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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翔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和共产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阶段。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武装力量在共产党支持下先后肃清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粤、滇、桂军阀，统一了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跟着，广东各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办法，在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当时参加政治部工作的主要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由于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模范行动的影响，军队的精神面貌起了一定的变化，战斗力大大增强了。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四军进入了湖南。参加的部队有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由副军长陈可钰统率指挥。当时任团长的，第十师为蔡廷锴、戴戟、范汉杰；第十二师为叶挺、黄琪翔、缪培南。叶挺部队原为第四军独立团，它是一支新成立的革命部队，军事和政工人员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战斗力较强。独立团先于五月间作为先遣部队挺进湖南，支援唐生智第八军作战。八月间在湖北境内从汀泗桥战役开始，归第十二师指挥。
在军队实力上，第四军共六个步兵团，兵员约一万余人，装备很差。
面临着强大的北洋军阀，北伐军的战斗任务是艰巨的。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国共合作，民心振奋，士气高昂，特别是军队对战争的革命正义性有了初步认识以后，胜利的信心异常坚定。军队进入湖南境内后，当地农民组织到处欢迎慰劳，并帮助运输、带路、送信、担担架……这种支援和鼓励使军队在物质和精神上增加了一股想象不到的力量。
第四军于八月中旬通过醴陵、浏阳到达平江。平江之战是第四军第一次和北洋军阀交锋。八月十九日拂晓我军向平江之敌发起攻击。农民组织自动配合军队参加战斗，使敌军防不胜防。我军依靠农民协助，进展很顺利。激战半天，敌军全线崩溃。我军以极小伤亡，取得很大胜利。我率领第三十六团部队绕道从平江城东边攻入北门，直捣敌军司令部，大出敌军意外。敌军指挥官平浏镇守使陆沄仓皇失措，连逃走都来不及了。他用手枪自杀而死，躺倒在办公室里。
在此以前，第八军已击败了叶开鑫军，占领了长沙，向岳州推进。敌军向湖北方面败退。
八月下旬，左翼第七、第八军已与右翼的第四军取得联络，向湖北推进。第四军通过了通城、崇阳，于二十五日到达汀泗桥附近。汀泗桥是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易守难攻，历次军阀内战，均为必争之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在此设防的不下二万人。
八月二十七日第四军配合左翼的第七、第八军对汀泗桥发动猛烈攻势。吴军据守有利阵地，拼死抵抗，以机关枪和大刀队组织“督战队”，在自己的阵地后方把守，防止退却。当天战况十分激烈，直至黄昏，战局仍未能解决。此时我方得到情报，吴佩孚亲率增援部队已越过武昌南下，将抵贺胜桥；同时，江西的孙传芳亦有派兵袭击我后方之势。局势相当严重。
第四军在右翼高山地带作战，任务较重，苦战一天，进展困难，一时处于胶着状态。晚上约八点以后，我到指挥部找到了师长张发奎和俄国顾问尼纪金，研究战局。我向他们提出了下面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我军士气旺盛而装备不良，勇于进攻而不长于防御；敌军情形则完全相反。今夜如不能彻底解决战局，明天吴佩孚援军到后，必将大举反攻，使我陷于被动；加上孙传芳军在后方的威胁，前途十分可虑。我建议不顾任何牺牲，当夜实行全线夜袭，突破当前高山阵地，以挽救危局。这个意见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并立即采取措施，下令各部队对当面敌军阵地实行夜袭。叶挺表示决心，当夜一定要拿下汀泗桥。十点以后，我军全线同时突击，枪声杀声，震撼山谷。到了拂晓，终于突破了汀泗桥阵地。我军登上山头后，发现无数死伤在战壕里的敌军，大部负有白刃战的刺刀伤，足见战斗激烈程度。
二十八日我军乘胜追击。在进军中发现沿铁道两旁的树上悬着无数敌军的头颅；淹死在湖沼地带的敌军尸体亦数以千百计，令人不堪逼视。这就是吴佩孚军督战队的“战绩”。
独立团于击破当面敌人后，担任先锋，首先占领咸宁，直趋贺胜桥。这时吴佩孚已经亲自指挥增援军赶到，扼守贺胜桥阵地。但吴军在汀泗桥惨败之余，无心恋战，经我军再度猛攻后，纷纷溃退。第四军于八月三十日占领贺胜桥。
第四军乘贺胜桥战胜余威，马不停蹄，跟踪追击，九月一日便到达武昌城郊附近，原以为可以不攻而下。事出意外，吴佩孚派其师长刘玉春据城死守。
我军稍事整顿，次日即开始攻城。第四军每团各派一营兵力，编成“奋勇队”。在当时士气特别旺盛情况下，几乎每个官兵都抢先争取参加这个光荣队伍。有些奋勇队成员最后是以抽签方式决定的。
自从广东出发以来，我军长途跋涉，历经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多次战役，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战斗力较前有所减弱。又因缺乏现代化的攻城装备，主要靠从民间征发来的梯子爬城，屡次强攻，均未奏效，战斗一时陷于停顿状态。但第八军一部已于九月上旬占领了汉阳、汉口，截断了吴佩孚后路，使武昌敌军腹背受敌。我军一面围城，一面补充整顿，到十月间，实力大增，再次发动攻势。由于得到城内守军吴俊卿师的内应，终于在十月十日攻下了武昌城，俘敌守将刘玉春。武汉方面战事基本结束。
北伐战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政治上却隐含着危机。代表工农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反动派的斗争日趋尖锐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从迁都问题开始，这个斗争表面化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会议，接受了共产党人的要求，决定迁都武汉，这是适应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的。但蒋介石阴谋叛变，为便于他自己对政府的控制并实行独裁，主张迁都南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下，斗争结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终于在十二月间迁到了武汉。蒋介石对此坚持反对，逐渐暴露出他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国民政府事实上和蒋介石已正式破裂。此时，第四军已扩充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
