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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的片段回忆

陶峙岳

北伐战争的先声

辛亥革命以后,直到北伐战争前夕,湖南处在南北纷争的夹缝之中,是以当权者多依违于南北两大壁垒之间。而广东政府鞭长莫及,以致湖南长期处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之下。湖南省长赵恒惕虽标榜联省自治,实际上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借以巩固其地方割据地位。

一九二三年秋,赵恒惕再次驱逐谭延闿之后,雄踞一方,踌躇满志。他将湖南各军整编为四十师,以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唐生智分任第一、二、三、四师师长。到一九二五年,湘西之刘叙彝部也被迫编并到第一师为一个团。我当时是刘叙彝部营长,与贺耀组有同学同乡之谊,虽省方坚决反对,我仍得任第一师团长。那时,代理刘叙彝掌握军队的是其参谋长毛炳文,部队编并时,毛炳文就赴广西投李宗仁、白崇禧去了。

赴恒惕所部将领,虽然各得其所,但同床异梦,各有打算。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兼领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雄踞湘南。其部队武器之精良及兵员之众为各师之冠。唐素有野心,志在一省,未料干戈一动,竟成为北伐战争的先声,唐生智也成为北伐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唐生智突然在衡阳起兵驱逐赵恒惕。赵猝不及防,仓皇出走上海。唐军遂于三月中旬占领长沙,旋克岳州,乃代理湖南省长。

唐生智的行动,触犯了吴佩孚的利益。他不甘失去湖南地盘,乃挥军南指,并与叶开鑫等部配合反击唐军。吴部为北军劲旅,一经接战,唐军败北,岳州、长沙先后失守,衡阳老巢也处在吴军兵锋之下,形势危急。幸得广东军队来援,才得稳住阵脚。

由于唐生智这次起兵驱赵和吴佩孚的出兵干涉,使广东政府决定乘机联合唐生智进行北伐。个中曲折事后虽传说纷纭,但非当事人,是无从知悉其实情的。所以当时我对唐生智忽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复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这个突然事件,因无思想准备而感到茫然。当时贺耀组师正驻石门、澧县一带。当吴、赵军反击唐军时,贺之第一师也参与对唐军之攻击,但无激烈战斗。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复长沙,吴军溃退,全国为之震动。国民革命的风声所播,势不可当。各方人物不管其目的如何,纷纷附义。贺耀组也是一个颇有才干和抱负的人物,长期处在湖南军阀纷争中,正感非常苦闷。他看到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长期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势力一朝溃败,感到十分高兴。当他准备附义而征询旅团长意见时,获得大家的赞同。我亦更为高兴,因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再兴北伐之师,委任驻郴县的湖南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为讨贼军第一路司令。我当时任陈部营长。陈派我营为先遣部队,由郴县经安江、茶陵向江西出击。我营到达莲花,方与江西之北军接触,忽奉命回师。原来是因广东陈炯明叛变,北伐被迫中止。抚今追昔,感到能再次投身北伐,勒马幽燕,正如我夙愿也。

当南北两军激战湘北,直捣武汉三镇时,贺师受国民革命军总部命令,将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仍任师长。当时,毛炳文也早随桂军回到湖南,对贺耀组之附义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贺师改编,毛出任第三旅旅长,我仍任该旅团长。湘西之杨永清和刘某某(据贺执圭说是刘晴初)同任旅长。

一旦投身革命,军中空气大变,绝大多数官兵对这种新鲜事情感到兴奋。但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军官,他们以为北伐是要大打了,太平官当不成,纷纷要求辞职。我团有的营长不辞而去,有的托词告假。我以为武官而怕死,留之反将误事,因之对于求去的绝不强留。

当时与独立第二师同驻石门、澧县一带的,还有贺龙将军的部队。两支部队同时在石门誓师北伐,两位贺将军都在誓师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贺龙将军的讲话,简短而明确,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坚强意志。他的讲话给官兵以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对此,我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马回岭与九江之战

一九二六年的深秋时节,贺龙部向武汉出动,独立第二师则循湘鄂边境进入江西。部队由于有了明确的革命目标,精神面貌一改旧观,士气极为旺盛,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官兵都系一条三色领巾,象征信仰三民主义。行军途中,官兵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歌声此起彼落,激荡山野。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若狂,箪食壶浆以迎者不少。目睹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我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往日颓废之情为之一振。当时,且天真地以为中国前途从此无限光明了。

我师进入江西时,正是北伐军与孙传芳部为争夺南昌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第六军程潜部虽一度以偏师轻取南昌,但孤军无援,陷于敌军重围,又不得不弃城而走。蒋介石总司令督师城下,再度强攻不能克,而官兵牺牲甚大。独立第二师东调来援,于十月到达赣西北之武宁。正逢重新部署对江西之敌的作战计划,我师配属左翼军战斗序列,归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指挥。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部队,有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鲁涤平、程潜、刘峙等各部共十几个师。而孙传芳所属各部,实力仍很雄厚。但敌军因北洋系军队在湘北及武汉的惨败,各地复有率部归附革命军者,所以他们士气不振,军心涣散,实际上外强而中干。我军数量和武器装备虽不及敌军,但我军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士气极旺,虽弱实强。我们对于战争的胜利是有信心的。

