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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
一九二六年初，“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帝国主义及盘踞河南、湖北、湖南一带的军阀吴佩孚首当其冲。在吴卵翼之下的湖南军阀赵恒惕，则对地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于是湖南人民反英、讨吴、驱赵的力量和范围也逐渐扩大，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当时，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会、学联等五百多个团体通电全国反英、讨吴、驱赵，请求广东出兵北伐。
湖南是既有中国共产党，又有中国国民党的。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湖南共产党员也有一些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当时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及各地国民党组织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在群众中间的影响是很大的。湖南人民反英、讨吴、驱赵运动开展后，赵恒惕已知情况不妙，难以支持下去。当我的部队向长沙进逼时，赵就恐慌万状。赵恒惕最后派人和我商谈，我的话很干脆。我说：“要我到长沙来整理财政、不可能；要我和北洋军阀妥协，我不干。要么我来，要么你去。”赵见我如此坚决，形势亦不可收拾，就只好去职，要我到长沙代替他们行使省长职权。我当时没有到长沙。赵在等待的时候，忽然在住宅里发现一颗炸弹，惊恐极了，当夜就仓皇离省。赵恒惕主政六年的历史就这样告终了。留省的人，天天电催我到省就职，我把一切应结束的事在衡办好，随即去长沙。
那时留在省里的人有贺耀组、刘铏、张雄舆、刘重威、萧汝霖、唐希抃、龚浩等人。有人告诉我：“赵不走，你不来，弄成一个僵局，我们想办法把老赵吓走了（指炸弹一枚）。”他们要求维持湖南省宪的局面，省议会还要依旧开会。在这些人当中，形形色色，十分复杂：有的主张联吴，有的推荐财政司长，有的企图占据实业司长，有的想主持盐税，有的要整理厘金，有的要抓军务。至于推荐秘书，连省府的会计、庶务、交际人员他们都布置有人。我想如果这样干下去，比赵恒惕还要糟得多，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我首先将最顽固的分子如刘重威、萧培陔枪毙了；将唐希抃、刘铏等人逮捕，待军队改编后仍释放了。我要贺耀组回湘西驻常德，委龚浩为省会戒严司令、曹典球代理教育司长，其余各司司长大体照旧。这时，我一面整理湘政和军队，一面等待广东国民政府方面来人联系。不久，广东特派陈铭枢、白崇禧来湘与我联系。白崇禧与陈铭枢来后，我招待他们两位住在水陆洲的一间楼房里。他们谈了一些广东的大概情形，我把湖南的形势及吴佩孚的动向详尽地告诉了他们。
湖南自赵恒惕走后，我将第二师刘铏所部予以收编，由叶琪率领。第三师的一部退到邵阳一带，正在设法收抚中。叶开鑫在岳州一带已投向吴佩孚。贺耀组在常德也可能投吴，也可能观望。当时，我也托人到吴佩孚处设法缓兵，但看来不妙。我估计，对湖南的一、二、三师我还能够对付得了，如果加上吴佩孚在武汉的队伍，就很费劲了。那时我们会退守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严阵以待。如果广东方面能够提前北伐，只要有象征性的队伍先行出发，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长沙不致丢掉。陈铭枢、白崇禧说，北伐是肯定要北伐的，但什么时候尚难预定。我希望他们回去催促北伐。过了两天，他们走了。我又派刘文岛等人前往广东接洽。
在吴佩孚方面，我也曾派人前往联系，设法缓兵。当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兼代参谋长，葛豪任军务处长兼戒严司令。葛主张联叶开鑫，张则力主联我，遂使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后来吴变了，对我方派去的代表说话极为无礼，声言唐先生最好回到衡州，一切可以平顺；否则他将进攻长沙，再由长沙进取衡阳。吴佩孚态度傲慢异常，我的缓兵之计没有成功。这时，我派人到湘西去和贺耀组联络，并给他十五万元和二十万发子弹，约好共同打吴佩孚。我告诉他：长沙如不能守，我则退衡阳，要他在常德不动；万一吴打他时，便退守邵阳。结果贺投向吴佩孚，吴便派兵到岳阳。贺耀组从益阳出湘潭到南岳后山一带向我进攻。我只得撤出长沙。
