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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使大革命的胜利达到了高潮。
北伐是在我们党支持下进行的。对北伐，蒋介石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通过战争，可以吞并各派势力，发展地盘，又可以排斥异己，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局处广东一隅，由于左派力量过于强大，很难达到这些目的。而在我们党内，据我知道，对北伐开始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就有不愿意北伐的意思。他认为进行北伐，革命力量相率离开，广东这个左派根据地就可能保不住。
这当然不对，北伐还是应该的。否则，各路军阀，尤其是吴佩孚、孙传芳，他们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盘踞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地，与广东对峙，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能推进国民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我和黄锦辉等军委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仍然通过各种办法，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开展工作，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主要的内容是为北伐作准备。
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的蓝图大体上已经准备就绪。这个蓝图是由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帮助制定的。
北伐军的主攻方向是沿京广线北上。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与其他军一起，长驱直入，于八月下旬，占领了湖南全省。接着又攻占了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九月上旬，又乘胜占领汉阳、汉口。武昌守敌遂孤悬江东。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决定我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碰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
我原定是从陆路去长沙的。但当时粤北、湘南一带霍乱流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了许多同志，其中包括加仑将军的翻译袁庆云同志。他也是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多年，是个很好的同志，这次在韶关被霍乱夺去了生命。陆路不便，就改走水路。我乘船到了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又乘船经武汉、岳阳到了长沙。
攻占贺胜桥之后，我就从长沙经汀泗桥赶到贺胜桥。战场还没有清扫，我就到了。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很激烈的。我军打得很英勇。吴佩孚则派了大刀队督战，谁退下去要杀头。我到汀泗桥、贺胜桥时，就看到吴佩孚的有些士兵不敢撤退，吊死在树上。当时正是九月初，天气很热，死尸都烂了，臭味令人窒息。我在火车上都感到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把马灯里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才稍好一些，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叶挺独立团的伤亡也很大，尤其是连排干部。他们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弄得我们补充都来不及。要兵、要干部，当时我们都很难解决。
革命军占领汉口、汉阳之后，大军包围了武昌。叶挺独立团又是攻武昌的主力。我到了武昌城下，就住在叶挺的团部。我那时经常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保持和各部队的密切联系。
有一次，在武昌南湖，我遇到了蒋介石。那天，我是去找加仑汇报的。加仑他们不少人在一辆火车上，王一飞当翻译，陪着加仑。此外，在这个车厢里，还有白崇禧、张治中等。我见到加仑，向他汇报了前方的情况，谈得很晚，才告别出来。没想到在返回部队的路上，碰到了蒋介石。他坐在轿子上，前面有两个灯笼引路，后面有两个灯笼跟着，四个人抬着轿，和我碰了个对面。我是一个人，他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管我。
十月十日攻克武昌。起初，我们刚到武昌城下，以为可以很容易打下来，因为敌人只是刘玉春的一个师。但是，一方面是武昌城墙很高而且坚固，我们没有炮；另一方面，武昌又有英国人的支持，英国军舰在汉口、武昌间经常开来开去，接济刘玉春；加上我们又有些轻敌情绪，只是一味强攻，没有啃下来。以后改成挖洞爆破，也没有成功。叶挺独立团伤亡很大。后来，唐生智的第八军到了，又发动攻城，同样伤亡很大，还是没有成功。最后只好改用围困的办法。这个办法，敌人受不了，没有饭吃，军队支持不住，军心大乱。当我们打开武昌时，城里的人，拼命往城外逃，挤得不得了，确实饿急了。就这样，围困了一个多月，才攻占了武昌。
武昌城里，有我们党湖北省的一个小军委。武昌被围时，他们也被围在里头，我军攻下武昌，我就随先头部队进城。城门口堆积着大量的沙包，由于数量过多，一时搬不完，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我就扒着堆积的沙包钻了进去，目的是赶快找到湖北省军委并建立军委的办公处所。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怕。
我刚进城时，城里的秩序很乱。特别是唐生智的部队，他们到处抢掠，抢来的绸缎，还互相争夺，你扯住一头，他扯住一头，相持不下，把大街都挡住了，过都过不去。
我进城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省军委。通过他们，了解了情况。找到了一个弄堂，叫中和里，是一条死巷子，全是逆产，没有老百姓。我把整条巷子全部号下了，就把军委设在这里，和湖北省军委一起办公。接着，省委、省团委随之挤了进来，叶挺连家眷也带到这里来了。一时间，这里的人相当多，成了一个不小的机关。
这时，恩来同志还没有来，湖北省军委的工作，就由我主持，任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不久，张国焘来任湖北省委书记。
后来，陈独秀到了武汉，我去见了他，把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汇报很不耐心，讲到军事，他一言不发。这使我想到初回国时，我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汇报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情况，他也是一言不发，很不耐心。这一点，我的印象很深。这一次，谈了半天，他只说了个“那好”，就扯其他的问题，分析国民党内的矛盾啊等等，就是不谈军事问题，东拉西扯了一会，我只好告辞出来。
