放弃了冀察军政中心的北平了。我和刘原来还想去北平取出赈款两千元，发给城内居民，现在也只好作罢。我眼望北平方向，遥祝老母健康长寿，掉转马头回到县府，取出专署关防、县府铜印等，与城区居民和长辛店镇居民挥泪告别。相处七个月，不胜依依惜别。过了良乡，就大雨滂沱，公路积水盈尺，分不清河流与水塘，多次人马掉入河中，幸亏刘儒卿经验丰富，救我出险，我深为感激。从卢沟桥至保定，走了三天三夜，到达保定后即至河北省府交还关防、印信。得知王冷斋在保定住得胜店，宋哲元住曹家花园。我们找到王冷斋，向他汇报宛平临行情况，他对我们倍加安慰，并问我们想干什么工作。刘儒卿对第二十九军抛弃我们悄悄撤退，非常气愤。我也提到各县区的大车在公主坟损失惨重，如果吉星文头天把消息告诉我们，群众不致遭受这样的损失。刘儒卿表示坚决不干了，愿回山东原籍。王冷斋发给他二百元路费，休息两天，即回周村老家。县府公务员小刘也在保定，他坚持要回宛平看看，我托他把两匹马带回去交给刘大爷。王冷斋介绍我到第二十九军宣传处任中校处员，宣传处处长是高树勋的亲戚，因旧习太重，我感觉受拘束，不到一个月又随王冷斋到济南、开封、西安组建第一集团军办事处。在济南因病住在齐鲁医院，我亲眼看到石友三在医院干出有失身份的事，我不等病愈就出院了。
如果不是遇到了转移部队告诉我们第二十九军撤退的实情，我和刘儒卿去北平等于自投虎口。因此刘曾怪我把生命当儿戏，我对此无言答对。因为整个北平周围的战斗打得糊里糊涂，令人费解。但七七事变的教训，则永远值得记取！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七辑，
收入本书时，从标题到内容都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