我由长沙退到衡阳后，广东国民政府派周鳌山送来委任我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的命令来了。周说，当时北伐本来还未到预定期间，湖南既然发动起来了，中共在广东方面的人又极力主张迅速北伐，所以可能提早北伐。他还说，到湖南来的，可能是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如果长沙收复，蒋介石也来湖南，则王柏龄的一师也可能来。在长沙收复以前，先头的部队是不会多的。我说，只要有一点象征性的军队就行。就在那时，湖南省国民党的组织（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已在粤汉路沿线建立起来，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回来的湖南籍学生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名义，在沿铁路各县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已达四十余万，受革命影响的农民在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有十一万人，全省各中等学校学生也都组织起来，积极准备迎接北伐战争，进行各种革命宣传和参战准备工作。一时士气、民气为之大振，湖南的革命形势掀起高潮。我接受广州革命政府对我的任命，宣誓就职，通电全国，并立即将全部兵力开赴前线。
不久，当广东派了第四军叶挺的一团人来到湘江右岸前线时，我便决定第三天拂晓从攸县、衡山、南岳、衡西、永丰、零陵一带全线出击。说来也很凑巧，一个星期以来的连绵大雨，衡阳附近到处都是大水，到了我们全线出击那天却出了太阳，刮着东风，水也跟着退了。天时、地利、人和，敌人被迫全线溃退，我部第三天就到了长沙。
长沙收复以后，第四军张发奎的一师也到了，以后陈铭枢、陈可钰都陆续而来。当时我这个前敌指挥官所指挥的部队有：第四军张发奎的一个师，陈铭枢的一个师，蒋介石第一军的两个师，还有全部湘军等。以后汀泗桥战役，张发奎所部二团，叶挺独立团，刘兴及李品仙所部，均参加了。汀泗桥一役，叶挺独立团打得最好，刘兴、张发奎等所部也都打得很勇敢。特别是各县农民及县城镇工人组织了冲锋队、暗探队、疑兵队、运输队、宣传慰问队等，进行支援和参战出力甚大。我军占领汉口后，一直追至武胜关，直系的部队就完全垮了。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到长沙，住在交涉署。我去看他，他问：“战事很顺利吧？”我说：“国民党实行了三大政策，工农群众都起来了。这是政策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蒋说：“孟潇先生，党的改组的事体，我们以后要详细地谈谈，不是三言两语所讲得完的。”他又说：“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都要由党来决定，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他讲话吞吞吐吐，有些话，想说又不大想说似的，以后他一直未跟我谈过什么。后来他要看看我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那时我部留在长沙的大约还有一师人。我在四十八标协操坪将队伍整理好了，陪同他去检阅，我先骑马到操坪，他是坐一顶轿子来的。因为要检阅，我给他预备了一匹性格比较驯服的马，我自己骑了一匹烈性的马。我走在前面，他跟着，在后面检阅队伍。吹号时，马没有惊；呼口号时，马惊了。他的骑术实在太不高明，他被摔到地下，我只好下马陪他走了一圈。他本来想说话的，因为摔了跤，话也没有讲，就收场了。当时，他似乎有说不出的很不好过的味道。我当时心想，这个总司令，怎么这么不中用？言谈如此，骑术如此，真是不像革命军的总司令。我从心眼儿里就很鄙视这个人。
第二天，贺耀组派了他的参谋长毛炳文拿了一封信去见蒋，请求收编贺的军队，参加北伐。蒋介石对毛炳文说：“这件事我不好办。从前我们要贺参加，贺不同意，反而投靠吴佩孚，打过唐总指挥。现在你还是去见唐总指挥，看唐总指挥的意见怎样才行，我是可以的。”毛炳文来见我，我说：“你还是去问蒋总司令去吧。”毛炳文说：“蒋要我来请示你的。”我说：“我没有意见。我是欢迎贺参加北伐的。你还是马上去会蒋好了。”蒋又打电话给我，说：“贺耀组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他现在愿意参加北伐，为了增加革命力量，我们应该团结他，欢迎他。”蒋说：“请你委他一个独立师长好不好？”我说：“好，我同意。但由你委任好。”他说：“归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吧。”我说：“我没有意见，贺本人对我有疑惧，恐怕愿意归你指挥，还是直隶总司令部好。”蒋说：“也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蒋的滑头作风，其实蒋怕我指挥贺的部队，实力更强大了，转弯抹角地搞了一些名堂。