十一月一日,独立第二师与友军张发奎部一个师,按既定部署,向南浔路之敌攻击前进,主攻点是马回岭。马回岭之得失,关系江西整个战局。因此,敌人在那里凭险构筑了强固工事,驻有重兵把守,以逸待劳。而我军必须攻占马回岭,以截断南浔路通道,绝南昌外援,并打开攻略九江的外围门户。我们担负的战略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敌我接触后,战斗非常激烈,反复冲杀至第三日晨,复得友军增援,全线猛攻,敌渐感不支,且战且向九江方面退走。

我军攻占马回岭后,南昌之敌就孤立了。这是江西战役的一个重大胜利。张发奎部留在马回岭待命,独立第二师则乘胜向九江方向追击前进。敌军扼守九江外围之赛湖桥,原不利于强攻。而我师某部指挥官急于图功,再度强攻不能克,官兵牺牲颇多。幸某旅团长龚宪,见敌我相持不下,乃自告奋勇,率部绕道奇袭九江。奇袭成功,敌后院起火,不攻自溃。停泊在九江江面的孙传芳司令舰也仓皇遁走。我军在攻克马回岭和九江的战斗中,俘虏数千人,缴获武器装备甚多。

克复九江之后,江西之敌闻风丧胆。不久,南昌亦为我有,各地残敌全部被歼。全军分别在各地休整,独立第二师则留九江。

独二师在九江休整时期,以蒋介石总司令为首的高级将领们,频繁地在南昌商讨继续东征的战略。其细节当然不是我们中下级军官所能得悉的。进军的部署既定,贺耀组兼任蒋介石的中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名曰纵队,实际仍只有一个独立第二师。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军向南京攻击前进。我师直捣芜湖。陌镇一战,我团极为奋勇,一举击溃守敌。逼近芜湖时,安徽省长陈调元已反正,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于是,安徽全境乃传檄而定。此时,浙江亦早入我手,军威所播,各方纷纷响应归顺。上海、南京之守敌,已如惊弓之鸟,不敢恋战,仓皇渡江北窜。我军遂于三月下旬占领南京。

在南京,独立第二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贺耀组军长兼任南京卫戍司令,我升任第三师副师长。同时,经贺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

入南京后,我因体弱和经年劳累,以致身患重病。贺耀组旋即率师渡江继续北伐,我则留在南京,一度代理他的卫戍司令职务。此时,部队军官多恃功骄纵,大肆赌博,纪律大不如前,令人殊感头痛。

龙潭战役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正当宁汉分裂相持不下之际,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张宗昌等部合流,乘机向国民革命军反攻,合肥告急,守军马祥斌部死守待援。攻占浦口之敌,也不时隔江炮击南京。为解合肥之围,消除江北敌军威胁,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继续北伐。

北伐军分为三路,以何应钦、蒋中正(白崇禧代)、李宗仁分任三路大军的总指挥。贺耀组的第四十军加入第二路军战斗序列,由白崇禧率领渡江北伐。我因病未随军行动。五月上旬,我各路大军先后在各地渡江。江北敌人纠集的许琨、张敬尧等部仓皇迎战,但一触即溃,我军捷报频传。六月初,攻克徐州,三路大军已会师陇海线,势可乘胜直捣津京。中旬,冯玉祥来会蒋介石于徐州,即所谓徐州会议。蒋冯会商之后,蒋介石决定乘胜追击,攻略济南。

六月下旬,各路大军分途并进,所向披靡,战事极为顺利,眼看山东指日可定。但此时武汉方面反蒋的声浪更高,已发起东征,几个军向长江下游移动,大有进窥南京之势,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挽回其走狗的败局,也派兵侵入山东,阻挠北伐军事行动。北伐军处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中途变计,把绝大部分北伐部队回师南京,仅留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守徐州。

由于北伐中途受挫,孙传芳、张宗昌等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乃重新集结部队进行反扑。七月下旬,徐州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王天培以孤军无援,不得不弃城而走,徐州再度陷落。蒋介石或许是为了顾全面子,复率数军反攻徐州。初或以为孙张残部不堪一击,但这次却遭到敌军顽强抵抗,蒋介石最后惨败而回,为北伐以来最大的挫折。蒋介石不自责其指挥失误,而迁怒于徐州守将王天培,将其枪决以泄愤。

孙传芳、张宗昌等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气焰复张。他们复集结重兵南犯,号称十万之众。时为八月中旬,蒋介石已被迫宣布下野,南京方面的军政事务,均由何应钦主持。此时,对北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由龙潭、栖霞山强渡长江,与我守军发生激烈战斗,栖霞山反复易手,胜负殊难逆料。南京各机关团体纷纷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真正是一夕数惊。