为了打破当时的困难局面，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迎击由河南南下的奉军张作霖所部。五月间，我率第四军第十二师作为先遣部队，首先进占河南驻马店。
由张学良统率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装备优良，号称精锐，兵力五万余人，沿京汉铁路南下，在许昌、漯河附近设防。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以唐生智任总指挥，主力为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和贺龙独立第十五师及第八军一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五月中，我军集结完毕后，开始北进，先声夺人，驻上蔡的奉军富双英旅投降。我军在东西洪桥附近与敌接触，敌军且战且退，直至逍遥镇、临颍地区，我军才和敌主力展开会战。这次战役，双方兵力计八万余人。第四军、第十一军此时装备训练均比前有所改善，士气尤为旺盛。经三昼夜激战，终于击退了奉军，直取开封。
但是，在这一年中，政治上斗争十分复杂、激烈，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第四军的前途。
第四军部队，除独立团有比较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骨干，是一个真正的新型革命军外，其余各团队也有不少党团员担任政治工作。这些党团员在军队中是深得人心的。他们平时做政治训练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战时则冲锋陷阵，奋勇争先，受到了官兵们的爱戴。在整个北伐战争时期内，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四军的战绩和他们的成绩分不开。但是，他们的工作只是一般的政治工作，而不是深入士兵群众的工作，因此其基础又是不巩固的。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完全投入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怀抱，公开反共，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在此以前，武汉政府为了反蒋，错误地把汪精卫从国外找了回来。汪以假左派面目出现于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政治会议主席，这不啻为国共进一步分裂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同时共产党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出卖革命，一面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有关指示如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改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等重要秘密告诉汪精卫，一面又在党内作出投降主义的决议，命令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无所作为地退出了革命，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给汪精卫提供了有利的反革命条件。与上海、广州四月间开始的反共大屠杀相呼应，武汉方面汪精卫集团也早已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六月间，第四军结束了第二次北伐回到武汉以后，政治形势大变。当时反共高潮已经蔓延到武汉，国民党右派大事辱骂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说什么“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在军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武汉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是在蒋介石策动四面包围，反动派乘机造谣破坏，帝国主义又用尽方法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施加压力，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这次战役配合陕西的冯玉祥国民军共同作战。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间由苏联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占领陕西，当时他表示赞成革命，并主张讨伐蒋介石，支持武汉政府，受到了武汉政府的重视。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作战计划是联合冯军，消灭奉军，会师中原，以稳定武汉政权，扩大革命力量，再行相机讨伐蒋介石。但是，冯玉祥在这个革命重要关头，倒向了蒋介石。
第二次北伐战役，我军付出了一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击退了奉军，把河南地盘无条件地交给了冯玉祥。六月间，奉命开回武汉。此时我们对于所谓国共纠纷已有疑虑。当军队列车开到郑州的时候，汪精卫、孙科、邓演达等乘坐的专车也恰好停在该站。我下车找邓演达谈话。邓说他们此行是专为迎接冯玉祥到武汉去开会的。这说明他们对于冯玉祥仍寄以希望。我回到武汉后知道，冯玉祥拒绝到武汉，就在郑州开了一次会议。对郑州会议的内容，当时我们毫无所知，但冯玉祥已开始反共，对武汉政府表示不满，则逐渐成为公开的事实。冯玉祥从此不再支持武汉政府了，他不久竟往徐州和蒋介石会见。这样，武汉政府迅速趋于瓦解。很明显，汪精卫和冯玉祥的行动都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连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也完全没有预想到。国共分裂终于成为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