北伐军围攻武昌时，我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南湖。蒋介石由长沙坐专车到总指挥部附近的车站，问我攻武昌的情形。我说：“武昌城外面有一道护城河，城墙比较坚固，城内又有蛇山，守军较强，攻是可以攻下的，有两个办法正在进行：一是打了好几处地道，从地道突破城墙一个缺口，再从口子攻进去；另一个办法就是策动守城门的部队起义，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对象，是混成旅团长贺对廷。”蒋说：“这还不好攻？我们攻惠州时，就是冲上去的。”我说：“惠州城比这个城小些，矮些。”他说：“我是有经验的。明天拂晓，我们第一军的一个师带头冲锋，你们也跟着冲上去。”我说：“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们照办。”蒋说：“我直接告诉第一军的那个师，准备梯子，你这边也准备。”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同他的副官长张治中，打着绑腿，煞有介事地督战去。我同蒋到第一军那个师的阵地后方观战。打到将近黄昏时，死了好些人，还阵亡了一个营长、几个连长，根本就不能靠近城边，更莫说突破缺口冲锋陷阵了。蒋看攻不下来，又怕自己嫡系部队牺牲太大，吹了牛皮又收不回来，不得不勉强说：“好吧！还是照你的办法吧。”他又说：“我这第一军的师要调到江西方面去。”我说：“如果照我的办法，就是第四军也可以调到江西去。”第三天，蒋就坐火车走了。
蒋走后不久，贺对廷来投，打开城门，我们进入武昌，隧道也用不着了。湖北督理陈嘉谟及直系第八师师长刘玉春等都被俘了。武昌攻克后，记得同我一道进城到蛇山高峰的有邓演达。我们随即整训军队，准备继续北伐，将所有的湖南军队以及收编的部队分别编为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十二军（军长周斓）、第十七军（军长叶琪），另外还有几个独立师和十几个补充团，分驻湖南、湖北等地整顿。
江西南昌攻破后，武汉中央政府派了一批财政人员去办理税收工作，蒋介石都将他们赶走，所有各项税收都截留总司令部使用，其办法与从前的军阀毫无区别。那时，中央对蒋已有尾大不掉之感，后来就想削弱他的兵权。蒋原是北伐军总司令，这时就派他做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派冯玉祥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派阎锡山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派我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造成三个和他并列的军队，以分其势。
攻克武汉三镇，是北伐的第一阶段。我们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第二期北伐，即一面打到河南的郑州，一面打到江北的徐州。为了进行这步工作，第一要肃清革命队伍内部的不稳力量，第二要积极充实革命的军事力量。一九二六年冬，贵州军阀袁祖铭以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名义驻军湖南常德一带，天天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截留地方税收，暗中与吴佩孚、杨森联络一气。令他会师北伐，他却迟迟不动。大家认为他的部队是一股可怕的逆流，在革命紧要关头、军事紧张的时候，他若摇身一变，就会影响全局，危害不小。当时派往常德的军队，只有教导师的一师人，力量远在袁军之下。后来我们用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计划，将袁祖铭和他的参谋长何厚光干掉，军队全部解散，只有五天便平定下来了。驻扎在花园广水一带的直系残余部队和鄂西的吴军残部，也都次第削平，靳云鹗部也被我们收编。
第二期的北伐形势，也是十分有利的。一九二七年春，我所指挥的全部军队有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还有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就在北伐将要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月十二日的反革命政变，搞起了杀人如麻的所谓“清党运动”。当时我在武汉，还是主张坚定不移地进行第二期北伐，只要取得北伐的胜利，要收拾蒋介石也不难。