中央机关到了武汉之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分成了两个摊摊。一个仍在武昌中和里，另一个设在汉口友益街。友益街的这个机关多是高级的领导同志，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由张国焘主持。一般的对外接头，还是在中和里。我则经常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形势已经显得紧张。蒋介石占据着长江下游，他利用南京、上海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方面，集结了这样多的军队，又要继续北伐，得不到经济支持，可是个大问题。因此，想要制伏蒋介石，但又难于决断。宁汉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正是这个缘故，许多人都在盼望汪精卫（汪精卫是中山舰事件后出国的），希望他能回来收拾这个局面。四月初，汪精卫回国了。他一到上海，一方面发表了《汪陈（独秀）联合声明》，同一天，又发表了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声明。汪陈声明是假的，汪蒋合作才是真的。
接着，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占领杭州，三月二十日进抵龙华。上海守敌十分紧张。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给上海守敌以致命打击，我们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不同于前两次。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周而失败。这次，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又加强了领导，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是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到二十二日晚，就占领了整个上海。三月底，蒋介石进入上海，和帝国主义、青洪帮勾结起来，于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政变。他下令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大量地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我们的组织遭到破坏。上海和汉口之间党的联系也告中断。
党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定要我和李立三同志到上海去，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中央交代我们的任务是：李立三同志负责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我去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受领任务后，我和李立三紧急赶往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一批顾问同车去上海。蒋介石那时仍有许多苏联顾问，这些顾问要到上海去，他们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人。就这样，顺利地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找到了赵世炎同志家里，以后找到了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我们了解了受损失的情况，又研究了下一步分头整理组织的计划。大家对蒋介石无不切齿痛恨，想不到他竟阴险毒辣到这种程度。会后，我住在颜昌颐同志家里，颜昌颐那时在上海军委工作，我和他一起，协助恩来同志对工人纠察队处理了善后，整顿了组织，把大批同志转入地下。不久，中央要开“五大”。恩来同志是“五大”代表，我也是代表。我们原定是要赶到武汉参加会议的，可是赶到武汉时，“五大”已经闭幕。
我们回到武汉，虽然由叶挺指挥武汉卫戍部队、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刚镇压了夏斗寅的叛变，但形势仍然显得十分紧张。汪精卫回到武汉，表面上装作要反对蒋介石，实际上，他们正在加紧勾结，一致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到了六月份，汪精卫和我们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到七月中旬，他终于公开叛变革命，我们被迫进行南昌起义。
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人手少，事情多。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武汉，就由军委分配。林彪被我们分到了叶挺的独立团当见习排长。这是黄埔的规矩，毕业学员要在部队先见习三个月，尔后才分配正式职务。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也是成天络绎不绝。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好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能顶得住。湖北省军委，开始只有我和欧阳钦等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
早期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
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
朱德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党就派他到四川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他们原来就认识，在旧军队里互相打过仗。那时候，杨森正脚踏两只船，与我们共产党也在拉关系，就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蒋介石一反共，杨森也跟着反共。于是，朱德同志来到了武汉。朱德同志说，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开展工作有有利条件，军委就决定把他分到了南昌第三军。朱培德开始委任他为公安局长，以后改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同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陈毅同志也是那个时候从四川来到武汉的。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哪里，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部队去当兵。后来，陈毅同志在街上碰到了颜昌颐同志（这时颜昌颐同志已由上海调中央军委工作），颜昌颐回来给我说了这个情况。我们把陈毅同志请到军委，正好武汉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去做党的工作。
小平同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他来到武汉后，经军委介绍，到了党中央工作。
伯承同志在泸州起义失败后，转道陕南来到武汉，找到军委。他到得最晚，我与他见面后不多天，就出发去准备南昌起义了。南昌起义中，伯承同志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从我对陈独秀的接触，他确实没有掌握军队的思想，更没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因此，当我们党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就使革命归于失败。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如果我们党重视这条真理，牢牢地掌握了军队，必要时可以把领导权夺过来，被迫分裂时也有力量，那就不是这个局面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沉痛教训。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节选自《聂荣臻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