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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纯
日本军阀于民国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夜，借口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之一中队，在整队回防时，突被驻卢沟桥二十九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指被二十九军官兵劫持进入卢沟桥城
，要求率队入城检查。经我方峻拒后，至翌日拂晓前，日方调集其丰台驻军，向我卢沟桥城进犯；我方为维护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遂奋起应战，掀起中日全面战争之序幕。
此一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争，表面上虽导源于一偶发事件，实质上，日人早已处心积虑，进行侵略阴谋。溯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接受西方科学文明，革新内政，发展工业，军事装备趋于现代化，国势蒸蒸日上。嗣经日俄、中日两次战争胜利，日本武人，骄纵跋扈，不可一世，遂积极向外扩张。其侵略目标，一为北进占据满蒙，以阻遏苏俄之东进与南下；一为南进征服中国以驱除欧美势力于中国及亚洲之外，完成亚洲为亚洲人之亚洲，实际上即为日本人之亚洲，借以称霸世界。但无论日本之北进或南进，均以进占满蒙及中国大陆为第一步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动开始，侵占我东北辽、吉、黑三省。民国二十一年进据热河省，民国二十二年春，又挥兵南下，进窥我长城沿线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各要隘。在以上各地激战近三月，经谈判于是年五月三十日，中日双方签订所谓《塘沽协定》。此时我平津及华北察、绥、晋、冀、鲁各省已陷于岌岌可危之势。
民国二十四年夏秋之交，我奉蒋委员长自庐山来电嘱令前往，遵即遄赴庐山，报告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当时奉蒋委员长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
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旋即返报宋将军，缜密进行，之后与日方表面上之酬酢往还，较前增多。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相，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相，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经过一年余之艰苦折冲，我中央正在完成统一，充实国防，本着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轻言放弃和平之旨，尽量虚与委蛇。因将北平军事委员分会撤销，何应钦将军调回南京，并将中央之黄杰、关麟征两师调离平津，另调驻察哈尔境。宋哲元将军移防平津，并任命宋将军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绥靖主任。日方又肆其挑拨离间之手段，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以分化我中央与地方之团结，希望不费一兵一卒，造成华北特殊化之地位，使在形式上虽隶属中央，而实际则完全受日方之操纵指使。迭经交涉，其和平侵占之狡计迄未得逞。其不得不以武力侵占之企图，已箭在弦上，待机发动。
在七七事变前约两年的时间内，宋哲元将军以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绥靖主任，所有冀察两省平津两市之政务及驻军统归宋将军节制指挥。当时因军政关系密切，所以行政长官多由军事首长兼任，如河北省政府主席由冯师长治安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由刘汝明师长兼任；天津市长曾一度由萧振瀛担任，后由张自忠师长兼任；北平市长由我兼任，时我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事变前由于日阀之蛮横压迫，无理干预，我政府以正在积极准备国防，不愿过早惹起大战，因将中央部队黄杰、关麟征两师由华北南调，防务完全交由二十九军负责，以二十九军一个军之力量分布于二省二市，又处于国防最前线，兵力颇感单薄。当时该军共有四个师，其分布情形：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分布在天津、大沽、沧县、廊坊一带；刘汝明的第一四三师分布在张家口、张北县、怀来县、涿鹿县及蔚县一带；赵登禹的第一三二师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大名、河间一带。
丰台密迩北平，为交通枢纽，驻有我冯师混成部队一营。日军亦基于《辛丑条约》之规定，在该处驻一大队。曾于民国二十五年秋冬之交某日，我军因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马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致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迭经交涉，终以误会了事。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淳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绝不赞成你离开北平。”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二月二十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应付了四个多月。
自宋将军二月底离平之后，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两次。如日本之外交官、武官、特务机关人员，是谈外交的；新闻记者、贵族院议员及退役大将等，是来采访消息或考察华北形势的。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同时日方更利用离间分化手段，将二十九军分为抗日的中央派及和日的地方派。认为我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千方百计地攻讦诋毁、恐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而日方收买之汉奸，且专伺察我的言论行动及我方军事部署作为处置依据。当此内奸外敌交相煎迫之下，我只有谨慎沉着，以静制动，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俾日人有所借口，致陷交涉之困难。当即电陈中央请示机宜，旋奉复示，大意要在不丧权不辱国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当即遵照此原则相与周旋。到五、六月间已达极度紧张阶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当事变当日下午，我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诸先生约二十余人。经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夜十时许散会后，不到两小时，象征我全民抗战的七七事变，于十一时四十分即在卢沟桥开始爆发。
