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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守义
自长城抗战结束，《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军和党政人员即由平津冀察等地撤走。日本在平津的驻屯军随派一个混成营，包括步兵四连，骑兵约一排，山炮兵约一连，进占丰台车站的东端，扼住平汉、平津两线；并组织汉奸白坚武等骚扰平津，有时还炮击北平。平津一带，人心惶惶。
一九三五年九月下旬，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原驻张家口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移驻北平附近，担任保卫工作。第三十七师师部驻西苑。我此时任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第二二〇团团长，驻西苑。同年九、十月间，宋哲元到北平就卫戍总司令职。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派何基沣旅之吉星文团驻宛平县城，负责保卫其周围地区；嗣又令我团抽出一营派往丰台，保卫丰台车站，维护南北交通。我即派第二营营长张华亭率领部队开驻丰台车站，以车站为中心，部署防卫，并建要点工事。
日军派驻丰台之混成营驻在丰台车站东侧，与我军相去约四百米，最初情势尚属平静。及北平卫戍总司令撤销，宋哲元以第二十九军军长改任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成立四个保安旅，日人推荐石友三为河北省保安司令，宋不得已委石为冀北保安司令，让他指挥训练两个保安旅。冀北保安司令部及其指挥训练的一个旅，均驻平北约二十里的清河镇迤西的楼式营房。日军利用北宁路陆续调集一旅以上的关东军驻守平津一带。
一九三六年夏秋，丰台情况逐渐紧张，日军驻丰台之混成营不时对我驻丰台车站之张华亭营挑衅。日军士兵始则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到丰台车站闲逛，遇我士兵较少时，他们就向我士兵摩肩撞臂，拳打脚踢，我士兵气急还手，便造成斗殴事件。我张营长通知日军营长必须制止日军士兵这种挑衅行为。孰知他不惟不加制止，反而变本加厉，在演习时向我步哨线作冲锋态势，进而进入我步哨线百米以内。他们见我士兵严守阵地，屹然不动，始渐撤回。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日军全营出动演习，其散兵线冲入我步哨线，其翼侧有数骑亦侵入我步哨线。我步哨长和哨兵加以拦阻，几乎动武，日军无理，终于撤回。日军营长通知我张营长说，他们的军马跑到我们队伍来了，应速送回，否则即以武力相对。张营长查无此事，向我报告。我告诉他说：“丰台是我神圣国土，车站是交通要点，保卫国土是我们的天职，维护交通亦责无旁贷。日军胆敢进犯，坚决回击，务必固守阵地，寸步不让。”张营长即通告日营长说，无日军马跑来，并指出这是日方故造借口，无事生非。日驻屯军司令部要求我驻丰台之部队撤走，我军严词拒绝。日军扬言要驱逐我驻丰台部队。我再到丰台车站向张营官兵重申：“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敌如来犯，我即反击。”遂下令速就各连驻地，做好据点工事，严阵以待。是年十月，日混成营向我张营猛攻，先以猛烈炮火破坏我工事，制压我守兵。继之，拼命进逼，我军浴血应战，杀声震天，战事异常激烈。冯治安师长令我率我团第一、第三两营速到丰台策应张营作战。我以跑步赶到丰台，即以第一营之两连（另两连为预备队）向敌左翼包抄，以第三营向敌右翼包围攻击。敌军见形势于己不利，逐步撤回原防，我因战事终止，亦退回西苑。闻驻平日军司令要求我军撤离丰台，并向其道歉。宋哲元鉴于双方既均停止战斗，不愿事态扩大，为缓和当时形势，便在北平东城外交大楼（当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宴请日方在北平的旅长团长和驻丰台的混成营长。我方参加的有师长冯治安和我等人。在就餐前，日本旅团长中有一人跟我说：“丰台冲突事出误会，不过你们不应该开枪反击。”我回答说：“我们驻丰台的部队守土有责，你们部队全面展开，步炮联合向我军猛攻，我军为了自卫和护站，予以还击是正义的。”对方说：“我们都是朋友，以后不要再起冲突了。”我对他说：“日人来到我国，应该遵守国际公法，不应该到处驻兵，自由行动，无事生非。如果日军再来侵犯，我军必将猛烈还击，绝不退让寸步。”话说到此，宋哲元起立让席就餐。餐毕，我即回西苑团部，没参加宋等与日军旅团长的会谈。事后闻日军要求将第三十七师驻丰台的一个营调回，易以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部一个营。宋哲元答应了日军的要求，即派冀北保安旅陈光然团的一个营到丰台接防，而把第三十七师张营调回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