栖霞山方面经反复争夺,幸能稳定下来。最后争夺的焦点,在龙潭附近一带。孙传芳亲自督阵,倾巢来犯,破釜沉舟,势在必得。我军也处在生死关头,如果失败,将难以复振。所以龙潭战役打得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极大。经过四五天激烈的战斗,终于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孙传芳仅以身免,我当时仍在病中,第四十军也未投入这场战斗。但闻龙潭之役所以取得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李宗仁、白崇禧等之指挥有方。余非亲历其境,未知确否。

济南惨案

龙潭战役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南京方面复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在进行西征的同时,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旬,又组织第二次北伐,何应钦主持其事。当时,我升任第四十军第三师师长,参与了这次新的进军。孙传芳新败之后,虽与张宗昌等集结重兵二十万,企图死守徐州,无如形势不利,士气不振,经不起各路北伐军的奋勇攻击,一经接触,无不望风披靡。不旬日之间,徐州外围争夺战即告结束,各路北伐军对徐州形成合围态势。孙传芳、张宗昌据城顽抗,终经不起北伐军势不可当的攻击,员兵遭到惨重的损失,他们最后率残部仓皇遁逃。北伐军再度克复徐州,军威大振。

一九二八年春,西征军经武汉进入湖南,唐生智集团全部瓦解。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国军队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何应钦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准备继续完成北伐大计。蒋介石东山再起,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旬,蒋介石亲临徐州主持军事会议,商讨部署继续北进的军事方略。当时,贺耀组以第四十军军长兼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我军的战略目标是攻取济南。

我军当面之敌,多为孙传芳、张宗昌的残部,虽欲负隅顽抗,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我军节节胜利,第三军团于四月下旬进入黄河南岸地区。我第三师昼夜兼程,轻装追击前进,沿途很少遇到抵抗,部队于四月三十日夜间即达济南附近。

如前所述,当北伐军第一次渡江北伐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即曾出兵山东,妄图阻挠我北伐军前进,以挽救其走狗于垂危。这次我军再度北上,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打击敌军,使孙传芳、张宗昌等已丧失了抵抗能力。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甘其走狗的失败,迫不及待地公然派斋藤旅团等部队星夜急进,于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济南。这些外国侵略者侵入济南后,即在市区各要道堆集沙包,设置路障,划分守备区,准备向我军挑衅。

我第三师与部分友军于五月一日进入济南。日本侵略军福田师团长也率其主力部队于二日赶到。同时,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也已进驻济南的旧督军署。中、日两军杂处济南,这是多么危险的形势。由于日军的欺骗宣传,或许也是将领们警惕性不高,一时竟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急。事后回想起来,可痛复可笑也。

五月三日上午,震惊世界的“五三”惨案突然发生了。日军突然对我入城部队发动袭击。我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校膺违背我的命令进驻商埠,与日军驻地相距甚近,故首当其冲。当时,部队各级军官多到澡堂去洗澡,或往市场街头闲逛,以致事起仓促,部队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状态。第二营非死即伤,他部亦损失甚重。团长王校膺于当日畏罪潜逃,另一团长查端生也在混乱中战死。

事变发生后,我率第三师主力和友军方振武部奋力反击。当我军以强大火力把敌人的气焰压制下去时,令人不解的事情发生了。总司令部不是激励我们,而是派人来命令我们停火,不准向日军射击。旋复命令各军进驻商埠的部队全部撤出,以避敌锋。

日军发动武装挑衅时,对我军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死伤枕藉。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十七人也惨遭毒手。蒋介石被日军吓破了胆,不敢继续北进,下令全军南撤。听说后来经各将领力陈利弊,才改变计划,将一部分部队南撤徐州,以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等军团避开济南,分别渡过黄河,向德州方面攻击前进。敌军残部无力再作坚强抵抗,不数日即攻下德州,旋会攻沧州,克之。此时,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集团军已逼近津、京,我军遂留沧州待命。

在我军绕道渡河北进时,日军并未停止侵略行动。尽管蒋介石连续派大员向日方交涉议和,日方还是得寸进尺。五月七日向我提出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八日,又向我驻济南的部队发起攻击,将我驻军驱逐出城,济南遂完全陷入日军之手。蒋介石在日军不断威胁下,俯首帖耳地对日军最后通牒作了屈辱的答复。其中一条是“免贺耀组职”。不数日,蒋介石即撤免贺耀组第三军团总指挥职,派方鼎英继任,并派谷正伦继任贺的南京卫戍司令职务。当时,还保留了贺的第四十军军长职务,但贺一气之下,就离开前线跑到上海去了。我以事先有令不许部队进驻商埠,所以未受任何处分。但这次惨案,我师首当其冲,损失甚大,结果如此屈辱,毕竟是平生之耻。

(李伏波 整理) PB2/MMiD/oaHYsVgNViL/jXREFp8Y8ziU9/JqkxG8+vyGLKhrhwpZgTqivufj/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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