七七之夜，约在十一时四十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唯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夜晚两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我即将此经过，以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之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官长侦探丰台方面的敌人动态。到凌晨三时半，接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我当即又向吉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并以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八日拂晓约五点，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经我吉团长与王冷斋专员（行政督察专员）拒绝。日方武力威胁之伎俩已穷，即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事前我曾告知吉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离内（三百至四百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在八日对战时，卢沟桥铁桥上原驻我步兵一连防守，双方争夺铁桥，备极惨烈。曾被日军将铁桥南端占领，我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彼此对峙至九日拂晓前，我方由长辛店调遣部队，协同我桥北端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予以夹击。是夜，细雨纷飞，敌人正疏戒备，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该敌悉数歼灭。当其被大刀队砍杀时，他们有的卑躬屈节，跪地求饶，所谓皇军威严，已扫地无余。
经过八、九两日的战事，双方均增援部队，战事逐渐扩大。到十日上午，日方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派员向我洽商，认为事出误会，希望停战会商。结果为：（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视察团监视双方撤兵情形
。日方并要求我以保安部队接替吉团防务。于是我们又增加保安队一团至卢沟桥城内。当时视察日方撤兵情形，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撤至预备队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我的答复：“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驻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七月十六日，宋将军由鲁返平
，主持大计。最初仍拟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但日军大部队已陆续由东北调至天津，势极嚣张，和平解决已不可能。此时，奉中央电令：“应乘机围攻东交民巷日大使馆，以消灭其发号施令台。”几经考虑，认为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林立，大举进攻，势将玉石俱焚。且东交民巷防御工事坚固，日军武器已较精良，战事旷日持久，恐将陷北平于紊乱，因之决定进攻丰台。
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我派步兵一旅，附炮兵一营，向丰台进攻。上午，战事极为顺利。至午刻，我已占领丰台大部，顽敌仅据守丰台东南端一隅，誓死抵抗。午后四时，日方忽由天津调来大部援军，参加反攻，以致功败垂成。
七月二十六日，又与日军在廊坊车站激战，双方伤亡均重。
七月二十八日拂晓，日军调集陆空优势兵力，约计步兵三联队、炮兵一联队、飞机三十余架，向南苑进攻。激战至下午四时，我军伤亡惨重，佟副军长麟阁、赵师长登禹均壮烈殉职；尤堪痛心的是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学生，亦参加战斗，伤亡不少。
是日下午，宋将军、张自忠师长及我等，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忽郑大章师长（骑兵师）服装不整仓皇来报：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我官兵伤亡特重，他所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退往固安，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我见郑师长态度惊惶，礼貌欠周，就说：“彩庭兄（郑号彩庭），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形，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郑亦欣然接受。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我负责指挥。（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我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七月二十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到长辛店时，围攻卢沟桥之敌炮兵，集中向长辛店车站射击。我们到洋旗外面登火车赴保定。从此伟大的抗日战争，遂全面展开。
宋将军至保定后，奉中央电令，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着将所部开赴津浦铁路北段沧县、青县一带，阻敌南下。此时平汉铁路北段保定及其以北地区涿州、良乡一带，已由孙连仲将军所部防守。宋将军即派我同石敬亭将军赴南京报告经过。抵京后，石至监察院列席会议，有一部分委员对宋将军失守名城，深致不满，认为应予从重惩处，空气颇为紧张。当经蒋委员长说明：宋将军在平津支持危局，任劳任怨，得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使中央有两年时间准备国防，这是宋将军对国家的贡献；否则，华北在两年前已非我政府所有。一场风波始烟消云散。蒋公又令我转达宋将军，应特别努力作战，因此次战役，并非一城一地之得失，胜负亦非短暂时间所能决定，务望艰苦支撑，历久不懈，方是制胜要诀。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