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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性质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破坏。1858年和1860年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进而又将魔爪伸向图们江沿岸。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枯竭，增加东疆防御力，不得不放松对鸭绿江和图们江北岸的封禁，开始默许乃至允许朝鲜垦民的越江谋生。
同一时期，朝鲜也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李朝哲宗时期（1850～1863），朝政腐败，政局动荡，瘟疫不断，面临内忧外患，朝鲜举国上下无不处于恐慌之中。为了生存，许多朝鲜农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到我国东北。尤其是1860～1870年，朝鲜北部频繁发生自然灾害，刚躲过大水灾，接连又发生虫灾、旱灾，啼饥号寒，民不聊生。关于1860年水灾时的境况，《日省录》有这样一段描述：“垣壑溃决，产业荡失，船盆破坏，仓谷淹没”，“黎庶之惊慌逃命，扶携号泣之状，不忍思不忍闻”。抱着一丝求生的希望，大批灾民冒禁越江，掀起了移民浪潮。
据史料记载，在鸭绿江以北地区，朝鲜平安北道观察使面对灾民逃荒的惨状，无奈默许。据《李朝实录》记载，1866年12月，朝鲜庆源府阿山镇70余朝鲜饥民犯禁潜入珲春。而当地满、汉民众不忍目睹朝鲜饥民越江的惨状，未举报于官衙，收留并帮助他们，给他们借垫牛、粮、房屋等。1869年和1870年，朝鲜会宁府恳请朝廷救济饥民，并默许朝鲜饥民往延边和沿海州一带流迁。清光绪元年（1875），为了固守边疆、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废除奉天省的封禁令，开始招民开垦。虽然这是以汉实边的移民政策，但客观上为朝鲜流民的大量迁入提供了契机。在图们江以北地区，朝鲜政府严防灾民往图们江以北逃荒，沿江设置了60个炮幕，派兵驻守，但也无法阻拦求生越江的难民。大批的灾民渡江越境迁入龙井、图们、珲春等地。1875年，鸭绿江北岸的朝鲜垦民在通化县上甸子、下甸子等地试种水稻获成功后，很快推广到邻近的兴京、柳河等地，这又吸引了更多的朝鲜垦民。
19世纪末，沙俄侵略者的魔掌延伸到东北地区。清政府为了防御沙俄侵犯，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解决饷源问题，逐步开禁并实行移民实边政策。1880年，吉林将军铭安和吴大澂为抵御沙俄侵略，带军驻扎于宁古塔、珲春等地，同时在南岗（今延吉）等处荒地试行招垦。1881年，在珲春设招垦总局和分局，并派人去往山东等地招垦。1883年，清政府对朝鲜移民实行怀柔政策，同朝鲜签订《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并在和龙峪（今龙井市智新镇）、光霁峪（今龙井市开山屯光昭村）、西步江（今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三处设通商局卡。1885年，清政府废除了封禁政策。
为了防范俄国与朝鲜陆路通商，安抚朝鲜垦民使其不生心外向，清政府将和龙峪、光霁峪、西步江三处的通商局卡改为越垦局，兼理朝鲜垦民事务。同时，在图们江以北地区划出长约700里、宽40～50里的地方为朝鲜移民专垦区。这一政策性的转变，使万千朝鲜垦民终于有了安家立业之地，并以此为中心很快形成了朝鲜垦民聚居区。当初设立越垦局时，朝鲜垦民的居住地主要在和龙峪所辖之地，但后来招垦的汉民无力耕种大面积荒地，就招来朝鲜垦民耕种。如此，朝鲜垦民逐渐进入了汉民垦种的区域。还有汉民把部分荒地卖给朝鲜垦民，从而使一些朝鲜垦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这一时期，朝鲜地方官员不顾清政府的反对，继续对朝鲜垦民征收租税，实行其“管辖权”。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朝鲜垦民的管理，实行“薙发易服”，“与华民一律编籍为氓，垦地按年纳租”。虽然这是一种强迫同化政策，自愿入籍的人很少，但垦民若归化入籍就可获得合法地位。
图们江以北，1890年朝鲜垦民“尚不过数千人”，到1894年增至4300余户，20800余人，该地区首先成为朝鲜垦民的一个较大聚居地。当地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为了增加财富，在放荒之际大量霸占荒地，以开荒五年不收租，提供房屋、粮食、种子和一些农业资金等“优惠条件”来招揽朝鲜垦民为其劳动，或直接雇用朝鲜垦民，或将地租让给朝鲜垦民。这些“优惠”对于生活潦倒、食不果腹的朝鲜贫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而吸引了不少朝鲜贫苦农民。从上游四堡（安远、绥远、宁远和镇远）的三十九社到下游珲春的六社（春和、春华、春明、春融、春阳和春芳），朝鲜农民不辞辛苦，垦荒定居。据珲春招垦总局调查，1881年朝鲜移民聚居的延边地区熟地面积已达2.7万多垧。
1890年年初，朝鲜垦民从西伯利亚和延边大批迁入北满地区（今黑龙江地区），并在多地建起朝鲜垦民村。1897～1903年，沙俄为修筑东清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形）雇用了许多来自朝鲜或南满（今辽宁地区）一带的朝鲜垦民当劳工。铁路竣工后，一部分人就落脚铁路沿线的哈尔滨、一面坡等地区，从事农耕或经营饭店、旅馆等。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朝鲜垦民是从朝鲜北部经西伯利亚迁来的，内蒙古满洲里的朝鲜贫民是19世纪末从宁古塔经嫩江流域移居于海拉尔，东清铁路竣工后定居于此。