“马日事变”的时候，我正在河南前线与奉军（还有一些皖军、直军残部）激战中。接到长沙的电报，说许克祥叛变，我即急电湘南周荣光旅和其他两个团追击围剿。与此同时，又接谭延闿、汪精卫、孙科等来电，大意说：长沙许克祥叛变，已派苏联顾问鲍罗廷偕同邓介松、周鳌山（好像还有彭泽湘）等人，乘专车前往长沙了解情况。但车至岳州，为周磐部所阻，只得折回汉口。据说，夏斗寅有由鄂城进犯武昌之意，在南阳的方振武所部也有不稳之势。他们认为战线太长，要我只留小部队在漯河、信阳一带，即率大部回镇武汉。
当时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许克祥叛变，我已令在湘的军队围剿。河南前方情况很好，右翼张发奎、贺龙所部迫近上蔡（守上蔡的是奉军旅长富双英），正面第三十六军刘兴所部以及第八军、第三十五军各一师逼近许昌，我打算在奉军主力和重炮未到以前打垮他们。我估计前方敌人一被击破，其他方面就不敢动。武昌有第八军一部及叶挺所部，对付夏斗寅是绰绰有余的。不久，谭延闿又来电说：“张翼鹏（他代我行使湖南省主席职权）处理不当，改派周斓代行湖南省主席职权。”我回电说：“国府既然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不久，奉军被我们攻破。我们乘胜追击，第三十六军抵郑州，奉军退过黄河北岸；上蔡被克复，奉军旅长富双英亦投降。我到郑州后，要右翼军队不必进开封。于是冯玉祥先头部队（骑兵）未发一枪进入开封，他自己来到郑州。谭延闿、汪精卫、于右任、徐谦也由汉口先到我处，与我同车到郑州，举行了“郑州会议”。我将河南的事情留交冯玉祥。以后张发奎、贺龙部，均调到江西。我们回到武汉即进行东征，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收复安庆、芜湖。在安庆收编了陈调元的部队，将直奉皖的队伍，消灭的消灭，收编的收编，这都是国共合作取得的胜利。
北伐军将攻郑州开封时，武胜关至信阳一带的红枪会，经常出来骚扰破坏。当时河南的红枪会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姓刘的掌握，时时破坏交通，以致火车不能畅行。那时，我一方面派军队护路，另一方面靠铁路工人修复，但还是完全依靠中共所领导的工会支持，才能保证通行。还记得我们攻开汉阳城时，吴佩孚坐一列专车逃走，拖了许多东西，前、中、后共有三个火车头。铁路员工们想办法使中间和后面的火车头比前面的开得快些，将列车挤翻了，吴佩孚只好坐在前面的车头上跑了。当时铁路员工在中共领导教育下，觉悟是很高的，组织得很好的，对北伐军的支援是很大的。
在北伐战争中，农民支援军队也是我从前所没有见过的。我还记得一件很突出的事情。正当北伐前线战事紧张，许克祥叛变之后，各地农民都不帮助军队运粮了，粮食运不到河南，对北伐军的威胁很大。当时漯河只存几天的军粮，我从漯河打电话到武汉给周鳌山。我对周说：“你赶快去找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想办法。”不到一个星期，岳阳的粮食就运到了漯河。周鳌山事后告诉我，他在武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唐先生北伐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一定帮忙。我一定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那时军粮紧急危在旦夕，假如粮食不能如期赶到，要想打败奉军取得北伐的第二期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国共分裂以后，我由前线回到武汉。谭延闿、汪精卫分别告诉我，说是政治主张不同，不得不分。我问他们今后怎么办？他们说准备在庐山开一个会商量。庐山会议以后，他们都到南京、上海去了，提出了“讨赤”“讨唐”的口号。我那时在武汉，看不清局势的发展，也动摇不定。这段时期，我上了汪精卫的大当，我被他欺骗了。他在政治上是想利用我掌握的武力，来做他的后盾。他能说会道，比如什么“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等等，讲得十分漂亮。但是此人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他在武汉主张反蒋，谁知一变又和蒋合作了。国共分家后，我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军队也失去了群众的支援，结果害人害己，走上了军阀的覆辙，参加了军阀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