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10月1日建立朝鲜总督府，总督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统率朝鲜陆海军，掌管朝鲜半岛全部政务，从此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地区很快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这一历史时期，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朝鲜移民流入中国，形成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民族大移动。这些流迁人群中，除了大批的为生计流迁的朝鲜农民以外，还有为躲避日本军警的监视和迫害，流亡到中国许多地区进行抗日救国运动的爱国志士。他们不甘沦为亡国奴，极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压迫与掠夺，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光复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日救国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朝鲜后，为了掠夺朝鲜农民的土地和粮食，实施所谓的“土地调查事业”（1910～1918）及“产米增产计划”（1920～1934），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朝鲜农民破产。这些穷困潦倒、流离失所的朝鲜农民为了生计纷纷越江到我国东北。尤其是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被日本帝国主义暴力血腥镇压，致使数万朝鲜人死伤或被捕，而且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这就促使一批朝鲜人流亡国外，一些义兵部队把根据地转移到我国东北，还有众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者举家迁居东北。他们在东北办夜校进行抗日教育，办武官学校培养抗日军政人才，建立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为赶走日本殖民者，光复祖国，四处奔波。
同一时期，东北地区铁路安奉线、京义线、天图线与朝鲜铁路连接，促使朝鲜南部尤其是三南道地区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他们通过铁路直接进入沈阳，再从沈阳迁入南满或北满各地。民国政府在东北大力实行丈放官荒和促垦政策，造成了东北新垦区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许多承领大片官荒的地主们不得不招徕垦民。当时，朝鲜移民成为受欢迎的劳动力主体，大量朝鲜半岛人涌入东北。
鸭绿江沿岸的长白、临江等地，在1905年已落户的朝鲜垦民不足9000户，到1911年增至12000余户，共有50000余人。黑龙江地区，1910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20～30年代，迁入的朝鲜垦民急剧增加，几乎遍及黑龙江各地，1930年黑龙江地区的朝鲜垦民近45000人。1930年，延边朝鲜人占东北地区朝鲜人的63%。
1919年，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达431198人。据当时日本领事馆资料记载，1929年末，迁入东北的朝鲜人共计619276人，然而实际数字要远超这一数据。这一时期迁入东北的朝鲜人，无论是经济上遭受掠夺的农民还是政治上遭受压迫的流亡者，几乎都是囊中无物的贫困者或无产者。他们大部分依附于当时的地主或富农，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活。例如，奉天省的东边道地区（今吉林省通化地区和辽宁省丹东地区），朝鲜移民中98%是佃农，而沈海铁路沿线的朝鲜移民没有自耕农，都是佃农。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不仅开荒种田，而且还将大量的旱田改为水田，普及水稻耕种，为近代东北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扶植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东北进入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经营满洲战略中，采取了“以鲜治华”政策，制订“朝鲜移民计划”，决定把朝鲜移民作为伪满洲国国民“构成分子”，唆使、蛊惑、强制大批的朝鲜居民移居东北各地。尤其以“开拓团”名义利诱、哄骗或强制那些破产的朝鲜农民移居到东北地区。这一时期，一些朝鲜人感到民族解放和祖国独立非常渺茫，加上日本朝鲜总督府将“满洲国”描述成一方“乐土”，幻想到“满洲国”实现发财梦。1932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有67万，1934年增至72万，1935年超过80万。1937～1940年，日本以“开拓团”名义强制移民到东北的朝鲜农户近15000户。东北的朝鲜人，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前后各占一半。经过几个阶段的流迁，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中国的朝鲜人已达216.5万人。
随着日本战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朝鲜半岛获得光复，将近一半的朝鲜人陆续重归故土。而留下的朝鲜人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如今中国朝鲜族的主干。这些朝鲜族先民纵然一无所有而来，但他们凭借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品质，挥洒血汗，辛勤劳作，用双手托起了一片广袤却荒芜的黑土地，为东北地区的开发、保卫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